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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慧鹏 | 小农经济必将成为过去,农户前方道路如何走

2021-1-30 15:29

原作者: 张慧鹏 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助理教授,华南农村研究中心研究员 来自: 微信公号“八角楼读书” 2021年1月12日,原刊于《现代哲学》,2020年第6期
食物主权按

关于小农户在农业现代化进程中的前途命运,自由市场派和小农经济派各执一词,马克思主义“三农”研究却在这场辩论中呈边缘化状态。本文梳理了马克思主义有关小农问题的理论遗产,讨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农业农村实现现代化的困境以及突破困境的方向。

在历史唯物主义的视野下,小农经济必然走向消亡,对此需要有足够的历史耐心。坚持农业农村现代化的社会主义方向,着力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通过农民的组织化实现土地和经营的规模化。坚持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双轮驱动,实现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的有机衔接。

作者|张慧鹏  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助理教授,华南农村研究中心研究员
转载编辑 | 姜饼
后台编辑|童话

《耕织图》

农业农村现代化进程中小农户的前途命运,是一个长期争论不休的理论话题,也是我国当前面对的重大现实问题。基于对小农户的政策主张,学界形成自由市场派和小农经济派两大派别。

在理论脉络上,自由市场派继承亚当·斯密以来的(新)自由主义的传统,小农经济派则延续了以恰亚诺夫为代表的民粹主义传统。笔者从马克思主义出发,对自由市场派和小农经济派的争论进行回应。

一、当前中国关于小农问题的两种对立观点

自由市场派和小农经济派学者围绕小农问题提出了针锋相对的观点。争论大体可以分为两个层面。 

首先是在价值层面,是否应该继续维持小农家庭经营?

自由市场派学者以经济学家为主,他们把农业当成单纯的产业,从经济效率方面来评价小农经济的优劣。小农户作为单纯的市场主体,与专业大户、产业化龙头企业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一样,都是为了利润而经营,本质上没有什么不同。当前中国的小农经济小而散、效率低,严重制约中国农业现代化。

他们主张通过土地等生产要素的市场化改革,推动土地流转,使农业走上规模化、集约化经营道路[1]。而那些由于土地规模化经营而被排挤出来的农业剩余劳动力,应该转移到城市就业[2]。

小农经济派学者以社会学家为主,他们从多个角度论证了小农户存在的合理性。

一是为农民提供基本的社会保障,维护社会的稳定。这一点无需赘言,已经有很多学者反复强调农村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稳定器与蓄水池功能[3]。

二是为“中国制造”提供廉价劳动力。贺雪峰认为,建立在农民家庭劳动力代际分工基础上的半工半耕模式,极大地降低了农民工家庭劳动力再生产的成本,压低了中国制造业的人工成本,成为中国制造业国际竞争力的基础[4]。

三是避免农业资本主义化和农民彻底的无产化。中国高达2.9亿的农民工已经成为产业工人的主体。得益于小农经济的长期存在,农民工虽然常年在外打工,却并不是彻底的无产者,中国也因此避免了拉美国家广泛存在的城市贫民窟[5]。黄宗智认为过去二十多年来中国农业的资本化并没有剥夺农民的土地,是“没有无产化的资本化”[6]。

四是小农生产具有生态优势。温铁军等学者认为资本化的大农场以利润为目的,对生态环境构成很大的破坏,而小农经济则具有生态友好性[7]。

五是有助于村落社会的延续和传统文化的保育。我国的村落社会和传统文化都是建立在小农经济基础上的,要维护中国长期以来的村落传统,传承和保育传统文化,小农经济的存续仍然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8]。

其次是在事实层面,是否能够长期维持小农家庭经营?

