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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明 | 市场、生态与公益的连接融合——返乡女性创业研究

2020-11-27 08:44

原作者: 高明,上海大学文学院文化研究系讲师,研究方向:新工农文化分析 来自: 妇女研究论丛
作者有话说

读者朋友们,这篇文章虽然写完了,但是返乡创业青年们的实践远未结束,他们仍在乡土中不断地摸索着、奋斗着。这些返乡创业的青年们有一个共同的特征:秉持生态理念,投身农业生产、销售以及农村的文化事业,推动建设带有合作互助性质的农村基层组织。

他们正在面对的两个难题同样也在拷问着我们:究竟该如何既妥善地应对以优胜劣汰、你死我活为主导逻辑的市场的挑战,同时又能落实建设平等互助美好社会的理想?如何在投身理想事业的同时安置好自己的生活,而不是牺牲掉自我、家庭与后代,同时也葬送理想?这两个问题,值得且需要几代人的接力实践去回答。

摘   要

本文以基层返乡创业者发挥主观能动性、创新机制解决困难为研究议题,以小方和小云两位女性青年的返乡创业实践为例,分析并总结她们反思挫折、勇于创新,用经济机制和非经济机制推进乡村基层合作经济体发展,成功将市场盈利目标、生态保育目标以及社会公益目标连接融合在一起的经验。她们的探索表明,乡村基层合作经济体如要健康持续地发展,须将经济机制和非经济机制结合在一起,在加强乡村资源商品化、价值化的同时,通过合作互助、示范教育等非经济机制加强乡村基层经济体的组织凝聚力以及生态可持续性。

小方和小云的经验具有一定的理论参考价值,她们的实践为国家“乡村振兴”的宏观政策提供了来自民间基层的鲜活实例。


一、问题的提出

自2013年始,党和国家陆续提出“生态文明”发展观[1]并颁布了返乡创业支持政策[2]以及“乡村振兴”[3]战略规划。“生态文明”发展观从哲学角度指出中华民族的未来发展模式,具有原则性和理论性。以“生态文明”等理论为指导原则,2017年党的“十九大”确立的“乡村振兴”战略从乡村出发但视野不限于乡村,强调创新城乡融合的可持续发展模式。“乡村振兴”呼唤“一懂两爱”的乡村建设人才。国家分别于2015年和2020年颁布了针对返乡创业人才的支持政策,2020年的政策在2015年政策的基础上扩展为面向所有愿意返乡、入乡创业和工作的人员,并再次强调了在“乡村振兴”框架下推进“互联网+现代农业”以及农村一二三产业的融合发展。

在党和国家着力进行脱贫攻坚、推动乡村发展的当下,返乡创业者在乡村基层落实生态原则、推进乡村振兴、摸索城乡和产业融合的方法机制亟待总结。目前,对青年返乡创业的研究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返乡创业青年的类型特点研究;另一类是返乡创业困境的对策研究。

在第一类返乡创业研究中,有的研究者从返乡青年掌握的社会资源的类型入手[4](PP24-30),有的从返乡青年所从事的不同事务入手[5](PP5-10+17),有的根据返乡创业初始动力的不同[6](PP72-78),将返乡创业青年划分为不同的类型。这类研究的弱点在于,分类标准的互斥性和周全性不足,不同类型的返乡青年之间其实互有交叉。

例如,胡小武[5](PP5-10+17)将返乡青年分为包括民宿设计师、“大学生三下乡”青年以及青年企业家在内的“智识青年”,以青年干部群体为主的“在地型主体”,以都市青年为主的“消费型主体”三大类。这样的分类虽然抓住了乡村振兴场域中青年人最为明显的特点,但现实中“在地型主体”未尝不是“智识青年”。更重要的是,这类研究的重点多落在返乡创业青年对乡村振兴的积极作用上,而对青年返乡者遇到的困难和波折分析较少。

第二类返乡创业研究对创业者遭遇的困境进行了总结和回应。这类研究[7](PP82-83)[8](PP92-93)将青年返乡创业过程中遭遇的困难大致分为外因和内因两种。外因包括融资难、创业环境差、地方支持性政策缺失等问题,内因则包括创业者能力薄弱、家庭支持度低等。其中,李玫[9](PP16-20)、刘霞[10](PP5-10)分别对促使女性农民工返乡创业的因素进行了研究,她们不约而同地关注到女性的主观能动选择与社会结构的关系。其研究结果显示,返乡创业女性农民工整体上没有呈现出非常强烈的创业主体意识,很多受访者受社会客观规制制约,形成了诸如“失败了回家嫁人”[10](P8)等主观理解。

总体而言,返乡创业青年的创业动力、能力特点以及创业困境等方面虽然已经引起研究者的关注,但现有研究对返乡创业的困难分析得较为笼统,缺乏对基层返乡创业者发挥主观能动性、创新机制解决困难的发现和分析。事实上,青年返乡创业者在基层进行的创新实践值得总结提炼,他们创新的方法机制既可为返乡创业的后来者提供参考,也能为国家宏观政策的推进提供来自乡村基层的鲜活例证。

本文以小方和小云【为保护受访者信息,小方、小云以及文中涉及的其他相关人员的名字均为化名】这两位以推动乡村基层合作经济为具体创业内涵的返乡青年女性为例,试图通过详细分析,对比她们的创业过程,总结她们创新机制、克服困难、推进乡村基层合作经济并取得阶段性成效的方法,在此基础上呈现她们落实生态文明、建设乡村的过程中发挥的主体作用。


二、案例介绍与研究方法

小方1976年出生于湖南农村,毕业于湖南师范大学教育学专业。本科毕业后,她在深圳的企业管理行业工作了7年。2005年,从未放弃过回归农村想法的她辞去了令人羡慕的白领职业,和从农业公司辞职的丈夫小东一起回到河北省正定县农村的婆家。夫妻俩第一阶段的创业曾两度徘徊于破产边缘。小方后又以养老资金互助会和乡村文化教育开启了第二阶段的创业征程。

小云1987年出生于山西长治农村,毕业于山西农业大学,学的也是教育学。本科毕业后,她在北京社会组织L乡村建设中心工作了一段时间,2014年和丈夫小熊一起来到山西省蒲州镇的村庄扎根,过着简朴的生活,探索生态农业和生态教育。

