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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末盘点,2021你不能错过的18篇好文

2022-1-25 22:51

来自: 原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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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一年,食物主权网络继续关注三农、食物安全、性别、劳动等议题,聚焦时事,观察疫情笼罩下的世界,倡导可持续的生产关系和生态关系。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粮食安全再度进入公众视野,让我们跟随张玉林老师的“四问粮食安全”,审视我国的粮食安全问题。5月,“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与世长辞,郭松民老师从袁隆平进行科学实践的历史背景和制度安排出发,提出“袁隆平奇迹”只能产生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新中国。2021年迎来中国共产党百年诞辰,食物君推出“坚守初心”系列,纪念那些人民的英雄和英雄的人民。

当前,面对愈演愈烈的资本下乡和食品体系工业化,如何维护生产者和消费者的权利?面对乡村振兴的时代课题,要实现怎样的发展?深入认识毛时代探索工业化、集体农业、农技推广的经验,我们可以获得看待问题的新视角。烟台发展壮大集体经济的实践,以及来自中国台湾、古巴等地的农民运动为我们思考出路提供了参考。

“昨日镰刀,今日武器”,印度农民掀起声势浩大的反抗新自由主义农业法案浪潮,印度农业何以走到今天?美国从阿富汗撤军,塔利班夺取政权,如何理解塔利班的存在?两篇爆款翻译原创文章,带领我们厘清历史脉络,把握现实的多面性和复杂性。

感谢每一位读者的陪伴和支持!新的一年,食物主权继续与您同行,愿共同收获,一起成长。

作者|花果山
责编|侯笛 gdsoiss 姜饼 喀秋莎 曼逸 丁卯
后台编辑|童话




2021年5月22日13点07分,“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因救治无效,与世长辞,享年91岁。

郭松民老师在本文指出,袁隆平培育杂交水稻,很大程度上受益于当时的时代氛围和制度安排,“袁隆平奇迹”只能产生在新中国、产生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由于采取了专业育种工作者和广大农民相结合的方式,而不是依靠少数科技人员冷冷清清地搞,在很短时间内就收集了数千个水稻品种和材料,配置了千万个组合,进行了数以万计的杂交试验,仅仅三年的时间,就实现了杂交水稻三系配套成功。

杂交水稻取得突破,还有一个重要的历史经验就是全国一盘棋,搞“社会主义大协作”。共有十九个省、市、自治区成立了干部、群众、科技人员三结合的科研协作组,设立了研究点。一个地方,一个单位的研究成果和育种材料,很快就成为大家的共同财富,各有关省、市、自治区根据自己的特点,分别组织本地农业科研部门、大专院校、国营农场和社队开展协作。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了攻克杂交水稻的大协作网。

无疑,袁隆平是一个奇迹,也是中国人的骄傲!但不可否认,“袁隆平奇迹”也是历史的产物,这种奇迹,只能产生在新中国,产生在社会主义制度下。



为了鼓吹市场经济的好,或者是为了给分田到户寻找依据,一些历史虚无主义者有意对毛时代“又穷又累”的现实记忆进行歪曲。那么如何完成认识的突围,客观地分析毛时代的“又穷又累”?老田这篇文章为我们提供一个答案。

老田深入历史现场,从中国人口过剩和“温饱缺口”这两个历史事实出发,揭示了毛时代的“穷”和“累”不是政策路线和制度的错误,而是机械能不足条件下,快速发展工业和消除“温饱缺口”的唯一路径。



四川大凉山地区也有过自己的“黄金期”,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在凉山地区推行民主改革和土地革命,全面废除奴隶制和奴隶主阶级的土地所有制,建立起劳动人民的集体所有制,开展社会主义农业合作化运动。少数民族民众体会到当家作主的尊严和光荣,民族团结增强。凭借“三线建设”的东风,凉山地区的工业化和农业机械化得到迅速发展,进而反哺农业。但随着改革开放的开展,传统的血缘政治和家支观念复活,贫富差距急剧扩大。

让生产资料成为穷人的集体财产,群众自身掌握生活资料的分配,发展出贫困地区的内生力量,才能彻底摆脱贫困。此文将回顾新中国成立以来凉山州的发展历程,从毛泽东时代的“扶贫”历史中汲取一些启示。