自由市场派学者的观点简单明了,小农经济得以存续是由于户籍制度、土地制度等构成的城乡二元结构限制了土地、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扭曲了市场机制,保护了落后生产方式。中国发展的方向应该是要进一步深化市场化导向的改革,实现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一旦市场机制充分发挥作用,小农经济必然要在市场竞争中被淘汰。

小农经济派学者强调小农家庭经营的韧性。在贺雪峰看来,农村年轻劳动力进城务工后,老人留守在农村从事农业,既能满足自己的生活需要,减轻子女的经济负担,又由于是在小块土地上精耕细作,单位面积产出非常高,是非常有效率的农业[9]。黄宗智则认为,小农经济的效率和土地经营规模无关,而是由农业生产的特殊性所决定的。农业不同于工业,农业天然适合家庭经营。在市场经济中,小农家庭经营在劳动密集型农业领域具有很大的优势,能够战胜雇佣劳动的资本主义农场[10]。

二、小农问题讨论中马克思主义的失语

关于现代化进程中小农前途命运问题的争论,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是非常重要的内容。从马克思的《资本论》、《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论土地国有化》,到恩格斯的《反杜林论》、《法德农民问题》,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于小农问题有非常系统的论述。第二国际时期,各国工人政党围绕农民问题进行了持久的争论,形成了考茨基的《土地问题》等一系列理论著作。十月革命前,列宁在与俄国民粹派关于农民问题展开论战,写出了《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等著作。十月革命后,列宁积极探索如何把小农引导到社会主义道路上来,写出了《论粮食税》、《论合作制》等著作。


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在小农经济改造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理论和实践经验。中国拥有悠久的小农经济传统,近代中国工业化步履蹒跚,资本主义发展很不充分,广大农村仍然是小农经济的汪洋大海。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提出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通过土地改革成功地动员起广大农民支持革命。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党又领导全国人民进行了农业社会主义改造,把农民的小生产改造成为社会化大生产,解放和发展了农业生产力。改革开放时期,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先是推行包产到户,激发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接着针对小农户分散经营的弊端,提出了“两个飞跃”的战略构想,体现了高度的辩证性。

遗憾的是,在当前关于小农问题的讨论中,马克思主义几乎处在失语状态。占据主流的自由市场派和小农经济派都在不同程度上批评马克思主义的分析。

自由市场派以经济学家为主,他们追求效率为先,推崇私有产权、自由市场机制,自然完全不能接受马克思主义关于土地公有制、计划生产等政策主张。小农经济派学者以社会学家为主,他们站在维护农民群体利益的立场上,一方面强烈批评主流市场派带有浓厚新自由主义色彩的理论和政策主张,另一方面批评马克思主义与自由主义经济学一样,都把农民当成了理性经济人,并且过度迷恋土地的规模化经营[11]。

面对这些直接或间接的批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却没有积极回应。笔者看来,这种现象是多方面因素造成的。

首先,这与国内马克思主义研究者的关注点有关。当前国内从事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学者更多地从事理论研究,着重于阐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及其中国化的成果,对现实问题的关注主要集中在意识形态斗争、党的建设等领域,“三农”问题并不是研究的重点。在方法上,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以宏观结构性分析为主,较少采用社会学人类学的田野调查,对具体经验案例进行解剖,这就使得马克思主义“三农”研究不太能够跟得上社会热点,制约了其对社会公众的影响力。

其次,这也反映出马克思主义在当前社会科学研究中的边缘化。改革开放前,马克思主义曾经一统天下,以至于人人言必称马列,政治学、社会学等学科被当作资产阶级学科受到批判甚至取缔。这当然是极“左”的错误做法。改革开放以来,情况走向了另一个极端。随着西方社会科学大量涌入,马克思主义逐渐边缘化。尽管马克思主义一直是我国的官方意识形态,没有人公开反对马克思主义,然而不少人却对之不屑一顾。有人认为马克思主义只是一种意识形态说教,不具备学理性。也有人认为马克思主义是一种过时的学说,不能解释当前的现实,也不能指导当前的实践[12]。

