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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的食物主权抗争:与消费者联合的另类食物体系

2014-11-19 20:40

原作者: 尹炳先 宋皖 来自: 每月评论(Monthly Review)
食物主权按:高价“韩牛”曾被国人津津乐道——作为贸易保护政策的一个后果,其某种程度上代表着韩国农民的谈判能力。然而,本文作者告诉我们,即便在这样一个国家,全球化的食物体系依然让其失去了对主要粮食作物在价格、农业技术和生产决策上的控制权。资本替代劳动的生产模式联合贸易自由化政策,使“粮食安全”沦为一个借口:一方面威胁到消费者的“食品安全”,另一方面也威胁到小农生产者的利益。以韩国女农协会和韩国农民联盟为代表的韩国农民组织,开始联合消费者尝试建立另类食物体系(包括消费合作、环保食物推广、天然种子推广、箱式蔬菜配送等)。这些尝试不仅逐渐扩大为韩国国内的民众参与,也与全球层面的食物主权行动联合起来。其明确的诉求和较强的社会动员力或许值得我们学习。

2012年10月10日,韩国女性农民协会(以下简称韩国女农协会,Korean Women’s Peasant Association,KWPA)于纽约被授予食物主权奖(Food Sovereignty Prize)。此奖项与绿色革命之父诺曼·布劳格(Norman Borlaug)创办的世界食物大奖(World Food Prize)针锋相对:食物大奖看重的是以技术增加产出,而食物主权大奖则是奖励纠正全球化食物体系中的不公正而提出的解决方案 [i]。

韩国女农协会


韩国在世界188个国家中,市场经济排名14位。而其农业产值仅占到其全国GDP总量的2%。然而,为了理解韩国女农协会如何赢得这个颇有声望的大奖,我们有必要检视在现代化农产品体系下韩国的农业变迁。
 
目前,韩国是世界上工业化进程最快的国家之一,这也造成了农业的下滑。比如,在1970年代,农民占韩国总人口的比例为50%;而2010年,这个数字下降到7%(或以下),四分之一的农田消失了。在过去四十年中,农业收入增长了大约120倍,与此同时农业负债却增长了1600倍以上。实际上,韩国的农业在工业化进程中,在全球化的农产品体系中,被快速的肢解。从种子到超市的整个生产销售链条被公司化的食物体系控制,韩国的粮食自给率从1970年代中期的超过70%下降到现在的大约20%。
 
韩国政府实施粮食自给政策,开始在海外开发粮食生产基地,扩展稳定的粮食进口渠道,然而却依然没有意向通过保护本国小农的方式来增加国内的粮食产量。政府在与美国以及欧盟分别签订自由贸易协定(Free Trade Agreement ,FTA)之后,更是加速了韩国农业被整合进全球食物体系的进程。这些导致农业下滑并损伤农民利益的政策,引发了韩国农民自身的独立行动。从这个角度来看,韩国目前的形势与全球小农的处境是相似的。
 
全球化的食物体系和韩国农业
 
1945年后,韩国从日本的殖民统治中解放出来。从此韩国农业也开始被全球化的食物帝国逐渐侵蚀,这一食物帝国恰恰是由美国和全球各大跨国公司主导的。这个过程可再细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朝鲜战争(1950-1953)开始,大量的美国食品通过援助项目出口到韩国。韩国,作为重要的地缘政治前线以及未来的消费市场ii],对美国的意义不言而喻。在第480号公共法案(1954年农业贸易发展和援助法案,Agricultural Trade Development and Assistance Act)颁布后,美国的食物援助造成了(韩国)谷物价格的急剧下跌。(韩国)农民失去了生产积极性,农业生产开始严重下滑。一些农民甚至一把火将自己的农产品烧掉。大量的农民涌进城市,贫民窟开始形成,城市亦开始无节制的扩张。
 