本文以小方和小云两人的返乡创业经历作为研究对象进行对比分析,主要出于以下两方面的考虑。

首先,她们的身份背景以及返乡创业的价值理念相似。小方和小云出身乡村,在完成本科教育后,都在城市中工作了一段时间,之后选择了返乡创业。她们基于对切身经历过的乡村和城市生活的反思,选择了用返乡创业的方式去践行振兴乡村的理想。

她们都对以“精致的利己主义”[11](P151)为代表的价值观和以“买买买、剁手党”为表现形式的消费主义生活方式进行过自觉的反思和批判,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一些建设乡村的新思想:反对大资本赢者通吃的运作逻辑,反对消费主义的生活方式,反对利己主义的价值观念,提倡尊重自然生态环境的生活方式,挖掘农村居民平等互助的内生力量,探索农村可持续发展的路径。

基于对“个人经济利益至上”这一观念的反思,以及对平等、共赢、可持续等理想价值的追求,她们选择以推动村庄合作经济作为其返乡后从事的具体“业”。同为女性的她们,既是妻子、母亲、女儿、媳妇,也是乡村建设的开拓者和敢于追求乡村理想的独立个体。

其次,在实践中,她们都意识到方法机制对于落实价值理念、发展乡村基层合作经济体以及将这一经济体与外部市场对接起来的重要性。小方希望提高自己的“专业技能”并摸索出有效的方法机制,小云则以“经营”指代方法机制的创新和运作。这两个词字面不同但内涵一致,都指在运行乡村基层合作经济的过程中,将公益、市场和生态连接到一起的经济机制和非经济机制。不过,在具体实践中,她们的尝试有所不同。

本文对小方和小云的经验研究分为两个阶段,综合了对二手资料的文本分析以及质性访谈的方法。2019年8月29日,笔者与小方在微信上取得联系,10月3日对小方进行了约1小时的质性访谈,访谈之后,小方主动向笔者提供了她近期和多年前写就的日记及工作记录。

2018年10月26-28日,笔者临时借住在小云家,对其工作生活的状态和环境进行观察,获得了直观的感受。2019年6月14日对小云进行了约1小时的质性访谈,小云夫妇也向笔者提供了他们的微信公众号文章、工作会议记录等文字材料。文章形成初稿后,为补充她们的生产信息,笔者于2020年3月20日和3月25日分别对小方和小云的丈夫小熊进行了跟踪访谈,此为经验研究的第二阶段【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本文第二阶段的跟进调研不得不仍采取网络语音访谈的方式,无法实地访谈小方和小云返乡创业实践中的其他利益相关方】。


三、“专业技能”连接市场和公益——小方的探索

小方的返乡创业之路分为两个阶段。2005-2012年,小方在返乡后的前7年里一边与丈夫小东务农,一边探索乡村教育工作。在这一阶段,小方夫妇与市场短兵相接之后遭遇了较严重的生计困难。2012年至今,总结经验教训之后的小方,以养老互助金融和乡村文化教育实践为重心,这一次,她取得了成绩,看到了希望,并对市场的性质形成了深入的理解,探索出了夯实养老资金互助会所需的非经济性与经济性的“专业技能”。

1. 反思后的二度创业

小方和小东返乡后,首先在农业的生产销售领域进行创业尝试,小东负责摸索市场,小方负责耕种。2007年,小东推动建立的合作社统购农资生产小麦,并与大公司签订了小麦的统销合同,最后却因遭遇雪灾,投入有去无回。然后,小东又尝试自己承包500多亩地搞蔬菜大棚的规模种植。每亩地地租500-1300元/年不等,他们一家每年要支付少则25万元多则65万元的地租,除此之外,还要支付十多个农业工人的工资。

2008年,小东认为当时的食品安全问题能自动为生态农产品打开销路,为提高收益,他划分出几十亩地,尝试用生态方式种植小麦并进行面粉加工。然而,市场销路并不好,夫妇二人再次亏损。2007-2010年,不是南方大雪把在小方老家培育的秧苗冻坏,就是市场行情不好、农产品销路不畅,小方夫妇接连遭受经济和精神打击。

创业第一阶段的挫折开启了小方对市场不断深入的认知。在刚刚遭遇挫折和经济困难的时候,她近乎本能地将挫折直接归因于市场竞争的无情和大资本的排挤。她发现,回到乡村并不等同于逃离了资本的逻辑,资本不仅在城市中运行,也会渗入农村,在追求增殖的过程中,资本会毫不留情地将弱小对手碾压至濒临破产的境地。

我忽然对农业的脆弱和原始积累的困难感到恐惧,进而对这将近五年一无所获的求索感到绝望。……当资本进入农村,就像台风扫过,永远的强势甚至不需要对手。(小方提供的个人博客日记,写于 2010 年)

十年后的小方推进了自己对创业第一阶段所遇挫折的反思,她认为农业产销“一直没有明显起色”,除了大资本占据优势地位之外,自己的经营思路和方法也有问题。小东的整体设想是将农资店、合作社、蔬菜大棚、农产品加工、信息技术平台、销售等环节连成一个体系,打造出一个完整的特色生态农业产业闭环。虽然这个设想非常符合乡村振兴的理想形态,但小方和小东毕竟不是大资本,凭借一家之力做整个农业业态几无可能。

小方希望划出一亩或几亩地,以西红柿单品的种植和销售开始尝试,但是无法说服小东。于是,在度过第一阶段创业挫折引发的经济困难之后,2014年开始,她就不和丈夫“合伙种地”了,而改为探索其他创业内容,“自己养活自己”。

在第二阶段创业正式开始前,2012年小方去山西P农业合作社学习了半个月,又于2013年去河南郝堂村考察学习了李昌平“内置金融”[12](PP108-112)[13](PP48-54)的方法。在咨询曾支持她开过“农家女书屋”的北京老师们的意见、获得李昌平团队成员的指点之后,2014年小方在其所在的村庄发起并成立了养老资金互助会(下称“互助会”),互助会的实践使她形成了较为成熟的市场观以及对乡村基层合作经济所需专业技能的理解。