笔者认为,马克思主义不仅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性,还具有深厚的学理性。马克思主义揭示了事物的本质、内在联系及发展规律,是“伟大的认识工具”,是人们观察世界、分析问题的有力思想武器。小农问题关乎中国农业农村发展道路和几亿农民前途命运,在如此重大现实问题的讨论中,马克思主义不应该缺席。

三、小农消亡的历史必然性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小农问题的分析,是建立在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上的。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从纷繁复杂的世界历史中寻找到客观规律性,从而把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看作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13]而人类历史之所以能够被当成自然史,是因为马克思恩格斯发现了全部历史的基础是生产力,人类社会的发展史归根结底是物质资料生产方式的发展史。生产力决定着生产关系,进而决定其他一切社会关系。同生产力发展一定阶段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经济基础,而经济基础又决定着上层建筑。正是生产力的发展推动着生产关系从低级到高级,社会形态由简单到复杂。对此,列宁总结道:

只有把社会关系归结于生产关系,把生产关系归结于生产力的水平,才能有可靠的根据把社会形态的发展看做自然历史过程。[14]

那么,生产力的发展又遵循哪些规律?马克思继承和发展了亚当·斯密开创的古典政治经济学,把分工的深化作为生产力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出现之前,欧洲普遍地存在着以劳动者私人占有生产资料为基础的小生产,这种小生产具有封闭性、狭隘性,排斥分工协作。资本主义发展起来之后,把孤立的、分散的个体劳动转化成相互协作的社会劳动,把个体化的小生产转变成社会化的大生产,极大地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这正是资本主义的历史功绩。

马克思分析了资本积累的历史趋势,指出资本主义的竞争推动生产不断地趋向集中和社会化,形成垄断。而生产越是集中和社会化,越是需要在全社会范围进行生产的组织化。但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由于生产资料是私人所有的,个别企业的生产是有组织的,整个社会的生产是无组织的。个别企业生产的有组织性和整个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之间的矛盾,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直接原因。随着“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这个外壳就要炸毁了。”[15]资本主义无法适应生产社会化发展的需要,已经成为生产力发展的桎梏,而生产力的发展是不可阻挡的,必然要冲破资本主义制度的束缚。这就决定了资本主义的必然灭亡和社会主义的必然到来。社会主义通过生产资料公有制和有计划的生产,能够适应生产社会化的需要,更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

正是基于这一历史规律的认识,马克思恩格斯提出小农经济消亡的理论。恩格斯在晚年时针对小农问题非常明确地指出,“个体生产者对生产资料的占有,在现代已经不再赋予这些生产者以真正的自由。”[16]

马克思恩格斯之后,不断有浪漫主义者批评马恩对农民的遭遇缺乏同情。其实,马克思恩格斯本人都有着悲天悯人的情怀。他们对包括农民在内的广大劳动人民有着深切的同情,对资本主义制度造成的灾难性后果进行毫无留情的揭露和批判。但是,他们绝不像空想社会主义者一样从道德上谴责资本主义的罪恶,也不会像形形色色的小资产阶级一样美化传统的小生产。他们始终坚持生产力标准,尊重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性。他们既批判资本主义的罪恶,也高度肯定资本主义的历史进步性。相对于传统的小生产,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但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生产力,还打破了人类原始封闭状态,促进了人们的相互交往,使人类历史变成世界史[17]。他们批评以西斯蒙第为代表的小资产阶级美化过去的小生产,试图以小生产对抗资本主义,认为这是开历史的倒车,既是反动的,又是空想的[18]。

马克思恩格斯去世一百多年后,世界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整体的趋势完全符合马克思恩格斯的预言。科技革命日新月异,交通通讯技术的进步,使得资本、信息、商品在全世界流动,形成世界市场和全球产业分工体系。经济全球化促进了人类的交往。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今天,人类交往的世界性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深入、更广泛,各国相互联系和彼此依存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频繁、更紧密。”[19]经济全球化也加剧了各国的竞争,任何国家的落后生产部门,都必然在国际竞争中被淘汰。正如近代中国的传统手工业被西方工业品排挤掉一样。这个过程也许很残酷,但是不可逆转,事实上也代表着历史的进步。