1953年3月,37岁的柳青辞去陕西省长安县委副书记的职务,扎根皇甫村开始《创业史》的写作,参与并记录轰轰烈烈的农业合作化进程。《创业史》生动详实地描绘了以梁生宝为代表的社会主义新人对新的生产方式的探索,也体现了共产党的初心:创造出新的制度成为所有人的依托。

柳青自觉地将自己的创作与大多数人的解放联系在一起,他把作家看成“阶级的感应器官”,把写作看成是“党的事业”,用一生的探索,诠释了对党和人民的忠诚。

2021年迎来中国共产党百年诞辰,“食物天地人”的同志们开展了共读《创业史》的活动,本篇对谈就是对此次阅读活动的总结。谨以此表达我们对人民作家柳青的追怀。



柳青的《创业史》作于1950年代农村集体化时期,讲述了农民被组织起来走合作化社会主义道路的故事。不像那些专注于对政策的变化进行阐释的历史和学术研究,《创业史》以村落中间活生生的人为中心,细腻地描述了人们情感、立场和价值观发生变革的过程。小说也借梁三老汉和梁生宝父子之间的冲突呈现出新旧世界观的斗争:“是给自己一个人寻找出路?还是给所有人找一个出路?”

柳青曾说过“走不下去的时候,就会回过头来再寻找正确的路”,或许,今天正是人们重读《创业史》的好时候,反思如何超越小农经济,是否存在着合作起来提高生产和改善生存条件的可能性。



近四十年来,很多人为中国集体农业盖棺定论,这一定论在今天以各种各样的“常识”、“据说”、“好像”、个人经历的形式存在,成为很多人的思维定式。

英国经济学家布拉莫尔(Chris Bramall)毕生从事中国农村和中国经济发展的研究。在他2009年出版的《中国经济发展》(Chinese Economic Development)这本书中,“集体农业”这一章多方位地评价了毛时代集体经济的成就和不足,以翔实的数据进行论证,但并不简单地迷信数据,而是对各类数据背后的方法论和技术处理都有清醒的认识和评价。

布拉莫尔的论述有助于我们破除对集体农业的成见,使我们虚心认真地对待毛时代集体经济的成就和问题。我们认为它应是关心中国农村发展道路同仁的必读之物。



寒春(Joan Hinton),一个参与过“曼哈顿计划”的美国核物理学家,却在40年代末放弃美国优渥的生活,奔赴中国下乡养牛。对于寒春来说,“成为一名科学家”和“成为一名农民”之间没有不可逾越的价值鸿沟,她利用自己的科学知识为中国农民服务:设计风车、铡草机、热交换牛奶冷却设备……同时她还与基层工农妇女建立关系,参与到下层妇女的解放事业中。

寒春的儿子阳和平分享母亲的经历时曾这样说道:“我母亲是来中国找出路的。”寒春为何来中国寻找出路?她为什么可以热忱地投身到社会主义中国的生产斗争、阶级斗争、科学实验中,在革命的低落期仍旧矢志不移?唐利群对寒春身上所叠加的多重形象进行解读,揭示出一个主体不断成长与解放的过程,希望为当下的妇女解放提供新维度。



近年来,“妇女节”中的妇女二字有被污名化的趋势,而在消费主义的氛围下,这一节日又被包装成为“女生节”“女神节”或者“女王节”。妇女节是为了纪念什么,妇女节是为了表达什么?我们为什么要让“妇女节”回归它的本质?也许,通过回顾“妇女运动先驱”向警予的生平,可以帮助我们让如今的“妇女节”回归它应有的意义。

1895年9月,向警予(原名向俊贤)出生在湖南溆浦的一个富商家庭,但是家风开明,警予受大哥影响,自幼接触新思潮,立志成为“天下第一个伟人”。1919年她参加新民学会,并于同年赴法国,接触了大量马克思主义知识,从五四时期的激进民主主义者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

向警予在1922年年初加入中国共产党,领导党的妇女工作,起草了《关于妇女运动的决议案》,书写了大量有关妇女解放运动的进步文章。值得强调的是,向警予在当时已经指出,应承认两性之间的差异,同时认为“女子程度不足,实社会制度与教育所致”,其论证逻辑和政策要求与半个世纪之后的西方女权主义和民权运动者所追求的几乎一致。更重要的是,向警予在强调女性特殊利益的同时,也强调女性要超越女性利益,代表普遍利益,这与她为最大多数人谋幸福的集体观念密切有关,这也可能是向警予成为共产主义者的重要原因。当代女性万不当遗忘女性意识,将数代女性运动的成果弃之不顾。



