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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海蓉 | 从互嵌到脱嵌:回望旧三农,解析新三农

2020-4-26 17:47

原作者: 严海蓉 来自: 人民食物主权
导语:
曾经,农民、农业、农村相互嵌入,今天农民、农业、农村彼此脱嵌和离散。农民离农,资本下乡,农地非农。资本开始由外及内,由内及外地改造着农民、农业和农村。90年代农民税赋问题日益沉重,“三农”问题成为重中之重。2006年全面取消农业税后,旧三农问题消退,新“三农”问题凸显:即农民分化,农业资本化、全球化,农村生态环境恶化。
 
本文是严海蓉老师2018年11月在上海大学的讲座文字稿。她从农政视角,对旧“三农”从表述到概念上进行了解构。同时海蓉老师提出新“三农”问题,并结合案例与数据,融合国际与国内视野,循循展现中国乃至世界的农业处境,展望“食物主权”。

作 者|严海蓉,香港理工大学应用社会科学系老师
转载编辑|阿大
后台编辑|六韬



严海蓉:非常感谢上海大学文化研究系王晓明、高明两位老师的邀请。我是学文化人类学出身的,最开始做博士论文研究的时候,是从人的主体性问题、意识形态、文化问题来切入的,但是越到后面,我越感觉到政治经济学的重要性。我记得跟王晓明老师是在亚际文化研究的一个会上认识的。我思考过,农村的问题怎么进入到文化研究的视野里面,进入到亚际文化研究的视野里面,但是马上就发现了知识上的空缺,比如,周边的亚洲国家,他们的农业到底是怎么回事,他们经历的绿色革命到底是什么样的过程,后果又是什么,今天他们面临什么问题——我们发现我们对这些基本的知识都是欠缺的,而这些知识应该是亚际乡村文化研究的预备工作。所以我们也是刚刚才起步,从读书会,从相互交流才开始认识一点点。

我今天要谈的不是就某一个研究问题进行专题性的报告,而是提供三个不同的视角,或者说,三个不同的概念,讲一讲三个不同的概念各给我们呈现了什么,所以有点像是漫谈。

中国农业的困境

我还是从一个案例说起吧。2008年的时候我在赞比亚调研,当时和一群在非洲经营农场的中国人聊天,他们已经在赞比亚生活了一段时间,经营着 “在非洲的中国农场”。他们聊天的话题是,在赞比亚经营农场有多不容易,其中重要的一点就是赞比亚的雇工总是偷农场的农作物,防不胜防。而白人农场主也面临着这样的问题。其中一位中国人提到,他与一名希腊农场主聊天,那名农场主已经想透了,没有办法斩草除根的话,就当作做慈善吧,这样每年也不要为这种情况烦恼,就把每年收成中被偷掉的10%-15%,当作捐赠。

几年后,我看到哄抢或偷农作物的事情也在中国出现了。下列通告是我2015年在黑龙江调研时拍的。这个村子是我的一个调研点,它的土地基本上被一家公司全部承包了。签了五年的土地流转合同,流转后都种玉米。玉米品种叫做“德美亚”,做饲料用的。通告基本内容如下:

新兴集团增生村、学福村合作社(它名义叫合作社,但其实是一个公司)护秋保收,看青苗,护玉米,已承包给禾田市保安公司看护。本公司将派专人昼夜巡逻,如有偷玉米者,抓后不论多少,5000元打底罚款。然后就说了很多诸如情节严重者交公安局,发现牛、羊、马等吃玉米,抓住以后怎样怎样;今年农户不可以进地捡粮,捡粮任务已分配给其他人,等等;抓后按偷盗粮食处理,等等。

调研中,我了解到了偷盗、哄抢玉米的情况。第一年出现哄抢,新兴集团请了镇上所有干部去监管,把两个村的村干部也调动了,还是止不住。因为玉米很高,人钻进玉米地后不太容易被发现;东北的地又很广,一大片地不太好看护。2014年的时候政府连警车都出动了。2015年看地的任务专门承包给保安公司。

2008年在赞比亚听说偷盗作物的时候,我也没想到类似的情况会很快发生在中国。80年代90年代中国的村庄,谁家的鸡丢了,妇女能在村里骂一天。2008年赞比亚的中国农场主聊到此事,溯源到赞比亚的国民性,去赞比亚文化里找原因,也认为赞比亚人素质很低。

看到中国农村也有类似情况后,我不禁思考,中国农村在发生什么?为什么会出现和赞比亚类似的情况?两国类似的是资本下乡,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已经进入农业。

