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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笔记】谢艺:论我国的三农问题与粮食危机

2014-6-15 09:09

原作者: 谢艺 来自: 人民食物主权
——《失窃的收成》读书心得

 

作为一位生态女性主义者,范达娜.席瓦,以“具有包容性的女性主义”视角,站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指出了最近几十年中印度在发展过程中受到的冲击即失窃的收成:农民生存空间受到挤压,粮食、生态等所包含的特有文化逐渐消失,粮食安全以及生态环境的破坏导致不可持续的生物发展。同为亚洲的发展中国家,中国与印度具有很多相似性。

中国和印度都是农业大国,人口数量庞大。在《失窃的收成》中,席瓦关注的焦点放在了国际跨国公司的竞争下,农民面临的生存问题,认为“国内市场上廉价的进口农产品泛滥,正在窃夺地方上农民和粮食加工者的市场和生计。”然而在中国却不仅仅那么简单,中国通常将农民、农业、农村三者结合起来,简称“三农问题”。我从小生活的村子所在的县,曾经被评为全国贫困县之一,在80年代,中国农村开始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城市也因为改革开放开始大力发展,人口在这一时期迅速增长,人多地少的局面造成了农村劳动力过剩,开始向城镇转移,我爸妈那一代的人就是从那时起离开家乡去深圳、广州等经济发展迅速的城市打工,40岁左右的中年人成为农村劳动主力,直到90年代从我出生到小学期间,村子里家家户户基本上都种植小麦水稻,养猪养牛,粮食基本上完全自给自足,收入主要来源于剩余农产品、农副产品以及年轻一代打工寄回的钱。时间在流逝,村子里的人连同村子本身都在老去,一些土地开始被放弃,粮食只需要满足自己一家人就够了,田边的杂草也日渐旺盛,不再担心会被哪家养牛的割去以至于自家牛没有草吃,旧有的劳动力在慢慢减弱,新的劳动力却不愿回来。

为稳定农民的粮食生产,90年代国家开始加大对于农业的补贴力度,因此,在18年来国际市场粮食价格基本上呈下降趋势的情况下,改革20多年来国内粮食价格在大多数年份里都处于上升状态。但是零碎化的土地资源格局,家庭分散经营的模式,导致土地经营效率低下,同为劳动力的投入,一亩地一年中两季收入还抵不上城里打工一个月的工资。年轻一代成为中年人,有的在城里安了家,更多的人则是选择镇上或县城里,将村子里的老人接来,然后继续回到经济繁荣的城市继续打拼,农村的发展危机由劳动力过剩变为农村留不住农民。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从90年代到2012年,农村人口已从84,138万人减少到64,222万人,新出现的城镇人口由原来的自给自足变为消费者,还不包括大量涌入城镇的农村人口,生产者变得越来越少。如今,中国的粮食自给率已经下降到90%,进口的粮食相当于养活了1.9亿人,从这一个角度上来说,国际自由贸易似乎又为我们带来了好处,可是如此发展下去,应该由谁来养活人口众多的中国人呢?

小时候生活过的农村现在已经越来越冷清,出现空心化和土地撂荒现象的农村不止这一个,城市的发展、农村的滞后让大量的农村人想要进入城市,再加上在国内粮食价格受进口压力下降,农民将全部收入依赖于农业根本无法生存。在90年代初期,中国农地产商品化率大于30%的农户仅占15%,有一半的农户商品化率为0,其他的农户则介于二者之间,对于当下来说,能够将农作物商品化的农户又是更少,在这种情况下,单靠停止农产品的进口,减少与国际公司的竞争,就能让中国的农民完全依靠农业生存下去的几率是很小的。