2021年10月16日是第41个“世界粮食日”。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推介的《2021年全球粮食危机报告》,今年全球粮食危机的情况为近5年之最,遭遇粮食危机的人群从2019年的16.5%上升至2021年的21%。

在全球粮食危机形势日益严峻的国际形势下,我们必须更加关注粮食安全问题。中国的“粮食”安全吗?我们是否将饭碗牢牢地端在了自己的手中呢?本文中,张玉林老师从耕地面积、播种面积、粮食产量及非粮化底线四个方面,重新审视了我国的粮食安全问题。



技术是中立的吗?谁主导着技术的创造、应用和发展?

在技术政治的视野内,技术的发明和使用涉及科学发展、技术创新与社会的关系,也涉及科学技术如何形塑社会的权力和权威结构。

本文以作者实地调研为基础,从技术政治角度探讨了中国农技推广体系变迁的内在逻辑。在集体化时期,农业生产者是参与技术生产的主体,农业技术和农资具有公共品属性。市场化改革后,农业技术和农资逐渐商品化,经营性技术推广日益活跃。农业生产者经历了“去技术化”,成为农业生产领域的消费主体,即便保留了土地等主要生产资料,也不得不深度从属于农业资本。



针对《乡村振兴促进法(草案)二次审议稿》,中国社科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北京农禾之家咨询服务中心结合农民现状、乡村发展等具体实际,提出了修改意见。

尽管该法案已经审议通过,但农禾之家讨论会的核心意见仍值得深思:首先,要从维护农民的主体性出发,增加农民与市民在城市就业、社会保障、社会服务等方面的权利平等的表述;其次,乡村振兴要促进农民合作组织振兴,重点要落在支持、培育农民主体性组织上,要落在推动政产学研社农各界支持乡村振兴形成的新的社会复合群体上;最后,乡村是活的生命体,组织和人才是它的血肉,人才为组织而生,推动组织成长,组织是人才的孵化器,也是留住人才的基本保障。


从2017年开始,烟台市委组织部通过自上而下的思想动员和组织动员,在农村推动“党支部领办合作社”,使烟台成为全国首个在市域范围内发展壮大集体经济的地方。截至2020年底,有3045个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在烟台的农村生根发芽、开枝散叶,烟台的实践阐释了“组织起来”的无穷力量。

发展集体经济是不是走“回头路”?为什么要党支部领导?集体经济如何行稳致远?带着诸多问题,让我们通过《思·享2021》节目组对时任烟台市委组织部部长于涛(现任山东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局长)的采访,去体会“烟台经验”背后的深意。


在快节奏生活的催生下,外卖行业兴起并且在不断提速。商家追求低成本和高速度,菜肴包成为了行业的集体选择。食物工业化浪潮正在向我们席卷而来,也再次敲响食品安全的警钟,我们将如何应对?美食未来是否会成为上层阶级专属的“贵族食物”?


地涌金莲、高黎贡山猪、长毛谷、芋菜煮鸡,列举这些不是为了炫酷,不是为了猎奇,而是让“只看见院子里高墙上的四角的天空”的我们,跟随中央民族大学、民族生物学教授龙春林老师,走进田野,向基层的百姓学习,去体会蕴含在中国乡村文化中的丰富内涵。这些在历史发展进程中保留下的民俗、历史、饮食等遗产,凝聚着千百年来不同村落、不同民族人民的勤劳和智慧。

每一个东西背后的故事都值得我们去研究,也会给我们带来惊喜!可是,朋友们,时间真的不多了,乡土知识或被污名化,或无人继承,每一位老人的过世,就好像失去一座图书馆,里边珍贵的典籍也会消失。本文来自于龙老师丰富的实地调研经历,既有人文故事,又有生物科学性能分析,呼吁更多的人能够关注、支持,并加快脚步去抢救、保护传统知识和智慧,让传统知识重新焕发生机。珍惜、传承,让我们学习起来!



