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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在解决农村的各种问题时,还差点什么?

2022-5-14 16:23

来自: 深耕田野


“最近这几年,我时常会反思过去的工作并感到焦虑:看到农村的需求,我们就风风火火、一腔热血地去干,虽然看似在解决问题,但放在社会和历史的角度来看,我们做的事到底发挥了什么作用?是促进社会改变还是开历史倒车?解决问题,就够了吗?社会结构给‘三农’设定了位置和命运,也就设定了我们在农村工作的‘框’——我们如何理解和触碰这个它?” 

1、无法回应的村民需求

2006年,我从学校毕业,到云南的农村驻村工作。那时候,成天去村民家访谈、跟村民上山,主要是了解村里的主要经济作物“生姜”的情况。

当时的团队之所以把生姜作为一个切入点,是因为生姜产业碰到了很大的问题:在种植方面,一种村民称之为“姜瘟”的病害可以让生姜在地里烂成一滩水。以前村民种1斤姜可以收10斤,现在连种子都收不回来,生姜就没法种了;在市场方面,生姜的价格每年、每周乃至每天都会有变化,村民总是跟不上市场变化,种姜、卖姜这件事,对村民来说也充满了赌博的意味。

这些问题直接导致当地生姜产业的衰败,又影响了大量村民外出打工。村里的年轻人一下子少了很多,留在家的村民也在尝试各种办法谋出路。一个热闹、有活力的少数民族村子,突然就与中国绝大部分村庄一样,变成了一个近乎空心的村子。

说起来好笑,那几年,我在村里要了解生姜的情况,所以逮到人就问生姜怎么种、怎么卖……结果,村民都以为我是去帮他们卖生姜的,因为他们想要好一点的价格、大一点的市场,但在现实中没得选。这是村民的需求,也是当时村里碰到的主要问题之一。

我去卖生姜?这不是团队给我的任务。所以,进村半年后,我觉得承受不了这期待,也觉得我们的工作没有回应这需求,于是提出了辞职……

十年之后的2016年,在广州北部的村里,我们看到了同样的故事。村民大量种植砂糖橘、并以此为主要收入来源。但首先是市场价格波动让大家苦不堪言,然后又是黄龙病肆虐、导致橘树大片大片地死掉。也就那么一两年的时间,砂糖橘这个产业在当地基本消失。而原本留在村里、可能一辈子都没出去打工的中年人,也都往外走了。

干农村工作的,把村民都干跑了,人生中最痛苦的事莫过于此。

2、共同的命运背后,到底是什么?

直到后来,我才知道,生姜的问题不只发生在云南,也在南方各省、甚至山东等地现身;砂糖橘的悲哀,早已在广东省的其他地市上演过多次,如今也威胁着江西、广西等柑橘种的大省。至于每年卖不出去、只好打悲情牌促销的香蕉(在海南)、菠萝(在湛江)、芒果(在广西)、白菜(在山东)……似乎也面临一样的问题。

所以,就算我当时真的去卖生姜、也卖得很好,能逃得过姜瘟吗?好,即使我们后来改变种植方式、发展生态农业,是没有姜瘟和黄龙病这样的威胁了,但市场的问题也一直突破不了。

我有这样的感觉:在农村工作中,我们所做的每一个动作,好像迟早都会碰到一个框,这个框是封闭的,也是最难突破的。就好像,不同的地方,不同的蔬果,不同的村庄,都在重复同一种命运。

那么,这共同的命运背后,到底是什么?我们碰的那个框,又是什么?

今天,当乡村振兴成为国家战略、更多社会组织进入乡村,我们也一样会面临这样的拷问。因为一进场,我们就发现,乡村的需求实在太多、要解决的问题实在太多:留守人群需求突出、产业发展困难、传统文化衰败、生态环境恶化、社区互助系统瓦解、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不足、村民不参与公共事务……这些都是我们可以做的,每一项又可以继续细分,要干的事实在太多了。

但,干这些事,会不会也碰到某个“框”?每个村子都有这些类似的问题,我们会不会去想,“这共同的命运背后,到底是什么”?

3、从“眼前的问题”到“正面那个框”

去年,我跟一位在云南做困境儿童服务的师兄走了一趟,听他讲了困境儿童的种种情况和他们的工作。他们做得非常扎实,也跟政策和政府资源对接得很好,确实是能够编织一张社会支持的网、兜住困境儿童可能被毁掉的人生。但师兄也说,这些孩子长大后,绝大部分还是会进城打工、并以此为基础建立自己的新生活——这也算是一种正常的人生了。

可是,这种“正常的人生”就是困境儿童的出路了吗?我总是想,这是不是将“生病的韭菜”发展成“正常的韭菜”了呢?这种“被收割”的命运,到底有多不同呢?困境儿童服务,似乎在这里就碰到了那个“框”——社会结构为这个人群设定的位置和命运。我提出来跟师兄讨论,师兄说,最想做、最期待的,其实是这些儿童长大了能像他一样,选择别样人生、服务家乡里的更多人。但要这样做,我们也就必然要正面那个“框”,理解它、触碰它、改变它。

师兄的思路是清晰的,因为他既知道那个“框”是什么,也在踏实地解决眼前的问题。那么,我们这些进入乡村振兴领域、干农村工作的青年们呢?我们怎么理解“框”,选择从哪个问题开始干起,又怎么打通从“眼前的问题”到“正面那个框”的路?

这几年,我时常反思自己的工作并感到焦虑:看到农村的需求,我们就风风火火、一腔热血地去干,虽然是在解决问题,但放在社会和历史的角度来看,我们干的这些事到底发挥了什么作用?到底是在促进社会和历史进步,还是在开历史倒车?解决问题,就够了吗?

这个问题或许不合时宜。因为公益行业是特别强调需求/问题导向的——这是行业价值的证明和专业性的支撑——所以,要在这些方面特别钻研,这几年更会细致地讨论“痛点”、“用户画像”,但同时,也不怎么谈社会分析和价值观了。行业里发展得越来越精细的,是方法、手段和工具,以及这些凝结为一体的“产品”。

这些当然是重要的,但这些是不够的——百年前,中国新文化运动阵营内部的“问题与主义”之争,已将这道理说得很明白。当时争论的双方其实都认同,既要研究解决问题的实际办法,也要发展使关心问题的人都认同的理想。因为这些人想要改善社会的动力和投入度可一点都不比我们差,所以,我觉得他们的讨论也是值得借鉴和重温的。

解决问题,就够了吗?

对于行动者来说,没有社会结构的视角和历史的视角,也无法回答上述这些问题。尤其是在面对“三农”问题和乡村振兴这么大的命题时,这两个视角尤其重要。社会结构为“三农”设定了相应的位置,也就设定了我们参与乡村振兴必然会碰到的“框”;要理解这个“框”,又必然要重回其历史脉络,并从历史的实践中获得启示。这就是社会结构的视角和历史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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