互助会主要通过老年人自愿入股入会聚集发展资金,有偿借贷给信誉好的在农村创业的村民,以此获取一定的经营收入,再返还给老年会员用于养老福利。其主要目的是通过资金互助的方式,解决村民发展融资难题,增强村庄发展能力;互助会通过将利息收益分红发给入社老人,提高农村老人养老的收入与幸福感。

在运作层面,必须是本村人才可参与,缴纳500元购入普通股1股即可成为互助会会员。除了普通股会员之外,还有5000元/股/年的发起人股、少儿股,以及2000元/股/年的老年股。借款人必须有同为互助会会员的本村村民以借款额的2.5倍来进行资金担保,借款的时候先将12%的借款利息和2厘保证金还给互助会。

比如,借款2万元一年还款,则在借款时扣除2400元利息和480元借款保证金,实借17120元,到期还本2万元。截至2019年8月,互助会共募集资金24.8万元,已全部贷给本村7位贷款农户,用于上学、农业生产、盖房子和做生意,且供不应求。2019年结算分红,老年股每股分红200元,发起人股和少儿股每股分红550元。

普通股每股可获得利息6厘/年,其他3个股型都是利息+分红的类型。老年股每股获得5厘年利息+分红,发起人股和少年股则是每股6厘年利息+分红。每年的分红金额不固定,根据实际利润进行分红。近两年互助会每年利润约2万元,其中60%的利润用于分红,另外20%的利润用作风险金,剩下20%的利润用于公益活动和宣传活动。2019年分红之后,老年股和发起人股每人最多只可入10股。互助会希望通过这样的方式保证老年人养老保障性收益,避免大户主导。

互助会的资金来自本村,用于本村。小方坦言,在成立互助会之前,她也曾担忧过利率高于银行的问题。在学习P合作社与郝堂村的经验之后,她理解到,村民向银行贷款需要房产、社保或者公积金进行抵押贷款,一般不容易贷款成功;略高于银行利率的村庄资金互助方便了村民借贷,也能保证村庄老人的收益。

在盘活村庄资金、控制风险方面,李昌平的方式是用农民承包的土地来入股作价或进行资金担保[12](PP108-112),但这仍是地方性的实验,必须由当地政府出面施行。小方没有政府背景,无法采用这样的方法,所以采取请本村村民以借贷额的2.5倍资金为村民借贷者担保作为控制风险的方法。

小方说,互助会刚成立时,村里根本没有人敢入会入股,居然是她家农场雇佣的与其“一起干农活干了五六年”的老人出于对她的信任,率先入股启动了互助会。有位陈阿姨,2014年抱着既想支持又担心风险的心理入了2000元的老年股,2015年8月29日分红获得了177元,于是她给老伴儿也入了1股老年股。获得了分红收益的陈阿姨和老伴儿非常高兴,还介绍同村其他亲朋加入互助会。

小方说:“已经有越来越多的老人感受到这是一件真正带给老人福利的事情,参与的人数也呈上升的趋势……感觉这么多年的坚持快要迎来曙光了,其实只要稳扎稳打地做,只要没有呆坏账,感觉这事还是很有发展前景的。”

2. 养老资金互助会的经济和非经济机制

互助会的稳步发展让小方看到了实现乡村建设理想的希望。结合自己之前在农业生产销售中的挫败和经验,小方对市场有了更深的认识:

其实我觉得市场是个很好的东西,任何的东西毕竟是要经由它去交换的……今天你要想发展起来,其实没办法规避(回避)市场,市场也是蛮好的东西,因为能使你真正面对它去成长,想办法跟上,立起来。资本,嗯,怎么说呢,我不太喜欢资本,被少数人控制的垄断的资本,我不喜欢。但是我们在做内置金融资金互助,就是投入某个项目去生产,有收益之后你再回馈给大家,这种资本我觉得是可以的。

小方将“市场”和“资本”区别对待,对不同的“资本”进行了区分,显示了她思考中的张力。小方斩钉截铁地表达了对由少数人控制的垄断资本的否定态度,她反对大鱼吃小鱼,以一些人的倒闭成就另一些人的垄断这样的逻辑。她更认同以等价交换、合作互助为内涵的“内置金融”模式:资金源自大家,有了收益之后回馈大家,以资金互助、共同获利为目标。在等价交换的前提下,为了让自己的产品得到参与交换的对方的认可,必须提高专业性,提高产品质量,这样才能让自己“跟上,立起来”。

在这个意义上,市场是“蛮好的东西”。小方也知道一些用计划的方式进行产销的尝试,相比之下,她仍认可“市场”,她认为只有在“市场”中,产品和生产者才能发展、成长。

实际上,小方谈到的是两种市场与两种资本。一种是遵循着优胜劣汰、“你死我活”的逻辑的市场,在这一市场中,资本的目标是增殖;另一种市场与资本建基于村庄内部,资本其实是资金的代名词,以资金上的互助合作为主导特征。在这一组的市场和资本中,市场的内涵正如吕新雨所指出的那样:

村民们的一般经济活动所需贷款通过社区内部公平的合作金融得以解决,免除了对外部金融体系依附的弱势地位……通过乡村社区金融自我服务的成本最小化,把外部金融服务的高昂成本转化为内部收益,促使社区金融服务内部造血,自我运转。[13](P 53)

事实上,小方已经通过互助会逐步建立起村庄内部互助合作、共享金融收益的市场机制。这一脱胎于李昌平“内置金融”模式的养老资金互助会虽然并不需对乡村的生态或其他资源进行定价、与外部市场主体交易,但其基本思路与温铁军、杨帅等学者所构想的“一级市场”以及“PPP模式”相通[14](PP1-7)[15](PP110-118):以合作互助为基础,将村民变为股民,将外部金融服务的高成本转化为互助会的内部收益,惠及参股村民。

互助会“一级市场”的运行逻辑显示出非经济机制和经济机制相互配合、形成一体的特点。首先,互助会通过聚集并使用村庄内部的闲散资金回应了村民办事用钱难的问题,同时以分红和付予利息的方式提高了入股入会老年村民的养老金,这一方法以金融规则为主导机制,既使村民获得了经济收益,也使来的老人获得了社会收益。

