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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农政文献共读集锦

2021-9-27 14:45

来自: 原创
食物主权网络的小伙伴们倡导生态社会主义。我们通过几个系列的共读讨论,有一些心得在此分享。我们的学习系列有百年中国农政,亚洲农政变迁,世界农政经典,生态马克思主义等。此处与大家分享的是一些集体学习笔记。将来我们还会边学习,边分享。


一、百年农政探索


考察当下中国社会的发展问题,尤其是农村社会的建设问题,有必要理清其历史发展的脉络。在中国社会动荡最激烈的时期,“中国社会性质是什么?出路何在?”的问题曾引发了学界的热烈讨论。本文重新梳理了自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直至新中国成立前的社会改革与实践,以反观当下中国农村的理论与实践问题。


农业合作化运动并不是纯粹一个中央计划及行政指令的结果。相反,从土地改革、互助组、初级合作社,到高级合作社、大跃进运动、以至人民公社等等制度建设及安排往往有其历史的脉络,每一步的发展同时带来新的机遇及挑战,需要进一步创造新的制度来处理。合作过程中,基层群众积累了实践经验和教训,提出了新的问题和诉求,党内也发生了路线之争。新制度的创造往往是上述三者互动的结果。合作化的过程不但体现了群众的参与性,也展现合作演变的历史逻辑。


人民公社制度的形成和稳定期间内,的确出现了一些问题,如农民低收入、公分挂帅、人浮于事等,但是这些消极现象本身和公社制度是否有必然联系?公社制度是否真正低效率?人民公社值得重新评价。今天农村发展的道路面临诸多挑战,包括在小农与市场对接困境等,“合作”再度被提上日程。人民公社制度,以其二十多年的实践为我们展现了合作的可能及经验。


毛主义后期与斯大林主义分道扬镳了。二者关键的不同之处在于毛泽东认为包括法律、政府、文化生产和意识形态在内的上层建筑,是现代化进程的关键决定因素。毛泽东意识到,仅仅试图改变经济基础是不够的,要超越简单的经济决定论,来改变上层建筑。但是,当旧的上层建筑被拆除时,代之而起的是什么?中国将采取哪种发展战略?毛泽东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既不是资本主义式的也不是斯大林主义式的,而是另一条现代化的替代途径。本文作者是英国经济学者布拉默尔(Chris Bramall)。


毛泽东时代给人民留下的到底是混乱萧条的烂摊子,还是为后来中国经济的腾飞积蓄了坚实的力量?围绕这个问题的口水战,持续了近半个世纪,有太多的误会要澄清,有太多的谎言要辨别。在这场口水战争执的双方之外,英国经济学者布拉默尔(Chris Bramall)提供了第三方的数据和视角。

这篇文章将毛时代江苏省在1966-1978年间的经济增长,与英国工业革命早期的兰开夏郡和约克郡进行了比照。对比发现,集体时期江苏的工农业发展速度很快,积累了必要的技术和基础设施。可以说,毛时代的经济建设是中国经济腾飞的决定性因素。


近四十年来,很多人为中国集体农业盖棺定论,这一定论在今天以各种各样的“常识”、“据说”、“好像”、个人经历的形式存在,成为很多人不假思索的思维定式。

英国经济学家布拉莫尔(Chris Bramall)毕生从事中国农村和中国经济发展的研究。在他2009年出版的《中国经济发展》(Chinese Economic Development)这本书中,“集体农业”这一章多方位地评价了毛时代集体经济的成就和不足,以翔实的数据进行论证,但并不简单地迷信数据,而是对各类数据背后的方法论和技术处理都有清醒的认识和评价。 

历史的经验已经一遍又一遍展现了小农作为小生产者,既吃苦耐劳、又单薄脆弱。生态社会主义农业需要解决小农的脆弱性问题,重新合作化、集体化。布拉莫尔的论述有助于我们破除对集体农业的成见,使我们虚心认真地对待毛时代集体经济的成就和问题。我们认为它应是关心中国农村发展道路同仁的必读之物。

二、共读范达娜.席瓦《失窃的收成——跨国公司的全球农业掠夺》

2014年暑假,21位学生共读范达娜.席瓦《失窃的收成——跨国公司的全球农业掠夺》,他们都发现了什么?

