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选择 进入手机版 | 继续访问电脑版
 找回密码
 立即注册

曹征路 | “山沟里的马列主义”处于下风的时期:重访革命史之二十

2020-10-19 08:15

原作者: 曹征路 来自: 独立评论员郭松民
三次反围剿的胜利奠定了中央苏区的根基——重访革命史,解读现代性(二十)

前三次反围剿毛泽东一方面军总政委的职务还没有免除,在军事问题上还是由他主导,而反围剿自然是那时苏区的头等大事。

第一次反围剿是在否定李文林的“夹江而阵”以后展开的,坚决把敌军引入苏区腹地,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

起初红三军的许多官兵不愿意东渡赣江,在彭德怀的说服下执行了命令。主力部队埋伏在宁都西北部山区,罗炳辉的十二军则在东固山区钻来钻去吸引敌人。

1930年12月30日,首歼张辉瓒部两个旅9000余人,紧跟着又吃掉谭道源部两个旅,五天内两战两捷。

其中的一个插曲是,张辉瓒部与公秉藩部因不熟悉地形,在山雾弥漫时误以为对方是红军,交火后死伤400多人。老资格的公秉藩大骂张辉瓒,张辉瓒憋了一肚子火,进了东固山区大烧大杀,群众恨之入骨。

张辉瓒被俘后,提出愿意出钱出军需物资换取生命。当时毛泽东、朱德去看了他,也有意留他在红军学校当教员。张辉瓒的妻子急赴上海与中共中央谈条件,中央也同意并派人到南昌与当局谈判释放100多名共产党员的事情。可惜东固群众1000多人冲进驻地抢走了张辉瓒,并杀了头,这笔交易只有告吹。


第二次反围剿是在两个月后,蒋介石派出军政部长何应钦出任剿匪总司令,坐镇南昌行营。

何应钦的20万大军一开始就抛弃了鲁涤平的“长追并进,分进合围”,毕竟吃过一次亏,而采取“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战法,在重兵合围的同时对苏区实行经济封锁。

1931年4月17日,中央“三人团”、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项英,以及一方面军领导在清塘新屋底召开苏区中央局成立的第一次会议。会上,又围绕“打不打”出现了截然对立的声音。

三人团的任弼时态度非常明确,主张红军退出苏区,分散兵力,让敌人扑空,“转移目标方可退敌”。项英此时已经失去权力,但他的见解更加令人大跌眼镜:红军不但要退出苏区,而且要退到1000里外的四川去,因为“斯大林同志说过四川是最理想的根据地”。

这些意见自然遭到一方面军的激烈反对,他们已经尝到了第一次反围剿“诱敌深入”胜利的甜头,理解了根据地“天时,地利,人和”的重要性。4月21日,会议扩大到七个军的20多人,大家一致要求就地迎战。

任弼时最终表态,接受大家的意见,承认三人团对于军事是门外汉,宣布由毛泽东全面指挥战争。

第二次反围剿最值得一提的是东固隐匿。红军主力3.2万人于4月30日进入东固山区隐藏,家家户户都住满了人,白天上山躲避飞机侦察,晚上才回来睡觉。连续15天,红军意志力经受了极大考验,粮食不够,活动严格限制。敌军三面包围,最近的地方只有30里,三人团有点沉不住气,多次催问毛泽东。毛泽东的回答是,一定要等敌人离巢。

5月14日战机出现,彭德怀的红三军从郭华宗部与蔡廷锴部之间的20里夹缝中钻出去迂回包抄,红四军和红十二军“飞将军自重霄入”,一举歼灭敌二十八师大部。公秉藩夹在俘虏中,谎称是书记员,领了赤卫队一块银元的路费侥幸逃脱。

5月17日至5月31日,红军自西向东“七百里驱十五日,横扫千军如卷席”,五战五捷,共歼敌3.3万。


第三次反围剿是蒋介石在痛定思痛中亲自指挥的,共调集30万人马。

经历第二次失败,蒋介石还真哭了鼻子。1931年6月6日,在南昌的原北伐军司令部大厅召开的剿匪会议上,蒋介石以哭声发誓:

三个月内定当肃清江西赤匪,不成功则成仁,如不获胜,定当自刎首级。

众将领也都跟着做哽咽状。

7月1日发布总攻命令时,红军主力还在闽西休整。这一次是毛泽东失算,他原先以为敌军怎么都要等新谷下来以后才有可能行动,没料到才一个月又卷土重来。而且这一次蒋介石又改策略了,是“长驱直入”加“步步为营”。

