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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笔记】张立:结构性位置、社会性命运与基本人权

2014-6-9 22:59

原作者: 张立 来自: 人民食物主权
总之, “自由”、“民主”,其核心实质都是以人为本,强调政治、社会、经济、文化、生态等综合的全面可持续的发展,这也是“增长”与“发展”的不同之处。

 
《失窃的收成——跨国公司的全球农业掠夺》一书的作者范达娜·席瓦是一位有着重要国际影响的印度学者,也是“第三世界生态女性主义”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之一。在本书中,作者从“第三世界生态女性主义”的角度来考察跨国公司对全球农业的掠夺,以印度为例,同时立足于第三世界国家,对全球化、发展主义、工业型或产业型农业以及基因工程等进行了系统的批判与反思,深刻地揭露了发达国家、国际组织与跨国企业及其捍卫者对第三世界国家进行“新殖民”的丑陋本质。

全书首先详细介绍了跨国公司如何在“自由贸易”的名义逐步摧毁印度传统的农业体系、饮食文化以及生态系统,包括大豆油对芥子油的代替(“大豆帝国主义与本地粮食文化的破坏”)、工业化养殖和转基因鱼类(海洋收成失窃与两次“蓝色革命”)、牛肉出口(“圣牛与疯牛”——生态文明与工业文明的隐喻)、粮种的掠夺(物种剽窃和专利垄断)等等;之后又重点讨论了基因工程与粮食安全问题,对转基因所宣称的诸如可以减少农药用量、增加食物产量和回报、保障食品和粮食安全等神话进行了质疑和澄明,对基因污染危机和生物安全进行了说明和警示;最后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再造食物民主”的号召,倡导世界公民运动,“创造食物系统的民主控制,以确保可持续发展的安全生产以及平等分配和获得食物”。以下,本文将从三个方面进行简单的总结和思考。
 
一、跨国公司的罪恶
 
跨国公司,在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贸易组织等国际组织的帮助下,以各种手段打开第三世界国家的大门,将其卷入全球化的市场之中,以“强制贸易”的方式扩大自己的原料供应和产品销售市场,以“救世主”(“养活全世界”)的名义窃取第三世界国家的农业收成和遗产(包括种子、基因、生物多样性等),实现其权力和利润的最大化。当跨国公司不断侵入本地的农业系统,利用经济集中、专利和知识产权以及基因工程对作为食物链第一环的种子进行垄断控制,不计外部成本地攫取地力,超越环境承受能力地掠夺自然的收成。这种控制原本属于农民的种子、以单一种植物代替物种多样性的行为,使得第三世界国家原本自给自足的农业体系和自然循环的生态体系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农业成为难以持续发展的产业、农民的生存受到市场不期的冲击、食物安全和生态安全成为一项重要的议程。诸如跨国公司转基因作物,其旨在增加除草剂量,而非食物产量,而除草剂和杀虫剂的使用非但没有减少杂草和害虫,还可能使其成为“超级杂草”和“超级害虫”。基因污染影响了物种多样性,更可能导致生物入侵的危机,甚至跨越物种界限对自然界和人类社会造成毁灭性的灾难。

大规模工业型或产业型农业与基因工程,使得当地的物种、食物、文化以及农民的生计陷入困境。当农民在农业耕作中千百年的遗产被垄断性地掠夺、换以一种新的面孔有偿地回到农民手中时,他们失去的不仅是食物和种子,还包括农业耕作的经验和知识,农民成为一种无法掌握劳动过程和劳动产品的被异化了的“产业工人”,当市场代替村庄互惠互助,交易代替自给自足,土地、劳动成为虚拟商品,农民的生活世界也逐步被殖民化。传统经济体系所构建的安全网被一层层地撕碎,生态环境和经济发展被置于对立的位置,农民从确定的世界被迫走向不确定的世界,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使得他们在“现代性的庞然大物”之前,更加无法掌控自己的命运。

二、第三世界国家在世界体系中的依附性

第三世界国家,大多刚摆脱殖民或半殖民命运,普遍缺乏资金、技术,传统独立自主自给自足经济体系被帝国主义和市场经济所摧毁,本地市场被卷入资本主义全球市场中,而其现代经济体系是帝国主义侵略的副产品,严重地依赖于帝国主义和全球市场,充当着帝国主义跨国公司为实现其全球掠夺企图的“抽水机”或“采摘器”。现代经济体系的依附性使得第三世界国家很难独立自主地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而只能融入机遇与威胁并存的全球经济中,这也是进口替代战略失败的一个原因。

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第三世界国家处于边缘位置,所提供的只是一些边缘产品,如农副产品、原料和矿产等,为了发展工业和现代产业,必须进口核心国家的核心产品,如先进的工业机器、设备与技术等。在这种不平等的或掠夺性的“剪刀差”贸易中,由于第三世界国家的从属地位,使其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以及生态等各个方面,在全球化过程中都面临更多的挑战和危机。

在世界体系中,第三世界国家的结构性位置决定了其社会性的命运。处于边缘位置的第三世界国家为了赶上发达国家,在“发展主义”号角下,采取了一系列发展策略,但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国际分工和贸易的迅速扩大,在趋同理论与农业国工业化等隐含的发展路径中,出口导向型或外向型的经济最终几乎成为所有后发展国家不约而同的选择。而发展外向型经济,将本国融入全球化的资本主义主导的经济体系中,既是机遇,同时也是对本国一种全方位的严重的考验或改造。跨国公司的罪恶即根植于第三世界国家这种结构性的位置。
 
三、免于饥荒的自由与粮食民主
 
跨国公司的罪恶与第三世界国家在世界体系中的依附性,使得第三世界国家的一些基本人权,也即人类生存的基本权利,面临威胁。尤其是食物自由与食物安全方面。食物自由与食物安全的重要意义以及如何保障食物自由与食物安全,这是许多第三世界国家学者都思考的问题。

阿玛蒂亚·森提出“以自由看待发展”,认为发展的目的是保障人类的自由,发展是走向自由的手段和途径。发展应该保证人们免于饥荒的“实质自由”,在讨论粮食和饥荒问题时,他强调粮食贸易权的重要性,免于饥荒必须保障人们有获得粮食的权利,因而当渔民、商人、手工艺者等没有粮食“自给”的权利时,就要保证其拥有“自足”的权利。

本书作者在最后提出了“再造粮食民主”的口号,认为“这个专制的时代,一小撮跨国公司控制着全球食物的供应,按照自身利润和权力最大化的原则改造全球食物市场。在这样一个时代,食物民主势在必行”(p157)。“再造食物民主意味着通过保护生态的方式,重新让所有物种享有获得养分的权利,也意味着让所有人包括未来一代享有获取食物的权利”(p158)。

由此可见,保障人们获得食物的权利,在森看来是保障人们“实质自由”和“可行能力”的一部分,是我们追求发展的目的之一;在席瓦看来是再造人们食物民主的一部分,她认为,食物民主是平等和民主的最高形式,进一步说,食物民主也是实现食物自由的根本途径,“如果我们还能够想像食物自由,并试图在日常生活中将之变成现实的话,我们就应当挑战食物专制。我们就会重建食物民主”(p164)。

总之, “自由”、“民主”,其核心实质都是以人为本,强调政治、社会、经济、文化、生态等综合的全面可持续的发展,这也是“增长”与“发展”的不同之处。

(作者系北京大学硕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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