本书的作者范达娜·席瓦是一位有着重要国际影响的印度学者,也是“第三世界生态女性主义”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之一。在本书中,作者从“第三世界生态女性主义”的角度,以印度为例,考察跨国公司对全球农业的掠夺。,立足于第三世界国家,席瓦对全球化、发展主义、工业型或产业型农业以及基因工程等进行了系统的批判与反思。

三、亚洲农政读书会


日韩台(中国台湾)经常被作为中国大陆农业和农村样板。在迈向“东亚资本主义”的时候,日本农业一度在就业和粮食自给率上达到顶峰,1955年谷物自给率达到88%,然而,东亚资本主义开启了长期危机的进程,如今自给率不足30%。粮食大量依赖进口,日本的粮食安全问题日益突出;不仅如此,日本的农村空洞化、劳动力短缺和“新娘短缺”,也使农村人口再生产处于危机之中。农业和农村的困局与其高度工业化和城市化的状况形成鲜明对比。面对三农的严重边缘化,日本政府旨在把农业做大做强的政策,恐怕会使现有的三农危机更加恶化。“东亚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和必然结局,是对中国大陆农业和农村未来发展的警示。


印度尼西亚于1945年独立后,对当时的庄园和基础设施进行了国有化。因此,独立后印尼的农业结构既有小规模的村庄,包括一般的农户经济,也有庄园经济。1960年代,印尼已经拥有了世界最大的共产党(除了共产党掌权的国家之外)。在殖民时期,很多农业工人直接斗争对象是殖民的农场主,但是当国家开始接管之后,印尼工人直接和印尼政府、私人公司和西方政权形成了矛盾斗争关系。美国密切地、高度地关注印尼的发展状况,他们非常害怕印尼会变成另一个越南。本文阐述了1965年震惊印尼和世界的大屠杀的背景,开解这一长期被误解、被密封的迷雾;本文同时也分析了大屠杀与印尼土改和后来农业绿色革命的关系。


本文有力地回击了那些为私有化叫好的声音。越南的案例不仅启示我们反思中国近四十年的改革开放到底是扶持穷人还是助力富农,更是对我们的警示,一旦土地私有化,农村将会遭遇怎样的灾难。


近四百年的殖民历史给菲律宾留下了两种并存的农业体制:80%的土地集中在大地主手里,由佃农种植粮食作物;剩下20%的土地是大公司雇工生产高附加值的热带农产品。独立之后,政府的历次土改都没有从根本上触动地主阶级的利益,农村基层组织仍旧为地主势力所把持,土地仍然集中在大地主、大家族和大资本家手中。不动根本的土地改革,即使配合农业技术的改进和政府的扶持干预,也无法使菲律宾走上富强的道路。农业以及依附其上的工业在经历六七十年代短暂的兴盛之后,陷入长久的贫弱状态;近三十年来,国家外汇竟是靠输出大批农村劳动人口、尤其是妇女来获得,造成更加严重的社会问题。梳理菲律宾农业历史和土地改革的历程,对我们目前推行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具有重要的警示意义,促使我们反思,土地到底该不该以种种名目和渠道集中到大资本手中。


中国和印度有一定的相似性。“为什么印度落后于中国?”两国在土地制度上的差异是解释两国不同发展绩效的最重要的因素。土地革命是社会变革的基础。中国土地改革可分为平均地权、合作化、集体化与大包干几个阶段。印度则始终以限制大地产、保护佃权,培养“职业农民”为中心。两国对比突显出了中国式土地改革的意义。在资本主义全球扩张的阶段,两国都面临着乡村凋敝、解体的困境。土地改革和农民组织成为了新的焦点。


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高产种子、化肥、农药和灌溉技术为特征的绿色革命被引进印度,对印度农村的生产方式产生了重要影响。但是,绿色革命不仅是技术革命,也是农村社会和政治经济的变革。今天要介绍的这篇文章写于1981年,正是绿色革命开始后的第14个年头。作者Byres试图从阶级形成和阶级行动的视角,评估“新技术”对印度农村的影响。


中国台湾作家吴音宁透过梳理大量农村文学作品,再现百年来政治经济变迁的背景下台湾农业、农村和农民的样貌:台湾农村和农民始终在政治上被压制,经济上受剥夺,终致长期被轻视。本文带我们跳脱台湾农村美丽和温情的既有印象,并进一步讨论造成此惨状的根源在何处,以及改变的可能方向。