四、小农消亡的现实曲折性

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是关于人类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的科学。这些规律是从漫长的人类历史中总结提炼出来的,其时间尺度动辄几百年甚至几千年上万年。只有在这样宏大的历史尺度下,才有可能看清整个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从宏观角度看,历史的发展似乎是线性的。回到中观层面,就会发现事物的发展不是直线式的,而是螺旋式上升的。而具体到微观层面,则会发现很多的偶然性。把宏观、中观、微观视角综合起来,其实也是历史唯物论和辩证法的结合,就是恩格斯讲的必然性存在于偶然性中并通过大量偶然性表现出来。

从历史唯物主义长时段的视野来看,小农经济的衰亡是必然的,这是客观规律所决定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但是,这个过程本身也是长期的、曲折的,甚至在某些时期还有可能出现反复。

在《资本论》第一卷有关原始积累的一章,马克思考察了从15世纪开始的英国小农经济解体的过程。英国是最早开始工业化的国家。在机器大工业建立之前,英国经历了漫长的原工业化阶段。这一时期在马克思那里称作工场手工业时期。工场手工业制造的工业品逐渐替代农民自己生产的产品,推动自然经济解体,农民开始与土地相分离。但是,这时的工场手工业还不够发达,只占国民生产的很小一部分,并且与城市手工业和农村家庭副业结合在一起,仍然需要城市手工业和家庭副业把原料加工到一定程度。此时的小农经济仍然有很强的生命力。在某些工业部门和某些地方,城市手工业和农村家庭副业被消灭,但同时又在其他地方重新出现,产生了一个新的小农阶级。这些小农以种地为副业,以工业劳动为主业,把产品直接或通过商人卖给手工工场。从15世纪最后30多年起,英国人总是抱怨资本主义经济在农村日益发展,农民日益被消灭,但另一方面却又看到这些农民不断重新出现。直到19世纪中期,机器大工业的建立,才彻底地剥夺了极大多数农村居民,使农业和农村家庭手工业完全分离,为资本主义农业提供了牢固的基础[20]。也就是说,英国农民转变成为无产者并不是一蹴而就,而是持续了300多年。

英国之后,法国、德国、美国等欧美国家也都先后经历了农业的资本主义转型。由于各国的具体国情不同,农业转型的道路也并不相同。列宁专门区分了农业资本主义转型的普鲁士道路和美国道路。前者是容克贵族直接转变成农业资本家,后者则是在农民分化基础上通过竞争发展出资本主义农业。后来的学者拜尔斯(Terence. J. Byres)等人,在列宁基础上进一步分析了各国农业资本主义转型道路的多元性和复杂性[21]。

对于广大第三世界国家,情况就更加复杂。过去一百多年,资本主义在全球扩张,把广大发展中国家卷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然而,资本主义在全球扩张的并未使农民彻底无产化。世界体系理论的创立者伊曼努尔·沃勒斯坦指出,半无产化才是第三世界国家更为普遍的现象[22]。而在荷兰学者扬·杜威·范德普勒格看来,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在经历着复杂而又富于变化的再小农化过程[23]。正是在这一背景下,马克思主义小农消亡理论受到质疑,俄国民粹主义经济学家恰亚诺夫的小农稳固理论受到许多学者的青睐[24]。

在笔者看来,我们无需过度惊讶小农经济的普遍存在,马克思划分的五种社会形态只是一种理论抽象,一种类型学划分,现实世界从来就不存在一种纯粹的社会形态。在某种主导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之外,还可以容纳多种其他的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例如,美国很早就进入了资本主义社会,但直到19世纪还存在奴隶制。资本主义的发展并不会完全排挤掉小生产,相反,半无产化反而更加有利于资本的积累。民粹主义者看到了小农经济的持续存在,赞赏小农经济的坚韧性,却没有看到这时的小农户已经从属和依附于大资本[25]。

五、当前中国小农户的性质和演变动力

由于自然地理条件、历史文化传统、社会制度等因素的影响,中国的农业现代化道路有着自己的特殊性。中国有着几千年的封建小农经济传统。时至今日,大国小农仍然是我国最基本的国情农情。那么,如何认识今天中国的小农户的性质?