本访谈梳理和讨论了八〇年代后期中国台湾农运人民民主路线的实践方法与思想内涵。聚焦于当时的社运工作室、农民联盟(简称农盟)、民主学生联盟(简称民学联)在农运历程的行动,及作为组织与行动基础的历史观。

钟秀梅现为中国台湾国立成功大学台湾文学系教授。她出自台湾农村,是台湾知名左翼学者和社会活动家。她大一那年离开校园,开始参与农民运动、工人运动等社会改造工作;其间受夏潮影响,曾参与(前方)杂志编辑。90年初期,回到家乡参与文化调查工作;92年开始,她组织乡亲对抗政府和财团粗暴规划的“美浓水库”;97年起赴香港、澳洲进修,直至取得社会人文博士学位回到台湾,旋即参与教育公共化运动,诉求“反对教育商品化,落实教育公共化,反对高学费政策”。曾著《发展主义批判》《美浓锺,宋两家族客家妇女研究》《寻找社会力》等书。


上世纪六十年代以来,古巴就一直遭受着美国在经济和金融上的封锁,苏联解体后,古巴“绿色革命”宣告破产;同时由于自然灾害、农业人口减少等,古巴农业一度陷入内外交困的境地。正是在这样的压力下,古巴农业“被迫”开始探索一条权力下放的新道路,建立小农业生态耕种系统,并大获成功,由此保障了国家的粮食安全和粮食主权。

《古巴农业的另一种选择》系统地介绍了古巴农业的变革经验,从时代背景和农业生产现状出发,重点讨论了举国上下的生态农业运动和农业知识创造实践,也附有中国生态农业探索的案例。古巴农业变革的成功在于政策上的重视与政治上的放权,一方面,发展可持续农业被纳入国家层面的政策;另一方面,地方政府和民众享有高度自治,得以灵活创新。

本手册有两方面的重要意义,它不仅呈现了古巴在回应全球气候变化、新自由主义等问题上的经验,也呈现了古巴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从农业资本化、制度官僚化中突围的经验。最后,作者也指出,学习古巴经验的关键在于激发国家和人民的“政治意识”。



拖拉机从农家驶出,农用货车排列成队,城市郊外农民筑起营地,抗议的声浪向旁遮普邦,向哈里亚纳邦,向首都,向整个印度席卷。莫迪政府颁布三项新自由主义农业法案以来,印度农民群情激奋,群起响应,示威运动已持续一年有余。资本下乡、债务陷阱、农业产业化、新封建主义、新自由主义和全球资本主义在这场声势浩大的运动中交织在一起,它们不仅构成印度农民斗争的历史背景,也是整个第三世界农民共同面对的历史境遇。

在本篇文章中,三大洲社会研究所将为我们梳理印度的农民是如何一步步走到今天,讲述印度农业如何从殖民主义的长夜里走来,经历新生国家的建立、遭遇帝国主义的压制、扩张绿色革命以及在国内亲资本势力进一步掌权后所掀起的自由化狂潮。

枷锁可恨,束缚难脱,农人的出路何在?正如印度诗歌《农人颂》所言:“我问同袍,惟有革命。昨日镰刀,今日武器。人生如此,斗争到底!”



美国从2001年开始占领阿富汗,这一长达20年的军事行动,在2021年8月以塔利班于数日内夺取全国政权而收尾。世界媒体哗然,社交媒体也众说纷纭。关于阿富汗,关于塔利班,我们有很多疑问:在阿富汗的阶级结构和民族结构中,如何理解塔利班的存在?塔利班在阿富汗是否有民众基础,有怎样的民众基础?塔利班反抗美国占领,是进步的力量吗?又如何看待塔利班在性别问题上的立场?

Nancy Lindisfarne和Jonathan Neale是深耕阿富汗社会的两位人类学者。他们以毫不留情的态度批判美国占领带来的灾难,指出“拯救阿富汗妇女”的说辞被广泛用于为美国占领辩护,实质上导致了女权主义的悲剧。他们以同情的笔触描述历经43年内外战争的阿富汗民众对和平与发展的渴望。更让人赞赏的是,他们从阿富汗底层民众的视角出发,分析为什么多数民众站在了塔利班这一边,描述了塔利班自身(1996-2001执政)在过去20年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两位作者并不简单地歌颂或谴责,而是厘清历史脉络,既把握历史的、现实的多面性和复杂性,又毫不犹疑地表明自己批判或同情的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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