亚洲小农社会,因为小农数量众多,往往被想象成为一个平等的、同质的社会。这个想象成为很多政策和政治判断的基础。然而,这样的想象毕竟是“浮云遮望眼”,否则我们就无法理解亚洲20世纪各种自下而上或自上而下的土改。然而,关于小农社会的想象却如浮云一样,还在飘荡。本次推送是对印尼农村从殖民到80年代长时段的梳理和剖析,指出小农社会的阶级分化不仅在殖民时期就存在,不仅构成了印尼20世纪60年代如火如荼的农民运动和政治屠杀的背景,而且也深刻影响着此后农业绿色革命的进程。
 
中国改革开放不断地拿国外经验作为参考,曾有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的官员指出“从世界各国的情况看,土地产权归私有是主流,也是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农业现代化的重要基础。”那么,我们以印尼爪哇为例,来验证一下这个判断。


90年代苏联解体初期,政府对农业实行去集体化与市场化,国家全面退出,导致食物价格高涨,农村社会经济全面衰退,以至于解体后10年间,农村地区死亡率高于出生率。迫于经济衰退的压力,政府在1998年后加强对农业的调控,使得经济有所好转,但实质上农业进一步走向资本化,土地私有化加剧,俄罗斯的社会经济埋藏着更大危机。


1998年后,国家加强对农业的控制,不过并不意味着回归集体和计划经济时期:90年代的土地改革为农业集团化和资本大肆圈地打下基础,俄政府推动农业规模化和现代化依赖的是国内外大资本,彻底放弃了农民的利益,因此重点并非国家是否干预农业经济,而需要看清国家干预的资本主义性质。

四、重读农政经典


“大生产、小生产孰优孰劣”已成为当下中国农政研究中一个常见的争议。民粹派学者借以强调小生产的生产效率高来论证小农经济的强韧性,主流经济学者则将农业资本化视为农业现代化的未来,那么,马克思主义者对于大、小生产的问题有着怎样的看法?本文回顾了考茨基在《土地问题》一书中对大、小生产所作的比较,但考茨基的比较并不仅限在生产规模与生产效率的层面,而是看到了大、小生产背后所有制的大与小的问题。那么,作为今天的生态马克思主义者,我们应该如何继承并超越考茨基关于大、小生产的分析,为生态农业与农业集体化正名呢?答案就在下文!


国际农民研究承继了小农经济学派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派两个经典理论传统,今天中国的三农研究也或多或少受到这两种传统的影响。本着重温经典、观照现实的愿景,2017年秋季学期“人民食物主权读书会”阅读了小农经济学派代表人物、俄国农业社会学、经济学者恰亚诺夫(1888-1937)的两部作品《农民经济理论》和《农民合作理论》的部分章节(见文后读书材料)。通过讨论,读书会丰富了对恰亚诺夫理论的认识,也从他对合作社的构想中获得研究中国土地流转、资本下乡、农业社会化服务和农民合作社等现象的灵感。更重要的是,读书会批判性地认识到恰亚诺夫理论的内在张力,也认识到在不了解恰亚诺夫写作的特定历史阶段和社会条件时运用其理论可能会产生的问题。


在对前资本主义经济的诸多著述中,詹姆斯·斯科特的《农民的道义经济学:东南亚的反叛与生存》影响广泛而深远,而且至今被认为是理解农村社会和农民反抗问题的经典之作。斯科特认为,农村社会存在着对基本生存、公平互惠、社会正义的道德期待,农民的反抗正是因为这一基本“生存伦理”受到了冲击。因此,斯科特认为农民的反抗是防御性的,目的在于恢复原有的生存地位和公平理想。然而也有学者用不同的案例对斯科特的论述提出了质疑。 “生存伦理”到底是农民社会的真实反应,还是折射了斯科特本人某种保守的意识形态?如何历史地把握抗争中农民的主体性?


长期以来,金融资本通过期货市场来影响食物体系,但金融在食物体系中的作用只是在近些年才变得显著。2008年粮食危机爆发,一批学者因此开始关注金融在农产品市场中的作用。众所周知,研究者们认为2008年的粮食危机与金融化有直接关系,粮食中金融衍生品的出现,是导致粮价飙升的原因。但是金融业的兴起究竟如何影响了农业和食品体系?我们应该如何分析金融资本的榨取?

本文是食物主权读书会关于“金融化”阅读讨论笔记。阅读内容包括迈克·哈特和安东尼奥·内格里2017年新书《Assembly》中的一章,题为“金融俘获及社会价值”,以及著名的农政研究期刊《农民研究》中两篇讨论粮食产业链金融化问题的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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