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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年,英雄的上海曾经这样抗疫

2022-5-11 09:31

原作者: 王刚 李芳菲 海上孤鹜 来自: 上海党史网,知乎网,“方志青白江”公众号
导     语

1988年,上海突然暴发甲肝疫病,感染人数高达30多万人,这给上海的卫生部门带来巨大挑战。然而,仅用了两个月的时间,上海就有效地控制了疫情的蔓延。当时的上海没有“小汤山”,医疗资源也相对匮乏,却通过依靠人民群众这座大山,最终战胜、消灭了病毒,赢取了抗疫的胜利。

作者|王刚 李芳菲等
责编|侯宇  侯Q
后台编辑|童话


1988年,上海突然暴发甲肝疫病,感染人数一度达到30多万人,给上海的卫生部门带来巨大挑战。在中共中央的领导下,上海市各级党委、政府迅速采取有效措施,在很短的时间内平息了这场传染病的流行。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上海市政府是如何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的,英雄的上海市人民又是如何众志成城,通过采取切实有效的防控措施,最终战胜、消灭病毒的。

毛蚶

一、突如其来的甲肝疫情,致上海30多万人感染

1988年元旦刚过,上海市民都沉浸在准备过春节的喜庆气氛中。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一场规模巨大的疫情悄然而至,并在短时间内改变了许多上海人的生活。最初,一些上海市民中出现了不明原因的发热、呕吐、厌食、腹泻等症状,本以为是普通的感冒,但患者不仅全身乏力,而且面色越来越黄,甚至眼睛都发黄。在就医过程中,接诊医生发现了其中的规律。据上海市黄浦区传染病医院和黄浦区中心医院杨廉奎、刘小庆两位医师反映:“据不完全统计,至17日下午3时许,两家医院已发现20余名因食毛蚶而患甲型肝炎的病人。”

1988年1月18日,《解放日报》一篇报道让上海人为之一震:《卫生部门和广大市民请注意 毛蚶可能携带甲型肝炎病毒》。当天报纸投递到唐家湾地段医院时,正在医院就诊的43名病人都有明显的甲肝特征,时为内科医生的邵影回忆道:“后来一天比一天多。这个状况我们以前没碰到过,通知病人都来不及了。”

当年的新闻报道

“1月19日,上海甲肝发病人数上升。当天传报人数134人,累计633人。上海市卫生局立即召开区卫生局局长、市级医院院长和防疫站站长会议,商定5条防治措施,并成立防治肝炎领导小组,统一指挥全市肝防工作。”(《上海卫生志》)1月19日这个普通的日子,被视为一场凶猛传染病在中国这个最大城市的爆发日,成为20世纪上海被关注的一个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起始日。

一周后的27日达5467例,到月底已是五位数12399例。自1月中下旬起,每天递增200至300例,后每天递增1000至2000例;1月30日至2月14日每天超过1万例。其中2月1日为高峰,19000多例。

在市邮政局,1.1万多职工中有患者1200多名。黄浦区发病3.1万例、静安区发病2.09万例、普陀区2.51万例……南市区可谓风暴中心,“区境发现49615例,发病率为65‰,占全市发病总数的六分之一左右。”(《南市区志》)据《上海卫生志》:病毒性肝炎是上海一个主要传染病病种。1956年列为报告病种,后在1960、1967、1974、1979、1982和1983年发生6次较大流行,后两次均为食用受甲肝病毒污染的毛蚶引起。而“1988年全年发病352048例(市区310746例),发病率为2803.0/10万,是一次罕见的特大食物型甲肝爆发流行。”

当时的疫情涨势图

在上海其他医院,与唐家湾地段医院同样症状的患者增速惊人。医院里,无论挂号、就诊还是化验,到处排长龙。不少人天没亮就来排队。当年在静安寺地段医院工作的沈雪芳医生记得:“有的人排队排到一半晕过去了,没有力气排队,我们看到他晕倒了,就把他抬进来。真的很可怕,真是排山倒海的。”

如何防控和消灭这场疫情,成为摆在中国共产党人面前的一次重大考验。上海市各级党委、政府在中共中央的坚强领导下,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很快在3月中旬有效控制住疫病流行,到4月份逐渐消除,从而保障了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

二、防治甲肝疫情:靠的是人民这座大山

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发生后,尤其是重大传染病暴发流行时,除卫生行政主管机关组织各种各类医疗保健机构、卫生防疫机构迅速采取各种医疗救治和防控措施外,还需动用检验检疫、交通运输、航空运输、工商、物价、税务、公安、财政、劳动保障等各方面力量,建立应急指挥中心以负责疫情预判和预控对策选择,可以说,建立一个权威的专门研究、处置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统一领导和协调的组织是十分必要的。