第二阶段:1970年代早期,货币危机的出现导致美国开始对援助计划中出口到韩国的食品收费。作为应对措施,韩国开始了能源和资本密集型的绿色革命。为了克服美国变更食物援助计划条款以及全球性的食物危机,韩国政府开始尝试以高于市场价格收购农民的大米。同时,政府也强制推行了具有专制军事制度特点的农业动员政策——新村yundong(Saemaul Movement)。农民被强制参加发展项目,其产权也被侵犯。传统的住房被更换为石头砌的、有瓦片覆盖的房子,并美名其曰“现代化”iii]。一种可以抗虫害的本地大米品种因为产量低被清理出市场。相反,农民被迫种植绿色革命开发出的高产大米品种。至此,韩国政府推行的绿色革命以及美国的农业发展模式,使得农民已经高度依赖农药和化肥。为了有钱购买农药和化肥,许多农民开始种植像辣椒和洋葱这样的经济作物。这又加快了单一种植。农村社区和一直以来换工合作的传统被破坏和侵蚀掉了。为解决劳动力短缺,农业向机械化方向发展,这又使得很多农户债台高筑。
 
第三阶段:1970年代后期,韩国遭遇通货膨胀和进口美国农产品的双重压力。考虑到人多地少的矛盾,韩国政府得出结论认为韩国农业注定是竞争力不强的。因此在1980年代早期,政府重视新自由主义式的自由农业贸易政策,将大量资源投入到制造业的发展上。因为本土的技术不够强大到有竞争力,低水平的工资政策是确保制造业生产率的唯一选择。因为农村地区可以源源不断的提供劳动力,加上政府对工会yundong的打压,工人面临极其恶劣的工作条件。因此韩国的农业问题不仅是农业和农民的问题,也与其他社会问题诸如劳工问题紧密相连。奠基在低水平工资上的出口发展导向,伴随着农产品自由贸易政策的实施,导致小农快速的消失。虽然在1980年代中期韩国的军事独裁统治结束,民主政治体制建立,但农产品自由贸易政策大致上被继承下来——不管是对农民不利的一面还是其进步的一面。另外,最近的双边协定如美韩自由贸易协定、欧盟-韩国自由贸易协定使得韩国农业进一步附属于全球化的食物体系,而这一个庞大的食物体系却控制在大型跨国农业公司的手里。比如,韩国的谷物自给率为22.6%(2011年),而56.9%的国内谷物(进口量前三位的是小麦、玉米、大豆)消费都来自从世界四大粮商(Cargill, ADM, Bunge, and LDC)的进口。
 
探寻来自草根的替代性策略
 
自1980年代中期,在农产品自由贸易政策下,韩国农业经历了快速的商品化进程。由于全球化的食物体系带来的诸多问题,包括产量危机、质量危机、农民收益下降和环境破坏等,致力于发展另类策略的草根yundong应运而生。韩国的这些另类食物yundong包括有机农耕、消费者合作社和最近兴起的食物本地化行动。
 
有机农耕yundong由“天主教徒农民yundong”(Catholic Farmers’ Movement ,CFM)发起,CFM寻找另类发展模式,以期提高农产品价格,增加农民收益,同时通过加强社会对农业和社区恢复(community recovery)的价值认知来解决现有问题。实践过程主要包括减少化学用品在农耕中的使用以及社区行动的尝试。然而,目前韩国的有机yundong正处在一个重要的节点上。为了应对市场变化,政府也提出了对环境友好型农业的支持政策,但是环保型农产品尚没有建立起稳定的销售渠道。这增加了有机农耕在农资和设备上的成本,减少了它的商业可行性。
 
消费者合作行动于1980年代晚期发起,其目的是为了促进有机农耕yundong,让农民可以直接对接消费者,与其达成供求价格上的一致。最初,行动由几个农民和消费者之间的直接交易而推动,他们付出了不懈的努力。从1990年代,环境和食品安全问题层出不穷。对安全农产品的大量需求意味着消费者合作yundong的根基已经建立。特别是2008年韩国政府重新许可进口美国牛肉后,民众以烛光守夜进行抗争。从那时起,越来越多的消费者转向消费者合作社去购买安全的农产品;消费者合作yundong也实现了显著的发展iv]。
 