小农家庭经营是一种跨越时间、空间、社会形态的存在。但小农家庭经营从来不是一种独立的经济形态,总是依附于占统治地位的经济成分。小农经济的性质是由所处的社会形态决定的。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

在一切社会形式中都有一种一定的生产决定其他一切生产的地位和影响,因而它的关系也决定其他一切关系的地位和影响。这是一种普照的光,它掩盖了一切其他色彩,改变着它们的特点。[26]

我们分析中国小农经济的性质和特点,也要与其所处的历史时期和社会形态相结合。黄宗智先生基于对明清时期中国小农经济的研究,提出了“过密化”理论,在学界享有盛誉。对当代中国农业问题的研究,黄宗智先生延续了明清经济史研究中得到的观点,提出了小农家庭经营特殊性和农业不同于工业的特殊性,以此来证明小农家庭经营的坚韧性。然而,封建时代自然经济形态的小农户,更像是恰亚诺夫所说的小农,本质上是一种生计经济,在相对封闭的环境中从事简单再生产,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小农户,已经是商品生产者,在高度开放的市场环境中进行竞争,追求利润最大化。只要有条件,小农户也会通过扩大再生产成长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小农户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之间并没有不可逾越的界限[27]。

市场竞争推动了农业经营主体的分化。贺雪峰教授领衔的华中乡土学派针对农民分化问题进行了大量的经验调查,他们看到了市场化给农村社会带来的分化,以及这种分化对乡村社会治理、农民生计的负面效果,他们不愿接受农村社会的过度分化,不愿看到外来资本进入农村排挤农民,他们对当前农村社会大量存在的“中农”群体寄予厚望,认为“中农”是农村稳定的根基,也是国家政权的基本支持力量,希望能够维持“中农”占主导地位的状态[28]。但是,按照唯物辩证法,事物是不断地发展变化的,农民的分化是一个始终在进行的动态过程,所谓的“中农”并不是一种静止的稳定状态。其中一部分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经营失败,蜕变成小农或者退出农业领域,另外一些则可能成长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这是市场竞争的基本规律,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其实,自农村启动市场化改革以来,农民就没有停止分化。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转移农业剩余劳动力,农民还在加速分化。

2004年农村承包地流转面积为0.58亿亩,2018年全国家庭承包耕地流转面积超过5.3亿亩。第三次全国农业普查报告显示,截至2016年末,全国共有20743万农业经营户,其中绝大多数是小规模家庭经营的农户。规模农业经营户仅398万户,占全部经营户的1.92%。但是,规模经营户的实力和影响力却很强。2016年耕地规模化(南方省份50亩以上、北方省份100亩以上)耕种面积占全部实际耕地耕种面积的比重为28.6%;规模化(年出栏生猪200头以上)养殖生猪存栏占全国生猪存栏总数的比重为62.9%,家禽规模化(肉鸡、肉鸭年出栏10000只及以上,蛋鸡、蛋鸭存栏2000只及以上,鹅年出栏1000只及以上)存栏占比达到73.9%[29]。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不仅是现代农业发展主体、主要农产品供给主体,同时还是社会化服务主体,开展土地托管、联耕联种、代耕代种、统防统治等社会化服务。农业农村部的数据显示,220多万多家农民合作社不仅覆盖了50%左右的农户,其中不少还给非成员提供服务。全国40多万个农业生产托管服务组织,服务对象数量达到4630万个(户),托管面积达到3.64亿亩[30]。

尽管中国农业的适度规模化经营和现代化水平已经进步很快,但和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农业仍然缺乏竞争力。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前所未有地融入开放的世界经济体。中国以廉价的劳动力等比较优势参与全球分工体系,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工厂”。得益于经济全球化,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与此同时,中国的农业也面临着来自国际的竞争。