在中央政府的统一领导和大力支持下,上海市委、市政府迅速成立防治甲肝领导小组,协调全市的行动。各区县政府和委、办、局、工厂、企业、街道也成立了肝炎防治领导小组,以加强对肝炎防治工作的领导。

要想切断病毒传播,就需要把病人一个不漏收进隔离。可是,当时的上海面临病床数量严重不足的状况。据时任分管卫生的副市长谢丽娟回忆:“上海各家医院,包括肝炎等传染病房,以及所有的内外科病房,当时总共有病床5.5万张,但甲肝病人数以万计,且发病时间十分集中,即使医院里任何病人都不收治,腾出所有床位,也无法解决他们的住院问题。”

然而,短短几天内,上海市就依靠以下措施迅速地解决了病床问题:

一是医院挖潜增能,市传染病医院原有肝炎床位290张,利用办公室、会议室、浴室、走廊,包括自行车棚,共增1228张。这些床位是由天通庵路总院、同心路在建分院、一所学校和一幢未入住的居民楼联合组成的。时任院长巫善明说,“等于开了四个医院。”一妇婴把原vip单间改隔离病房。上海、宝山、嘉定、川沙4县准备出病床约500张,接受市区患者。全市卫生系统共增床位60434张。

二是“条包块管”,“谁家的孩子谁家抱”。工厂企业把仓库、礼堂、招待所、文化馆等改成临时隔离病房,让本企业甲肝病人入住。

三是社会支持。解放军八五医院增床位近300张接受地方患者。部分旅馆也转变功能,临时被征用为隔离病房。黄浦区征用了严桥中学、潍坊小学、浦东文化馆、安东旅馆等,设病床4000余张。静安区利用学校、新建住房、文化站等11处场所增床位9952张。杨浦区设病床1.8万张。浦东提供乳山新村刚竣工的多层楼房20幢。自带折叠钢丝床的李达生先生,住进曹家渡地段医院临时由剧场改成的甲肝病房,那里可住400多患者。剧场用布帘隔成男、女病区。睡在舞台上的他感叹:“我真有点佩服市政府的办事效率,面对特大型传染病传播,临危不乱,采取措施果断,动员社会一切资源,妥善安排病人住院医治。”

据统计,全市在甲肝流行期间共收治甲肝患者155904人,其中卫生系统收治患者98591人,工厂企业收治患者57313人。全市共增设1254个隔离点和118104张床位。另外,全市共开设家庭病床29338张。

1988年,华山医院为应对甲肝疫情,搭建的临时病房

在治疗方面,全市10万医务人员中,约有6万战斗在第一线。护士们每天三班倒,每班10多小时。驻沪三军400多医务工作者也每日平均工作12小时,1000多名离退休医务人员,近3000名医学院校和中专卫校的师生们也积极投身肝炎防治工作的第一线。“如果接到报告某户人家有肝炎病人,防疫部门马上会派人上门,免费送上漂白粉,指导他对粪便等消毒处理”。针对家庭病房,医生、护士还会组成家庭病房组,定期上门巡回治疗。

在防控方面,卫生防疫部门对甲肝患者的家庭成员、同事、共同居住者、医护工作人员,以及免疫能力低下的儿童和孕妇、环卫工人、接触食品的操作工、炊事员、保育人员等重点人群开展丙种球蛋白的预防接种,提高其免疫力。然而丙种球蛋白经常断货,库存空了,采购站就向全国采购。采购价高于上海售价,亏本买卖也要做。

《新民晚报》及时刊发短文,建议市民减少外出,主动切断传染源

当时的上海正是依靠人民这座大山,依靠党政机构集中统一的领导,采取防治结合的综合方式,形成防控疫病的社会合力,才得以及时遏制疫情传播,在短时间内扑灭了这场灾害。

三、追根寻源,及时制定防控策略和措施

明确传染源是有效防控甲肝病毒传播的首要工作。1月25日至2月25日,上海全市组织了12个区1200多名防疫人员,进行急性肝炎病例配对和居民整群抽样等流行病学调查。配对调查结果显示:生食毛蚶与不食毛蚶肝炎发病相对危险性为9.6倍;居民整群抽样调查结果显示:生食毛蚶与不食毛蚶发生急性肝炎相对危险相差24倍。通过大量流行病学调查,基本认定上海的甲肝流行是因食用毛蚶引起。但是,为了更加科学地明确甲肝的传染源,谢丽娟指示市卫生局长王道民,“立即送毛蚶检验,检验其携带甲肝病毒情况”。

随后,市卫生防疫站肝炎研究室对多批毛蚶鳃和消化腺的提取物进行甲肝病毒的检测,结果为阳性,同时用电子显微镜也观察到甲型肝炎的病毒颗粒。该检验结果于3月5日向公众公布。通过科学手段,证明了“启东毛蚶带甲肝病毒”。因此,上海市委、市政府开始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