但是,互助会的整个运作并不完全仰赖金融逻辑,换句话说,仅靠金融或经济机制并不能使互助会健康持续地运作下去。贷款人须找到本村村民以贷款额的2.5倍金额对贷款人进行担保,这一点与李昌平设计的以各家自己承包的土地作为贷款担保的纯经济机制不同,实际上借用了乡村社区熟人社会的文化和情感资源,调动村民分担经济风险,将非经济性的乡村社区内部的凝聚力与经济机制搭建在一起,是对经济机制的补充。

进一步来说,互助会的非经济机制回应了运作成本的难题。温铁军曾指出,合作性、集体性经济体的运作,其成本应采取谁受益、谁担负的原则,避免被精英俘获[16](PP4-6)。但这一方式操作起来并不容易。类似互助会这样的乡村基层合作经济体的资金量较小,抗风险能力较弱,运作成本会给经济体在经济积累上形成较大压力。此时,更需要用非经济性的方法机制回应这一难题。

小方说,目前参与互助会的村民都不同意给包括小方在内的、负责日常管理的人发放工资。一是因为互助会资金量小,如果发放工资,人员成本会比较大。二是因为2014年河北省很多村子都遭遇了非法集资,卷走村民们几百万元,老人们至今心有余悸,所以小方也同意不安排人员费用,免得引起村民不安。

小方说服了几位认同互助会理念的农村妇女志愿者分担日常管理工作。一开始,妇女志愿者虽然在理论上表示认同支持小方的想法,但实际上主要是被“死拽硬拉”地参与到互助会管理工作中。她们更在意资金互助带来的经济便利,而对于以受益者身份分担管理和组织成本,并不完全心甘情愿,总是怂恿小方多去外边找钱,一见面就和她说“没钱是无法干活的”。妇女志愿者在互助会轮流值班时,也会因或大或小的家务事而理所应当地把小方叫来顶班,自己则早退回家处理事务。对此,小方曾非常苦闷。

2019年北京某公益基金会为几位在农村发展领域做出贡献的妇女颁奖以示鼓励,奖项中包含1万元奖金,小方也是获奖者之一。虽然主办方明确表示奖项和奖金皆颁发给个人,奖金由获奖者个人处置,但当村民听说小方获奖的消息后,就开始在背后议论起来,说她私吞了很多钱。人们更加关注奖金的去向而非奖项的意义。

伤心委屈的小方向妇女志愿者公布了1万元的去向:大部分支付了从事亲子教育的老师的工资;请志愿者一起吃饭;给自己还信用卡用掉的1000元;给公婆1000元以感谢他们平时照顾孩子,并希望他们能支持她的创业选择。她对奖金去向公布后,传言逐渐不了了之。为什么自己以实际行动努力奉献,希望推进合作互助,却一直难以赢得村民的理解和志愿者相同程度的投入呢?——这一疑问其实在小方心中已积累多年,但这次的奖金风波成为一个关键点,促使小方在伤心之余进一步反思。

小方觉得自己在当白领的那几年里一直追求格调和诗意,如今的她以干活方便为主,从衣着外形到生活方式早已彻底“农民化”了。但她觉得自己和其他村民仍存有隔阂,痛定思痛,问题应该出在自己的“精神至上”上。她对物质的排斥以及对宏大理想的追求让她缺乏“烟火气”,妇女志愿者只觉得她是带头人,却不把她当作“一家人”。

有了这些反思之后,在带着妇女志愿者一起筹备“2020年庆‘七一’”线上活动时,小方向妇女志愿者阐述了她对未来几年发展的规划,她着重提出,经济利益和社会利益都要谋取,在下次互助会分红时,会向股东提出划拨一部分资金作为日常运营的人员补贴。她原以为志愿者会鄙夷于她所说的经济利益,结果发现大家的反应不是鄙夷,而是欣慰!

她顿时发现自己和大家的心更近了,感觉自己“仿佛从空中‘扑通’一声砸到了她们身旁”。令小方更没想到的是,活动结束后,有5位妇女不约而同地主动向小方询问她自己一个人是否忙得过来,提出帮忙整理和总结“七一”活动的各项事宜。当小方向她们关心柴米油盐、希望经济致富的心靠近时,她们的心也主动向小方所倡导和期待的公益心靠近了。

“七一”活动之后,她们又承继2020年春节后进行的性别平等微信讨论,发起“我在做家务”摄影展。这个活动鼓励家里的男人们在家中分担家务劳动,拍下劳动的照片或小视频发到微信群里,其他村民为之鼓掌,让男性参与家务劳动获得大家的肯定,从而强化了分担家务、性别平等的观念。与年初在微信群讨论性别平等问题时只有小方组织讨论的情况不同,这次的活动组织更多是妇女志愿者在网上呼吁张罗的。妇女志愿者觉得,推动分担家务劳动,可以调节家庭关系,也可以让自己有更多从事志愿工作的时间。

小方二度创业中的这一波折反映出非经济机制与经济机制应以怎样的方式有机融合的问题。与这个问题相伴随的是,她作为秉持生态互助等理念的外来媳妇如何与当地村民的想法有机融合。

在温铁军、杨帅等学者提出的“三级市场”和“PPP模式”中,村民对于村庄新型集体经济的成员权是“PPP模式”的根基所在:“就农村而言,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是公有制的重要组成部分,体现成员权收益的集体经济是保证公平合理分配的重要支撑。”[15](P110)

这句话揭示了集体经济成员权的重要意义,既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体现,也是村民经济收益的保证。这两方面的含义说明村民的成员权不仅具有经济权利的性质,还具有政治权利的属性。村集体经济的成员权是基于社会主义制度,包含经济、社会、文化权利等层面的整体性权利。

依照新型集体经济成员权的内涵来看,互助会的成员虽然并非全村村民,但其仍具有新型集体经济的两个重要特点:一是通过互助会的金融机制将加入的村民转变为股民,保障村民在这一乡村基层一级市场中的收益权;二是虽然互助会并不急于扩张,入股会员只是全村村民的一小部分,但其实际运作仍以一定时空地理范围内的村庄共同体以及村集体的整体性成员权为基础,体现为同村村民在资金上的相互担保。