最后,最近十年以来,许多进步的消费者合作社尝试推广另类食物yundong,以通过食物本地化和学校食物yundong来实现农户和消费者的对接。但是,目前在韩国,不管是消费者合作yundong,还是有机农耕yundong,都处于紧要关头。面对消费者日益增长的食品安全需求,一些消费者合作社在尝试建立一个稳定的市场和客户群(中产或以上)的过程中,也被迫与其他的主流经济体竞争。
 
尽管遇到很多困难,韩国的另类食物yundong展示了可以让农民和消费者共同参与进来,并扩展成为大众yundong的可能性,参与的形式是非常多元的:食物本地化yundong、学校食物yundong、公共厨房。消费者团体和农民团体的合作和对各种另类食物行动的整合都帮助他们克服传统的局限。在这些行动中,韩国女农协会(KWPA)和韩国农民联盟(Korean Peasants League ,KPL)在推动食物主权相关的各类活动上至关重要。
 
韩国女农协会和食物主权
 
韩国的农民yundong在1980年代到1990年代的推动民主yundong中处于中心位置。从全球来看,它以对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和世界贸易组织的抵制而闻名,尤其是在坎昆和香港的两次抵抗(分别是2003年和2005年针对世贸组织会议的示威游行)。
 
韩国的农民yundong由韩国女农协会和韩国农民联盟(两者都是国际农民yundong La Via Campesina,中文“农民之路”的成员)领导。特别是韩国妇女协会的食物主权策略,在探寻另类食物行动中展现了巨大的进步性。
 
韩国女农协会成立与1989年,以将农村女性从充斥着男权思想的韩国社会和农村中解放出来为目标,同时也致力于保护韩国农业不受美国要求开放市场的挤压,不受限于不合理的政府政策。协会起源于女性农民在1980年代开展的支持民主yundong。从那时起,协会已经开始反对农业自由贸易政策和其他伤害农民利益的政府决策。21世纪以来,协会一直对抗自由主义全球化,也面临世贸组织和自由贸易协定框架下要求开放农产品市场的巨大压力。此外,它也通过学校食物yundong促进农民与消费者的合作。
 
然而,韩国政府继续自由贸易政策,导致农业的下滑。尽管经过长期的斗争和反抗,农民yundong开始丧失了动力,并逐渐从公众认知中消失。因此,协会认识到除了对抗政府的不合理政策,还需要推动更多的策略。协会在2003年的坎昆斗争之后,于2014年加入了“农民之路”,并发展了系统化的食物主权概念。协会也推动一些诸如“天然种子”行动和“姊妹厨房花园”的行动。“天然种子”行动于2007年在全国范围内发起,倡导保护和推广天然种子的物种。种子通过地方的检测、收割和发放,经“一户一天然种子”活动进行识别,并有一块专门收集试种种子的土地。此外,Manwon Happiness, 一个由市民捐助的项目用于天然种子开发,种子在收获后再被分配到市民手里,鼓励他们参与到种子保护中。作为2009年开始的姊妹厨房花园(Sisters’ Kitchen Garden)(箱式蔬菜)项目的一部分,女性农民以可持续的方式生产新鲜的时令农产品,并配送给消费者。韩国女农协会在继续努力促进与消费者的交流,主要以教育项目和动手体验推动与消费者的联合。
 
合作带动yundong的扩大
 
最近,农民和市民就食物问题进行合作的尝试数量可观。这为食物主权yundong的扩大提供了有利条件。2010年,多位允诺实施“免费环保的学校食物计划”的地方竞选人赢得一系列选举是一个转折点。(这些)新政策对于全球化食物体系下受食品安全问题困扰的公众展示了完全的支持,更与韩国政府追求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形成鲜明对比。
 