面对发达国家高度现代化的农业,我国小农农业经营规模小、装备和技术水平低、劳动生产率低,几乎毫无招架之力。国内外主要大宗农产品价格出现倒挂现象,许多国外优质农产品进口到岸税后价格大大低于国内市场价格[31]。小农农业精耕细作可以提高单位面积产量,却抑制了劳动生产率,综合成本比较高。据中国科学院的研究报告,我国农业劳动生产率仅为世界平均值的47%、高收入国家平均值的2%、美国的1%,导致农产品价格缺乏国际竞争力,农民收入水平难以提高[32]。

尽管我们可以通过保护性关税等措施一定程度上保护国内脆弱的农业,但全球化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旨在通过关税保护落后产业不是长久之计。农业的出路最终还是要提高农业的竞争力。

当然,小农经济派学者常常强调农业的多功能性,不能仅从经济效率来衡量,但这些说辞在市场经济竞争机制的冲击下都不堪一击。至于一些人所认为的小农农业的生态功能,其实也并不成立,兼业小农户往往缺少现代农业知识,不懂如何科学种田,导致农业的污染更加严重[33]。

六、历史必然性和历史的耐心

我们批评小农生产的落后性,并不是主张要人为地加速小农的消亡。正如恩格斯所言,“我们预见到小农必然灭亡,但是我们无论如何不要以自己的干预去加速其灭亡。”“当我们掌握了国家政权的时候,我们决不会考虑用暴力去剥夺小农。”[34]对于小农的改造,我们要有足够的耐心。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历了剧烈的经济社会变迁,我们用几十年的时间走过了西方国家几百年的发展历程。曾经在有一段时期,工商资本热衷于下乡圈地,一些地方政府以推动农业现代化的名义,在农业政策上也是扶大不扶小。小农户的生存空间受到人为的挤压。农业领域出现了资本化和去小农化的趋势[35]。

针对这一现象,2016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安徽小岗村农村改革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

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是件大事,必须审慎稳妥推进。一方面,我们要看到,规模经营是现代农业发展的重要基础,分散的、粗放的农业经营方式难以建成现代农业。另一方面,我们也要看到,改变分散的、粗放的农业经营方式是一个较长的历史过程,需要时间和条件,不可操之过急,很多问题要放在历史大进程中审视,一时看不清的不要着急去动。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要有足够的历史耐心。[36]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并专门提出要“实现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短短一句话,意味着重大的政策调整。

2019年初,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印发《关于促进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的意见》。《意见》对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和小农户家庭经营的辩证关系进行了阐述。

既要把准发展适度规模经营是农业现代化必由之路的前进方向,发挥其在现代农业建设中的引领作用,也要认清小农户家庭经营很长一段时间内是我国农业基本经营形态的国情农情,在鼓励发展多种形式适度规模经营的同时,完善针对小农户的扶持政策,加强面向小农户的社会化服务,把小农户引入现代农业发展轨道。

七、超越农业资本主义和传统小农经济

“一个社会即使探索到了本身运动的自然规律……它还是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但是它能缩短和减轻分娩的痛苦”[37]对于小农问题,我们不能只是道义上的同情,必须尊重客观规律,认清历史趋势,顺势而为。不能只是立足当下,更要着眼于长远,进行战略性谋划和布局。

首先,要毫不动摇地坚持农业农村现代化的社会主义方向。我们对小农经济派的批评,并不意味着接受自由主义者土地私有化、农业资本化等激进主张。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资本主义大农业生产方式的确立虽说是一场深刻的革命变革,但这是以直接生产者的赤贫为代价而取得的。由于对剩余价值毫无止境地追求,以及竞争规律的强制作用,农业资本家对任何一块土地都会想尽一切办法去榨取它的肥力。