进一步来说,作为综合性、根本性的成员权,还包含了思想理念等层面上的认同。小方既以金融互助提高村民收益,又希望以同村村民的成员权为基础提倡互助合作,以减轻互助会运营成本,但这一非经济机制一开始没能顺畅运转,因为互助会的日常维护工作是作为志愿者工作而单列进行的,村民对经济利益的追求没有得到小方积极的回应。

当她们对经济利益的追求得到小方的正面回应之后,她们同时也增强了为其他公共事务志愿付出的主动性。小方与妇女志愿者在理念和行动上从带头人和跟随者的关系向“一家人”的关系上迈进,增强了彼此的认同感和凝聚力,不仅有助于提升互助会的运作效果,也有助于文化教育等公益活动的日常推进。

在访谈中小方反复强调,她越来越觉得“专业技能”非常重要。已有的返乡创业研究发现,创业者的能力不足是返乡创业困境的内因。小方所说的“专业技能”似乎也呼应了能力问题。

但细究后就会发现,她所说的“专业技能”的内涵比“能力”更为丰富,并非指现代产业分工下的某一专门领域的技术能力,而是能够将非经济机制和经济机制结合到一起推动乡村基层合作经济的创新能力,是既能和村民们共同致富,又能提升村民凝聚力、公益心的方法和能力。非经济机制和经济机制有效的融合是关键所在,在这一方面,小云及其团队探索得更深。

四、“经营”好“生活”——小云的探索

小云和小方的返乡路径有所不同。小云夫妇没有返回到夫妻任何一方的老家,而是选择去农民合作基础较好的山西P合作社所在的乡村扎根,他们吸引并带动了包括自己家庭在内的6个年轻人的小家庭,在蒲州镇形成了一个返乡青年的小社区,探索新型集体创业和集体生活。

有意思的是,小方也曾去P合作社学习过资金互助,但并未像小云那样搬去定居。另外,小云夫妇以及其余5个家庭在山西乡村安家之后,并不急切地希望得到市场回报,而是以熟悉环境和文化学习等非经济性的生活内容作为他们返乡创业的第一步。

“首先是生活,其次是有意思,再次是有意义,第四是责任实现与文化再造。”这是小云、小熊以及一起返乡创业的其他几户青年家庭共同的座右铭。与小方的第二次创业一样,小云他们的创业内容也是合作经济,具体是6个返乡家庭一起合作,从事生态农业的耕作销售,同时探索生态教育。但是,他们的座右铭以“生活”为基础和出发点。一方面,小云自己在乡村生活中履行自然生态原则,以实际行动呼应了这个座右铭;另一方面,这一座右铭也表明,只有在柴米油盐基本生计得以安顿之后,返乡创业的意义、文化、责任才能被带动和凸显出来。

1. 反思后的新型集体创业和生活

小云一家对新型集体创业和生活的构想与他们对自身经历的反思密切相关。2010年小云和小熊在北京社会组织L乡村建设中心(以下简称“L中心”)的项目中实习。当时L中心的工作模式是,在北京西山脚下租住一个大院,供工作人员、实习生和学员们集体办公、集体生活。他们住集体宿舍,分担后勤,在院里种菜,一起进行文体娱乐,希望用简朴互助的生活方式部分地减少生活成本,缓解对外部市场商品交换的依赖。

2011年初,从项目地村庄回到大院的小云发现院内没有人烧锅炉取暖,房间寒冷异常。于是,她针对应该由谁负责烧锅炉取暖的问题,与L中心的工作人员进行了讨论:是L中心的工作人员们自己轮流负责,还是外包给别人来解决后勤问题?讨论中,小云等人呼吁应贯彻集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的原则,克服小我,奉献他人;有的工作人员则认为值日生也很累,渴望休息,希望把后勤工作外包出去。

最后,他们并没有争论出对错。但是几个人的发言却共同指向了这个问题:如何既能积极有效地投身理想事业,又能安置好生活,坚持十几年、几十年甚至一辈子?

这一问题的急迫性在小云等年轻人大学毕业工作几年后,显得更为突出。多年后,已在山西农村安顿下来的小熊多次提到,如果只是批判而没有直接参加具体实践,身心是会分离的,但很多认同乡村建设理想的年轻人苦于没有做事的平台,对原本认同的理想会产生迷茫、怀疑、后悔等消极情绪。

小方和小熊反思之后,采取了新型集体创业和集体生活这一方式营造并经营“平台”,将生态、公益和市场连接融合在一起。在P合作社的帮衬下,他们几个年轻家庭形成了合作互助、共同劳动的机制,部分地自给自足,通过减少商品消费以暂时缓解生活压力。同时,在合作互助共同劳动的基础上,他们采用参与式保障体系的方式对接外部市场。

具体来说,在生产和生活资料上,经与P合作社商议,对方划拨了10亩地支持青年们成立生态农场,不收取地租。青年们用发酵床养殖法养了几十头猪。小云夫妇又自掏腰包2万元、借款8万元,另外在微信微博上众筹了3万多元,租赁改造了当地一栋农村小院供自家居住,并将院内的一个房间作为青年家庭们的图书室兼办公、会议室,院子里还可以养鸡种菜。

6户青年自己集资盖了一栋猪舍,修了农场的院子,买了一辆货运两便的面包车,共计约20万元,其中小云、小熊一家为之投入了1万元。他们说,目前整体是负债运行的,不过,那些基本的硬件是必需的。

小云坦言,他们尝试销售生态农产品,刚起步的前两年每人每月的收入才2000多元。他们家在返乡前几年主要依靠小熊在L中心乡村人才培养公益项目中每月5000元的工资生活,这一工资收入让他们得以过渡缓冲。2019年生态农产品的销售情况开始好转,每人每月可以有3500元左右的收入。

在生活上,除去须逐步返还的8万元借款,小云一家最大的支出是儿子每学期1000余元的学费。P合作社面向本地村民的幼儿园解决了其学龄前子女的教育问题。口粮大部分可以从农家院和生态农场的耕作中自给自足,少部分从熟悉的农户家购买。子女的衣物玩具几乎都是周边农户送给他们的。