到了7月中旬,根据地的重镇广昌已经失守。若不及时千里回师,根据地一旦被敌军站住脚跟,红军的优势便不存在了。7月25日,经过半个月的酷暑行军,红军进入兴国县境。朱毛的策略是先打北方来的部队,完成这个战役构想的关键是要完成两次穿插:让三万多人从敌军的结合部钻出去,有人比作骆驼穿针。所幸的是两次都做到了偃旗息鼓衔枚疾行,由于熟悉地形又有苏区群众的赤色警戒,经常是与敌军只隔一座山头而对方浑然不觉。尤其是通过尖脑岭的危险程度,毛泽东也说是“一年来三次战争中最惊险危急的一次”。

到8月底,蒋介石的十几万大军已经不断重走回头路,饥不得食倦不得眠行不得安。而红军在兴国茶园等地养精蓄锐半个月了,正在等待战机。这时,蒋介石已经不得不面对桂系、粤系的发难,回过身来对付“两广事变”,9月2日下达了全线撤退命令。朱毛却认为,想来就来想走就走,没有这么便宜,必须留下买路钱。

到9月15日,红军六战五捷,歼敌两万。遗憾的是红三军军长黄公略被飞机炸弹击中,当场牺牲,全军痛悼。毛泽东书挽联:

广州暴动不死,平江暴动不死,
而今竟牺牲,堪恨大祸从天降

革命战争有功,游击战争有功,
毕生何奋勇,好教后世继君来

至此,三次反围剿的胜利奠定了中央苏区的根基,建立与南京政权对峙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已经迫在眉睫。当初项英就是为这个事来的,筹备了一年半,共产国际对于一再拖延已经非常不满,电报催促多次。远在上海的以博古为首的中央也讨论过多次,在哪里定都,谁出任主席等等。唯独对最该总结的三次反围剿的经验教训不够关注。


以今天的眼光看,三次反围剿的胜利至少有三方面可记取:

一是发挥根据地的优势,“诱敌深入”的策略正确;

二是“富田事变”的负面影响并没有党史专家夸张的那么严重,干群关系、军地关系、群众的支前热情并没有遭到破坏,土地革命依然是主旋律;

三是在军阀混战的条件下,工农武装割据,以农村包围城市还有很大空间,苏区建设完全有可能形成规模。

第三次反围剿胜利后,相继发生了“九一八”事变、“一二八”抗战和宁都起义等重大事件,整个形势的发展对革命非常有利。如果当时共产党有一条正确的路线方针,发展这一大好形势,将会极大推进革命的进程。然而,尚处于幼年期的党在六届四中全会之后,“王明路线”逐渐在全党占了上风。

1931年11月7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宣告成立,名义上毛泽东担任主席,实际上已经被排斥在党的决策系统之外了。


苏区中央局取代总前委,客观上已经意味着毛泽东在党内事务上不能参与决策了。尤其在重大政策上,他的观点往往被批评为“狭隘经验论”,所以最好的办法是不说话。

1931年12月底周恩来就任苏区中央局书记。周恩来为便于熟悉情况,仍由毛泽东主持苏区中央局的会议,但当时毛泽东的处境已经非常困难。

在苏区中央局讨论研究中共临时中央要红军攻打赣州的指令时,毛泽东不同意立即打赣州,当时就有人表示:“打开赣州再和毛泽东算账。”

1932年1月中旬,毛泽东在瑞金叶坪主持召开中共苏区中央局主要成员会议,报告三次反围剿的情况和九一八事变后的全国形势。毛泽东在讲话时没有提日本占领东北就是为了进攻苏联,也没有提“武装保卫苏联”之类的傻话。有部分人便借此批评毛泽东是“典型的右倾机会主义”。

毛泽东保持沉默,再也不开口,会议陷入僵局,只好中途更换主持人。

出现这种尴尬局面的原由,主要是六届四中全会以后,党内高层对形势的判断依然以共产国际的意志为圭臬,实际上比李立三更加激进盲动。加之顾顺章、向忠发叛变以后,中央机关在上海已经很难生存,高层领导干部陆续进入苏区,也改变了党内的风气,“山沟里的马列主义”自然处于下风。

鲜花
鲜花
握手
握手
雷人
雷人
路过
路过
鸡蛋
鸡蛋

注:© 作品版权归原作者所有。未经允许,请勿用于商业!
声明:转载或其他合作请联系邮箱:shiwuzhuquan@126.com

Tim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