韩国推动另类食物行动的团体,包括韩国女农协会和韩国农民联盟在内,都尝试在食物主权的基础上,将人民对食物的基本权利合法化。这一行动认识到“粮食安全”(food security)概念的局限,与国际上系统性的推动实施食物主权的趋势相似。
 
“粮食安全”经常被作为政策目标推动,而这一目标却经常脱离其实施过程vi]。要对这一概念更全面的理解,应当将其置于粮食安全的政治化背景下,认清企图通过市场机制来解决全世界吃饭问题的新自由主义设计vii]。具有讽刺意义的是,粮食安全居然被用以当作农产品贸易自由化的借口。与此相反,真正的食物主权包括对食物的权利和人权,以及实现粮食安全的方法。对食物的权力和食物主权与对农业生产的权利、对获得农业生产资料的权利密不可分。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关于对食物权利的报告,这种对食物主权更为全面的理解建立在五个国家对食物权利及其合法化的努力:委内瑞拉、马里、玻利维亚、厄瓜多尔和尼加拉瓜。
 
为了将以实现食物主权为目标的食物体系合法化,韩国的农民和消费者有必要在食物主权概念的理解上达成一致,以将其转化为(更大规模的)民众yundong。第二,在认识到转变食物体系的必要性之后,还需要就实现食物主权达成社会一致上做出重大努力viii]。第三,有必要为农业和食物体系(的转变)特别建立一个纲要和实施规划,使食物主权概念在符合韩国国情的基础上得以应用。韩国女农协会已经创造了许多成功的例子去胜过现代化的农业体系,来满足真正的食物需求。获得食物主权大奖是对他们努力的一种证明。在加入农民之路之后,韩国女农协会已经能够推动韩国食物主权yundong的发展;目前它正在全球化层面开展推动食物主权的yundong。
 
[i] 更多信息,参见http://foodsovereigntyprize.org。
[ii] 见Phillip McMichael, “The World Food Crisis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Monthly Review 61, no. 3 (July-August 2009): 32–47。
[iii] 石瓦上的石棉其危险性又使得传统的韩屋受到人们青睐。
[iv]韩国消费合作yundong是与有机农耕yundong一起发展起来的。许多消费者合作社不会涉及到糖和咖啡,因为他们不是韩国本地生产的,因为消费合作行动已经与农民yundong结成了合作关系。当然,也有会进口有机农产品的消费者合作社。
[v]从2000年开始,韩国就出现了将本地农产品输送到学校的行动。经过2010年的地方选举,许多地方政府提供免费的学校餐饮服务,并且尽力供给学校环境友好型的食材。
[vi]食物权利法律化指南(Guide on Legislating for the Right to Food)(罗马,联合国粮农组织,2009)。
[vii]见Saturnino M. Borras, Marc Edelman, 和Cristóbal Kay编辑 《对抗全球化的跨国农政yundong》(Transnational Agrarian Movements Confronting Globalization)(西苏塞克斯:Wiley-Blackwell)
[viii]根据一项在韩国民众中开展的关于食物主权的问卷调查,只有19.3%的人表示他们了解 “食物主权”或理解其含义。
 
作者简介:

尹炳先(Byeong-Seon Yoon音译)是韩国建国大学(Konkuk University)的经济学教授。他是《每月评论》2006年11月刊《谁正在威胁我们的餐桌?——跨国农业公司的力量》的作者。
 
宋皖久 (Won kyu Song音译)在建国大学获得其硕士学位,目前在由韩国女农协会和韩国农民联盟支持的农业农民政策研究所(Research Institute Nyurm)从事研究工作。李学进 (Hae-Jin Lee音译)是建国大学的助理教授。这篇文章受到韩国政府的国家科研基金资助(NRF-2010-330-B00159)。
 
翻译:何宇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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