资本主义农业的任何进步,都不仅是掠夺劳动者的技巧的进步,而且是掠夺土地的技巧的进步,在一定时期内提高土地肥力的任何进步,同时也是破坏土地肥力持久源泉的进步。[38]

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未来社会主义的农业一定是建立在农民合作基础上的大农业,这是对小农经济和农业资本主义的超越。对于当前国内的农业农村改革,习近平旗帜鲜明地指出,要坚守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不管怎么改,都不能把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改垮了,不能把耕地改少了,不能把粮食生产能力改弱了,不能把农民利益损害了[39]。

其次,要着力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通过农民的组织化实现土地的规模化。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几代领导人都深刻地认识到,传统的小农经济不能支撑中国的农业农村现代化,但中国也绝不能走资本主义的农业农村现代化道路。如何在农民占绝大多数的国家,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农业农村的现代化,是党的几代领导人一以贯之的探索。而他们所得到的共同的答案,就是农民的组织化。

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引导农民走上互助合作道路。改革开放时期,邓小平同志提出“两个飞跃”的战略思想。在2001年出版的《中国农村市场化建设研究》一书中,习近平指出,我国农民家庭经营存在经营规模小、生产粗放、竞争力弱等问题,如果硬将农民推向市场,让农民个人去自生自灭,只能让许多农民“呛水淹死”,而发达国家农村市场化的经验表明,只有将农民组织起来,才能使农民尽快安全、顺利地进入国内外市场,并能够有效地降低进入市场的成本,提高农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市场占有率。他旗帜鲜明地提出要走“组织化的农村市场化发展路子”[40]。

再次,要坚持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双轮驱动。工业化和城镇化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农业的适度规模经营和先进技术的应用,必然会排挤出许多劳动力,这些劳动力归根结底要靠二三产业来吸纳。这个过程也许是长期的,但方向不会改变。对此,党委政府需要做的是坚持新发展理念,破除城乡二元制度,推进新型工业化和城镇化,尽可能降低农民进城的门槛,保障农民工的各项合法权益,使农民尽快转化成为新市民。

至于在这个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失业等问题,在根本上要靠完善城乡社会保障制度来解决。农村的那一小块儿土地,既不应该也无能力继续承担社会保障功能。随着农业生产方式和农民生活方式发生变化,城乡社会结构和空间结构也必然要随之而变化。有些乡村必然要衰落甚至消失,对此不必太伤感。中国地区差异极大,乡村的振兴是整体的振兴,不是每一个村都要振兴,都能振兴。人口的适度集中更加有利于二三产业的发展,也更有利于提高公共服务的供给效率。对于有条件实现振兴的乡村,应该依托集体经济组织,整合资源,构建种养加销全产业链,推动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发展壮大集体经济,使全体村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

注释:

[1] 马晓河、崔红志:《建立土地流转制度促进区域农业生产规模化经营》,载《管理世界》2002年第11期。黄少安、谢冬水:《“圈地运动”的历史进步性及其经济学解释》,载《当代财经》2010年第12期。
[2] 党国英:《乡村振兴要尊重社会经济发展基本规律》,载《国家治理》2018年第4期。[3] 温铁军:《八次危机:中国的真实经验》,东方出版社,2013年。贺雪峰,《小农立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
[4] 贺雪峰:《为谁的农业现代化》,载《开放时代》2015年第5期。
[5] 温铁军:《八次危机:中国的真实经验》,东方出版社,2013年。
[6] 黄宗智、高原、彭玉生:《没有无产化的资本化:中国的农业发展》,载《开放时代》2012年第3期。
[7] 温铁军:《农业现代化的误区》,载《财经界》2014年第11期。
[8] 付会洋、叶敬忠:《论小农存在的价值》,载《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1期。
[9] 贺雪峰:《当前中国三农政策中的三大派别》,澎湃新闻2015年2月11日。
[10] 黄宗智:《中国过去和现在的基本经济单位:家庭还是个人?》,载《人民论坛学术前沿》创刊号,2012年3月
[11] 黄宗智:《中国新时代小农经济的实际与理论》,载《开放时代》2018年第3期。
[12] 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社会上也存在一些模糊甚至错误的认识。有的认为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中国现在搞的不是马克思主义;有的说马克思主义只是一种意识形态说教,没有学术上的学理性和系统性。实际工作中,在有的领域中马克思主义被边缘化、空泛化、标签化,在一些学科中‘失语’、教材中‘失踪’、论坛上‘失声’。这种状况必须引起我们高度重视。”《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全文)》,新华社2016年5月18日。
[13]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0页。
[14] 列宁:《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8-9页。
[15]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874页。
[16] 恩格斯:《法德农民问题》,《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362页。
[17]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404页。
[18]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425-426页。
[19] 习近平:《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新华网,2018年5月4日。
[20]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857-858页。
[21] Byres,T.J.,2009, “The Landlord Class,Peasant Differentiation,Class Struggle and theTransition to Capitalism:England,France and Prussia Compared,”Journal of PeasantStudies31(9),pp.33-54.
[22] 伊曼努尔·沃勒斯坦:《历史资本主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
[23] 扬·杜威·范德普勒格著《新小农阶级》,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
[24] 秦晖:《当代农民研究中的“恰亚诺夫主义”》,载恰亚诺夫著:《农民经济组织》中译本序,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
[25] 张慧鹏:《农民经济的分化与转型:重返列宁-恰亚诺夫之争》,载《开放时代》2018年第3期。
[26]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4页。
[27] 正如秦晖所批评的,恰亚诺夫把自然经济下的与市场经济中的家庭经营、把自由竞争中的与依附状态下的家庭经营都归为“家庭经济”,并把它与资本主义截然分开,造成逻辑上的混乱。参见秦晖:《当代农民研究中的“恰亚诺夫主义”》,载恰亚诺夫著:《农民经济组织》中译本序,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第20页。
[28] 贺雪峰:《取消农业税后农村的阶层及其分析》,载《社会科学》2011第3期。陈柏峰:《中国农村的市场化发展与中间阶层——赣南车头镇调查》,《开放时代》2012年第3期。林辉煌:《江汉平原的农民流动与阶层分化:1981-2010——以湖北曙光村为考察对象》,载《开放时代》2012第3期。杨华:《“中农”阶层:当前农村社会的中间阶层》,载《开放时代》2012年第3期。
[29] 国家统计局:《农业生产跃上新台阶 现代农业擘画新蓝图——新中国成立70周年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系列报告之十二》,国家统计局网站2019年8月5日。
[30] 农业农村部关于印发《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服务主体高质量发展规划(2020-2022年)》的通知,农政改发〔2020〕2号
[31] 叶兴庆:《加入WTO以来中国农业的发展态势与战略性调整》,载《改革》2020年第5期。
[32] 何传启主编:《中国现代化报告2012:农业现代化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
[33]浙江大学谷保静课题组对全国范围内2万多农户的调查发现,农场规模是影响农药使用强度的重要因素,农场规模越小,农药化肥使用强度越高。因为对于小农户来说,外出务工收入才是家庭主要收入来源,农业收入只是补充,农民增加化学品使用所节省的时间,可以通过务工来获得更高的收入,所以农民并不关心如何更高效率地使用化学品。参见《中国农田“减肥”难,浙大大数据找症结:土地不够规模化》,澎湃新闻2018年6月26日。
[34] 恩格斯:《法德农民问题》,《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370页。
[35] 冯小:《去小农化:国家主导发展下的农业转型》,中国农业大学博士论文,2015年。
[36] 习近平:《在农村改革座谈会上的讲话》(2016年4月25日),载《论坚持全面深化改革》,中央 文献出版社2018年版,第259-260页。
[37]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0页。
[38]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552-553页。
[39] 习近平:加大推进新形势下农村改革力度,新华网,2016年4月28日。
[40] 习近平:《中国农村市场化建设研究》,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204-20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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