在辛亥革命爆发的1911年,中国农业部土壤所所长,威斯康辛州立大学土壤专家携妻子游历中国、日本和高丽这三个古老农耕民族的农耕体系,认为“东亚乡土社会的小农家庭和村社群体实际上发挥着劳动力‘蓄水池’的作用,稳定时期为经济发展提供源源不断地廉价劳动力,困难时期则成为各种社会危机转嫁的承载底线。”在2009年的时候,在我的家乡发现了天然气田,需要大量的工人,于是在那一年里,很多人从城市回到家乡,既可以与土地守在一起,农忙的时候帮助家里,又可以在闲时赚取额外的收入,这时天然气田就成为了一个临时的蓄水池。但由于对工人的需求并不是长期的,一年以后农民们又重新进入了城市。因此,对于目前的中国来说,如何将农村和集镇发展为一个“蓄水池”?如何利用好分散的土地资源?如何让千百万的小农家庭回归农业生产,既能够依靠土地为自己提供食物保障,又能同时拥有其他充足的经济来源?这才是最应该得到解决的问题。

制约我国“三农”发展的两个基本矛盾,除了上文提到的城乡对立的二元结构,城市经济迅速发展,农村经济发展相对落后,大量农村人口往城市迁移,还有一个基本矛盾则是人地关系高度紧张,中国虽然耕地面积在世界上排名第四,但是人均耕地面积却排在了126名以外,如何利用有限的土地养活庞大的人口,已经成为了一个难题。同样的问题不仅存在于中国,过度工业化、环境污染严重、耕地面积越来越少等等,粮食供应紧张出现在里世界各个地方,致力于“养活全世界”转基因技术就是在这样的全球大背景下流行起来。

然而,基因工程的安全性到底谁说了算?赞成者将之视为拯救全球饥饿危机的救命良药,反对者如席瓦却认为它是将生态发展推向深渊的恶魔。生物学家与生态专家在争论,跨国粮商与绿色生态组织也在争论。在中国,也因为方舟子与崔永元之战,将转基因食物推向了舆论的风口浪尖。每个消费者在将转基因食品送到嘴边的同时,也开始担忧它给我们的健康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除此之外,《失窃的收成》中提出的关于转基因工程会带来的一系列的生态破坏、文化破坏,我们不能忽视。

这也是让我国政府头痛的地方。目前中国还不允许转基因粮食作物的商业化种植,但是随着粮食自给率的逐年下降,如何提高粮食产量成为一个迫在眉睫的问题,转基因作物所带来的产量增加对于政府决策者越来越具有吸引力。席瓦呼吁有机农业的崛起,认为种植经过自然和人类历史选择出的粮食不仅让农民得以生存,也表现出一种粮食文化,让生态能够持续发展。然而人口在增长,耕地在减少,相对来说产量较低,生长周期较长的有机农业如何负担得起这巨大的粮食压力呢?

其实笔者认为转基因和传统的育种方式并不是非此即彼,两者都是致力于解决农业发展问题。正如美国农业部国家粮农研究所前任所长罗杰·比奇博士所说:“传统育种方式能解决的问题,其实没必要用转基因。但如果传统方式没办法,就应该应用新技术。这两种手段是互补的。”想要保护好生态环境,既能够坚持生态持续发展,又能解决粮食危机,农业必须要吸纳多种方式,避免出现粮食作物单一、种植方式单一的情况。一方面加大对转基因作物的检测手段,另一方面也给传统农业留有足够的市场空间,二者并重,取长补短。转基因工程会继续发展,争议也会一直存在,这应该是最值得欣慰的地方,多方声音的发出,多种力量的博弈,才能让发展在光明大道上前进。

无论是三农问题,还是转基因背后所代表的粮食危机,《失窃的收成》都给我们提供了另一种视角。如何取得发展与生态保护之间的平衡?发展中国家农民的“失业率”与越加强大的国际自由贸易之间的相关性到底如何?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粮食文化和生态文化如何才能独善其身?这些都是需要迫切解决的问题。然而大问题的解决总是需要从小处着手,粮食来源于土地,农民则是土地最好的守护者,在农民的心中最希望政府如何帮助他们?土地除了弃耕还面临着哪些问题?如何让冷清的村子重新回到昔日的热闹光景?这些都是需要深入农村,亲身体验得出的,我希望能在暑假的调研活动中找出答案。

   (作者系成都大学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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