1988年,上海市甲肝疫情与毛蚶销售关系图|图表来源:俞顺章《甲型肝炎流行促进了大卫生的诞生》(《上海预防医学》2017年1月)

1988年,对于市场上的毛蚶,上海市政府规定禁止销售并进行无害化处理。谢丽娟回忆:“为切断食源性甲肝的传播,我和王道民局长决定要禁运、禁售毛蚶,并把市场上所有的毛蚶作为垃圾填埋处理。”虽然有“毛蚶可以解决市民急需的动物性食品,1年的产值约合100万元以上”的顾虑,但是为了“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首位”,上海市政府毅然下发通知:全市禁止运输、销售毛蚶。

为此,市政府组织市卫生、工商、环卫及公安局采取联合行动,把市面上的所有毛蚶(包括存货)全部销毁,并在市郊要道设卡,禁止毛蚶进入上海。这一措施确实在源头上控制住了新感染患者的大规模增加,“据统计,当时吃过毛蚶的上海市民约有230万人,在35万甲肝患者中,确认有85%的人生吃毛蚶。如果当初不封杀毛蚶的销售、不把市场上的毛蚶销毁的话,发病人数绝对不止35万,其后果更是不堪设想”。

而该项禁售政策一直延续至今,如2013年9月10日,上海市政府常务会议通过了《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禁止生产经营食品品种的公告》,明确规定:禁止食品生产经营者生产经营毛蚶、泥蚶、魁蚶等蚶类;2018年12月19日,上海市政府颁布了《关于本市禁止生产经营食品品种的通告》,明确本市禁止生产经营的食品品种其中包含毛蚶、泥蚶、魁蚶等蚶类。

四、加强卫生知识宣传,促进市民养成良好卫生习惯

由于疫情来得突然,统计数字需要一定的过程,同时又怕公布数字会在民众中造成恐慌,因此直到1988年3月30日,时任中共上海市委副书记的朱镕基才向国内外记者公布了患病人数。

他指出:“第一,因为这个数字统计比较复杂,一个病人在三个医院看病就可能统计三次。仔细核对需要时间。第二,发表这个数字要考虑在市民中的影响,不要造成不必要的恐慌。第三,我们把实际数字发表了,你还是不相信。这就是发表迟的原因。现在宣布这个数字没有什么可害怕的了,因为肝炎已经下去了,再没有高潮,不会引起恐慌。”

在当时医学防护知识并不普及的年代,这个顾虑显然不是多余的。据谢丽娟回忆:“那时候,部分人群的情绪显得特别紧张,如果听说某户人家查出了甲肝病人,同一幢楼里的居民上下楼都不敢摸栏杆,有病人的家庭会很快被周围人‘孤立’。”这种恐慌心理不仅存在于上海人中,还蔓延到了周边省市。一时间,大家对上海人都比较忌讳,认为上海人就是肝炎的传播者。

为了纠正人们对于甲肝的错误认识,《新民晚报》《文汇报》和《解放日报》等新闻媒体开辟专栏,向市民宣传甲肝的防治知识;上海电视台《医药顾问》栏目邀请肝病防治专家宣传肝炎防治知识;市、区卫生教育部门先后印发400万份文字宣传资料,发到千家万户,摄制播放卫生科普电视片5部、发放幻灯片200多套;卫生防疫部门也深入病人家中宣传、指导消毒、隔离工作,并采用各种形式在公共场所宣讲卫生知识。

在甲肝肆虐期间,在上海市领导的指示下,媒体配合,通过多种宣传手段来实现信息公开,以便使市民及时了解疫情。在如此透明公开的环境中,大家恐慌渐渐消退,战胜疾病的信心逐渐开始恢复。面对灾害时,尊重群众的知情权,及时发布权威、准确的疫情信息和防控工作信息十分必要,而以权威信息回应社会关切,减少谣言的滋生,促进公众情绪和社会的稳定,避免公众的各种猜测乃至恐慌同样非常关键。

五、上海抗击甲肝疫情的启示

几千年来,人类就是在与各种疾病的生死搏斗中成长起来的,每一次疾病的侵袭,都伴随一次免疫力及抵抗力的增强。目前,正值新型冠状病毒肆虐之际,回顾34年前的这场防疫大战,有许多有益经验今天仍可借鉴:在急难险重的时刻,不仅需要集中统一的领导,充分发挥其组织力量,还需要践行为人民服务的群众路线,广泛动员群众、组织群众、凝聚群众、依靠群众,构筑起群防群治的严密防线。只要能够万众一心,依法有序地采取积极防控的多种措施,建立起科学合理的工作机制,我们就一定能战胜疾病,迎来胜利!

1988年夏,疫情后的上海

作者简介
王刚,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第一研究部助理研究员,二级调研员;
李芳菲,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医药卫生科技发展研究中心中级统计师;
海上孤鹜,知乎博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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