在销售工作中,小云等人摸索出转化P合作社经验并创新工作方法的门道。比如,在学习了P合作社每天派工作人员入户与农户交流并及时搜集农业生产技术需求和其他相关信息的工作方法后,创业青年们也试图运用这个方法维护参与农产品公平贸易的消费者群体。

一开始,创业集体给每个人都分配了一些客户,使他们一对一地投入与消费者的日常沟通中。但他们后来发现,照搬这个方式沟通成本太大,效果也未必好,于是改为对已有的2000多位消费者进行分类维护,按照消费者对生态农业理念的理解和支持程度分为高、中、低三类,分别进行维护,给予生态理念和生产方面的信息,进行对产品的宣传和对消费者的教育。

在此基础上,他们说服了部分消费者通过预付款支持他们的生产,分担市场和自然风险——这也正是参与式保障体系这一公平贸易的核心特点[17](PP5-28)[18](PP174-246) 。

在生产方面,他们学习P合作社果树的生态种植方法,也向当地村民即P合作社社员介绍、传授发酵床生态养猪法。他们种植果树,并邀请愿意参与的农民一起种植果树,加入参与式保障体系。他们结合生态耕作的标准和消费者的反馈,摸索经验,保持生产信息对外透明公开。

他们的果蔬虽然比一般农户或农业公司晚20天采摘,但不用膨大剂、催红剂,这种既保证果蔬产品的安全性又保证口感的做法被市场消费者认可,避免了被早采摘早上市的同类产品排挤。小熊说,虽然他们团队自身还没能力从科学的角度进行论证,但经验告诉他们,膨大剂、催红剂这类化学品比在种植初期施加农药化肥对健康的危害更大。

进一步来说,在山西乡村生活、探索了几年后,他们既摸清了当地情况,也对生态农业圈的返乡创业者更加熟悉。基于这两点,他们将自己的经营重心定位在当地,计划通过向当地农民提供服务的方式在生态农产品的生产上形成更为深入的合作关系,并计划利用已快要倒闭的当地食品加工类作坊,推进生态农产品的加工和销售,提高生态农产品的附加值。

另外,以近年积累起来的2000多户城市客户群为基础,纳入其他认同生态理念的生态农业产销者,在微店和微信平台上合作搭售,增加农产品的丰富性,共同提升口碑。在分配上,他们将L中心的乡村人才培养这一公益项目和生态农产品产销方面的经济项目统筹起来进行分配,探索既公平又能调动积极性的分配机制。他们按照按劳分配的原则,增加了自报公议的方法,将公益性项目中的劳动付出与经济项目中的劳动付出进行等价转换。

小云和小熊说,起初大家也在分配上产生过争吵、矛盾和摩擦,但是经历过“烧锅炉”事件争论的他们明白,不能上纲上线地按照思想是否觉悟、是否为集体牺牲个人利益来进行分配,须面对集体创业的新问题,充分讨论出大家都接受的分配方案,也即探索出适应实际情况的经济机制。

在整体的创业实践中,生产销售是目前他们投入精力最多的部分。小云没有直接参加这部分工作,她希望能带头组织青年们为自己的孩子和当地乡村的孩子办小学,落实生态教育的理念。从返乡伊始,在生态耕作和销售的工作成型之前,小云就主动组织大家一起学习生态教育方面的相关书籍,并一直与创业青年一起讨论建立生态教育小学的可行性。

慢慢地小云和大家逐渐认识到,之前的想法太理想化了,目前时机还不成熟,没有充沛的师资,不可能一蹴而就地成立小学。因在当地长期生活,小云结识了当地村小的校长,在多次的来往交流中,校长逐渐了解小云是如何在P合作社幼儿园的课程中实施生态教育的,开始认同她的想法。小学校长在理念上的认同启发小云可以先在现有小学中增设生态教育课程,然后慢慢推进。小云的这一提议得到了校长的认可和支持。

小云负责的工作还有另一重要内容。小云说,她这5年都是在带孩子,她觉得这件事特别重要,也能够体现女性价值,不是物质、金钱能衡量的。但是,在小熊和其他创业青年看来,小云并未给他们留下家庭妇女的印象,而是一直都在以实际行动践行生态理念,用自己的示范作用与类似知心大姐的角色参与创业工作。因为小云并不只是在自家的空间中带孩子,他们6户扎根当地乡村的年轻家庭除了各自租赁下来的乡村大院作为各家独立的空间,平时总是在一起,家庭之间在生活理念和生活方式上互相影响。

比如,小云自己在生育两个孩子的过程中采取了“纯自然的”方式。她只在北京做过两次产检,从未在医院建立孕妇档案,被医生批评为“十几年未遇的不负责任的准妈妈”。但小云很有信心,一点也不焦虑,她相信只要自己生活得健康,吃得健康,她腹中的孩子应该也就是健康的,不需要吃什么孕妇维生素之类的东西。

现在,她也不给孩子们打预防针,而是按照中医的自然循环理念生活,让孩子们在较为干净的乡村泥土中打滚、玩耍,补充自然界的微量元素。小云的这一生活示范首先改变了她父母的观念。一开始,父母嗔怪她既然选择返乡却没有返回自己的家乡,后来她接父母去自己家住了一段时间,父母看到他们从容的生活状态后变得放心了,反而是在北京当白领却一直担忧经济状况不敢结婚的弟弟让父母更操心。

又过了一段时间,小云母亲在小云的悉心照顾下用较为自然生态的饮食与起居方式改善了高血压的病情。于是,小云的父母不仅放心了,甚至还变得“听话”了——听从小云在生活方式上对他们的劝告。小云的实践示范还影响了其他家庭。有位随丈夫举家到来的年轻妈妈,在来到当地农村之前,孩子一不舒服她就马上喂药,后来在小云的影响下,她愿意尝试暂缓给孩子吃药了,让孩子先调动自己的抵抗力,再视情况而定。

小云作为几个家庭中年龄最大的女性,经常帮忙调解几个家庭中的矛盾,疏解各家的情感纠纷。小云反思说,在当年的“烧锅炉”讨论中,自己太教条了,动辄用“对与错”“先进与落后”这类原则来评判人,没能体谅别人的苦衷。这种方式影响了大家的感情,且并不能解决问题。

如今的她,按照生态理念生活,以实际行动做示范,以动之以情的方式进行疏通调解的工作。她曾替一起返乡创业的伙伴打电话给其父母,耐心介绍他们一起创业和生活的情况,逐渐打消了伙伴父母对孩子返乡创业的顾虑。小云自己也认为,生态理念不仅包括生态耕作,也包括人和人之间的互助合作,这样社会才能以可持续的方式发展。

小云看似几年来一直处于家庭妇女的生活状态,但细究之下就会发现,她所进行的“家务”劳动并不限于自己的家庭。小云在一起创业生活的几个家庭中起到了“生活和情感上的主心骨”的作用,她融汇生态理念的生活方式,带动、影响着其他几个家庭,做几个家庭的思想工作,推进了将生态理念融于当地学校教育的工作。

小云实际上以润物无声的方式进入了社会生活场域,她自身的生活实践、生态教育探索和沟通调解工作成为有助于巩固新型集体创业内部凝聚力的非经济机制。

2. 三个层级的经济和非经济机制

小云所在的新型集体创业团队中既包括了小家庭的生活,也包含了合作生产,更包含了集体学习、集体娱乐和相互排忧解难等内容,既是立体丰富的乡村基层合作经济体,也是新型乡村基层生活组织。

与小方成立养老资金互助会的创业实践相比,小云和小方在推动生态合作经济上理念一致,但小云所在的新型创业集体在连接生态、公益和市场这三个方面的实践中取得的成效更大。由他们创新出来的经济和非经济机制的活力在乡村基层合作经济体的不同发展层级中显现,显示出融合城乡、融合农村一二三产业、提升乡村合作经济体市场竞争力的潜力。

小云首先和伙伴们夯实了第一个层级的乡村合作经济体,即他们自己的返乡创业合作团队。自然生活、对生态教育方面的学习以及生态农业产销被确立为他们团队生活和集体创业的核心内容。

由此,他们用集体劳动以及将公益项目和盈利项目放在一起通盘进行分配的方式作为经济机制,以包含了小云的示范及思想工作、互助生活和开辟乡村院落供集体文娱在内的方式作为非经济机制,将公益、生产盈利和生态结合在了一起。

在这一层级的创业实践中,他们将公益项目和盈利项目放在一起进行统筹分配,而没有将公益项目单列出来要求创业伙伴义务付出,与小方后来向志愿者宣布将追求经济利益、提请互助会股东会拨付日常工作补贴的举措,其实是方法思路上的殊途同归。

小云所在团队在发展乡村合作经济体过程中与当地乡村进行横向合作联结,开拓出乡村合作经济的第二个层级。在生活资料上与当地村民等价交换;借鉴改造P合作社工作方法,邀请当地农民参与果树产销;与P合作社沟通免除地租,将当地濒于破产的作坊纳入生态农产品加工工作。

这些皆为保障横向合作、发展乡村合作经济体的经济机制。在当地乡村的生态环境中生活,获得P合作社及村民的信任,与当地村小校长互通理念达成共识,这些是保障与村庄进行横向合作、发展乡村合作经济体的非经济机制。

如果进一步细究就会发现,属于经济层面的免除地租和生态耕作等机制实际上也包含了合作、生态等公益性的非经济内涵。这一基于乡村基层开拓出来的横向合作层级有着孕育产业纵向融合的潜力。在超越山西省蒲州镇当地乡村的层级上,小云所在团队也创新运用非经济和经济机制尝试开拓城乡融合、乡乡融合这一第三层级。

该层次包含两个方面:一是与城市消费者之间的结合,二是与其他从事生态农业产销工作的返乡创业青年的合作。城市消费者预付款分担风险,汇总生态农产品在同一微店线上平台进行搭售,共享消费者基础,是这一层级的经济机制,而以山西乡村的自然风貌、生态生产过程等短视频为生态教育内容面向消费者进行宣传则是重要的非经济机制。

小云和伙伴们通过经济机制和非经济机制的创新,夯实了自身创业团队的能力,并成功地在自身创业团队与当地村民之间、自身创业团队与其他志同道合的返乡创业青年之间以及自身创业团队与城市消费者之间搭建起了桥梁。

这上下纵贯、左右连通的桥梁形成了一个以平等互助、等价交换、生态教育为内涵以及借用网络平台、克服当地乡村物理时空限制的乡村市场,其内涵和性质类似于小方所认同的平等交换的市场,呼应乡村“一级市场”理论模型对以合作互助为基础、整合资源、将资源通过经济机制转变为经济要素的要求。

访谈中小云回顾道,他们的返乡创业是从无到有逐步取得成绩的,生态产销刚起步,农产品少人问津、没有多少收入时是最困难的阶段:

为什么我们还能咬牙坚持,我想应该是因为我们没有很急切地想要得到市场回报,没有太依赖市场,反而有其他的东西,我们有集体的学习、生活内容,才能使得大家咬紧牙关,走到现在。

摸索出合适的“经营”方法将公益、生态和市场等不同的层面对接起来,将自己、其他生态农业创业者、本地村民以及消费者联系起来,形成一个整体,是小云所在团队创业探索获得阶段性成功的原因。


五、案例讨论与总结建议

杨帅等指出,“PPP模式”的方法机制对深化农村资源要素市场化、发展农村新型集体经济的贡献是:村集体以成员权为基础,成立公司或合作社作为规模交易的经济主体,对村内资源进行定价,确立并巩固自身定价权和收益权,参与外部市场的经济活动,与其他包括私人经济体在内的经济主体进行交易,在二级市场和三级市场中依然以股权形式保障村集体的经济权利[15](PP110-118)。

相比村民个体投身市场,这一模式既能以村集体的力量整合村庄生态和空间资源,应对市场风险,提升议价能力;又能通过将村民转变为村集体经济的股民,保障村民在不同层次市场中的收益。

小方的互助会只对小部分本村村民进行了股民转化,而小方和小云都未对当地乡村的自然和人文资源进行逐级定价,也未对小方的志愿者团队、小云的创业团队成员以及一起参与生态生产合作的村民成员进行股民转化,并不完全符合杨帅等学者所提出的理想模型,但其创新机制的思路与“PPP模式”的基本逻辑有着相通之处。

最值得注意之处在于,小方和小云的实践仍以村民在村集体中的整体性成员权为基础。通过经济和非经济机制,小方在养老互助资金的借贷担保方面借助了村庄成员权并拓展了成员权的经济内涵,而小云团队通过获得P合作社免除地租的支持以及与当地村民的生产合作为自己营造了拟成员权。

在此基础上,小方和小云团队都采取了合作经济组织的方式,整合了村庄内外的相关资源,提升了乡村基层合作经济体应对市场风险的能力,保障了成员收益,并体现了经济体的组织凝聚力。

小方推动创办的养老资金互助会带有“一级市场”的色彩,但借用吕新雨的分析来看,互助会的贷款村民皆以个体身份借贷资金后投入市场之中,如能以合作互助性质的村庄生产作为互助金融的基础,那么互助会的力量就会更加坚实[13](PP48-54)。小云团队打造的乡村合作经济体的结构更为复杂,以互助生产为基础,还包括城乡对接等层级,但究其性质也仍处于“一级市场”阶段,并未衍生发展出基于股权的交易活动。

本地村民、本地作坊、其他返乡创业者和消费者等不同层级的相关方有着发展出更高层级经济关系的潜力。

温铁军等学者虽曾明确提出乡村合作模式具有超越短期经济利益的社会意义[17](PP4-6),但未对其所具有的非经济机制展开论述,杨帅等学者提出的“PPP模式”突出了该模式具有的创新性经济机制对促进乡村生态资源价值化、保障乡村生态资源可持续性的作用,并未详述非经济机制可发挥的作用。

卡尔·波兰尼(Karl Polanyi)的“双向运动”理论[19]提示我们,如果商品化成为唯一或强势支配性的社会运作逻辑,那么社会就会因道德、文化等内涵的丧失而面临崩溃的危险,必须由强调公共利益的社会反向运动平衡商品化带来的问题,保证社会整体以兼顾经济发展、社会文化发展的健康方式运作。经济机制和非经济机制在乡村基层合作经济体中的协同作用不仅能促进人才、资金、土地和其他自然禀赋等资源要素的商品化、价值化,还能在推进商品化、价值化的同时,以非经济机制达成反向运动的自我保护作用,进一步保障乡村合作经济体在市场经济中的健康发展。

“用生活的心态为自己的理想奋斗着”,小方和小云返乡创业的生活是浑然一体的。她们返乡创业的生活既包括具体而艰辛的创业过程,也包括平常得不能再平常的衣食住行。她们将返乡创业的工作与实际的生活连成一体,努力以知行合一的方式在生活和工作中贯穿着合作、生态的理念。

实际上,她们的坚持与奉献成为巩固合作经济体内部凝聚力的非经济机制的重要部分,而她们对合作经济体经济运行逻辑的不断探索成为重要的经济机制。经济机制和非经济机制在她们的实践过程中有机地融为一体,体现了她们作为乡村振兴时代女性乡村创业主体的价值。

她们作为女性乡村创业主体的价值还体现为她们主动、努力在村庄范围内调整性别关系,增进合作经济体内部形成有分工但平等的机制,让妇女们更好地发挥作用。小云吸取自己在工作初期上纲上线僵化处理矛盾的教训,在乡村社会空间中锻炼出柔和沟通、带动生态教育的优势;小方则在实践中终于认识到应积极回应妇女志愿者对经济利益的诉求,将非经济机制和经济机制有机结合在一起,以更好地促进性别平等、发挥妇女志愿者的力量。

相比之下,小方夫妇虽然都认同生态理念,但小东执拗于全业态大农场的梦想,而小方则创新机制以小步伐渐进的方式推动合作金融与志愿精神。他们虽然可以搁置分歧,彼此尊重支持,各自保留自己的尝试空间,但是夫妻俩的工作没能有机地结合在一起。

小东的农业生产不是基于成员权的合作互助生产,无法为互助金融提供基础。而小云夫妇既有生产销售和文化教育上的分工,相互之间更具有有机的一致性和整体性,生产销售和文化教育皆贯穿了生态与合作互助原则。小方夫妇或可借鉴小云夫妇的方式,以“1+1>2”的方式发挥出夫妻二人更大的力量。

本文选取的两位返乡创业女性的实践案例固然无法代表返乡创业青年的普遍情况,但是这两个案例中所显示的返乡创业的方法机制具有较为深刻的启发性。“乡村振兴”战略号召广大青年投身乡村振兴事业,在政策建议层面,本文从小方和小云所处的结构性困难出发,

首先希望各级地方政府根据自身的特点和政策规划及时出台乡村民间金融互助方面的政策法规,为返乡青年营造更加成熟的政策法律环境。当政策法律的制定还需要时间进行推敲的时候,希望地方政府能关怀返乡青年,给予他们一定的试错空间,并鼓励他们总结经验教训。

其次,作为乡村外来人员,返乡创业者容易遭遇缺乏村庄集体所有制成员权的困境。创业者虽可发挥主观能动性创新机制缓解这一问题,但这一问题还需在政策层面得到解决,否则容易对返乡创业设置过高的障碍,动摇创业者的信心。因为并非所有村集体都能在短期内像P合作社那样信任小云、小熊等返乡青年,从拟成员权的角度给予他们免除地租的支持。在这点上国家或可根据返乡创业青年的态度、贡献等情况,推出阶梯性的集体所有制成员权身份。

再次,相对男性而言,固有的社会成见对女性返乡创业并不友好。建议国家及时从基层找到并树立女性返乡创业的典型,不以金钱奖励为主要方式,而以她们实践行动的意义为重点在全国各村庄中滚动宣传。这样有助于在乡土中营造有利于女性创业的舆论氛围,也可激发男性的返乡创业激情。

最后,小方和小云的创业实践也告诉我们,抱着远大理想和公益理念的青年在返乡之后,还须在意义高远的理念与村民现实的致富想法之间找到契合点,拉近彼此之间的距离。

本文的两个案例表明,小方和小云在乡村基层的创业中已经有了方法机制上的初步积累,她们对于生态文明和乡村振兴的深度理解和自信,未尝不能提炼升华为中国乡村振兴道路上的文化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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