我调研的东北村庄,周边的农民基本上不是外出打工就是成为农业工人。如果不成为农业工人,想自己种地的话,在资本下乡的情况下基本上没有空间,会被排挤出来。关于农民哄抢的情况,我们要关注生产关系变迁,才能找到解释。东北当地老百姓也说,他们以前从来不会去偷的,哪里会这样去偷,因为他们自己可以种养,所以偷作物这个事情对他们来说也是前所未有的事物。

下面的数据,让我们看到中国农村分化的趋势:

表1:中国农村人均纯收入十分位统计值(1999年、2000年、2011年)

大家请看表1,这是一个国家统计数据,只到2011年,不过已经可以让我们看出总体趋势。把农村人群分成十份,即在最低收入的和最高收入的之间划成十组,在20年的时间范围里,可以明显地看出来,农民间的贫富差距在拉大,富有组别的收入增长率更高,贫穷组别的增长率较低。我在香港上课也会给学生看香港居民收入的一个表格,跟这个很类似,趋势是非常相似,唯一不同的是内地的组别都有增长,但是在香港有一半人口收入是负增长,而另外一半人的收入有增长。

表1的数据告诉我们,农村在分化。过去常说的“中国小农”、“中国农民”,是否还能涵盖贫富差距如此之大的群体?

图1:主要农产品的商品率(1991-2012)|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再请看图1,这是我们自制的一个关于商品率的图表。在当下中国,我们讲“中国农民”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跟人民公社时期的农民概念肯定不一样,这个大家早就明白了,跟1949年之前中国传统农民的概念也不一样。

虽然大部分中国农业生产者的生产规模比不上欧美的农场主,但是“小农”这一概念也不适宜用来泛指今天我国的农业生产者,因为(1)它已经不符合中国农民分化的事实,今天“小农”只适合指称部分的、相当边缘化的生产者。(2)时过境迁,传统的自给自足的小农今天几乎消失了,今天的农业生产者大多是商品生产者,受制于市场。图1显示了如今的农产品商品率有多高!

可以看到棉花、蔬菜、苹果等的商品化率是相当高的。再看一下主粮的生产,2003年以前一半左右的主粮是自用,自己吃、养牲口等。可是从2003年开始,主粮的商品率一直在上升,如果我把这个表格做到2018年的话,它一定还是上升的,说明今天中国农业是高度商品化的。

这意味着今天的农民不再自给自足。农民也身处在一个商品化的社会里,服装、日用品和食品,都需要靠购买才能维持日常生计。
 
刚才的图表显示了农村的分化问题,同学们可能会想到,这个分化是不是主要由于打工引起的?我自己也有这样的问题。是不是分化中最主要的动力来自于外部?如果在农村种田分化不大,那么用农民或者小农来统称也是合理的吧?

图2:农村收入分解的基尼系数

为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制作了图2,是一个基尼系数图。基尼系数在0到1之间,系数越高分化越大,系数越低就是越平等。总收入中,由农民务工工资所引发的基尼系数从1991年开始逐渐上升,最高的时期是在1997年左右。

务工收入对应的紫色线,刚开始的时候,90年代外出务工所引发的农村收入基尼系数非常高,因为当时有人出去打工,也有不少人在家务农,所以当时务工引发的收入不平等就很高。但是随着时间推移,打工收入所引发的收入不平等其实在走低,但也仍在高位,那么原因是什么呢?一个原因是越来越多的人出去打工了,这也在拉低打工收入造成的收入差异;另一个原因是务工人员也发生分化,有些人成为包工头、煤窑场主等,有些人纯粹打工。

但是在农业,我关心的这个部分,它的不平等问题到底有多大?图2数据显示确实是在走高。也就是说留在家里面做农业的这部分人之间分化也比较厉害。

表 2:养殖业农业利润 | 资料来源:《农产品供应链案例研究》2008年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

表2是2008年前后养殖业的农业利润分配情况。这个调查的案例是喻闻在河北做的调查,喻闻分析了养殖户可以从每一头牛收益的占比:出售一头牛的总收益是2597元,养殖户获得16%,中间商做屠宰可以拿15%左右,收益最大的一方其实是在零售环节,沃尔玛零售就拿58%,政府税收也有一部分。

这个图是一个静态图,没有包括两点,第一点就是农民养牛的时候如果牛病了、死了,这个损失完全是农民在承担,所以你看不到,那么农民的收入还要再打折扣;第二点,农民的收入还会打折扣,为什么?农民养牛他要花一年的时间,他挣400多块钱,他没有把时间的轴线加进去。如果把时间的轴线加进去就是,他一年一头牛才挣到400多一点,沃尔玛卖一头牛的牛肉一个星期都不到,这个周转是非常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今天很多农户,在整个产业链里面处于一个什么样的位置。
 
不仅是养殖是这样的,种植的也是这样的。我在广东做调研,发现农民到了收获佛手的时候,会遇到销售的困难。如果是粮食作物,国家每年会确定目标价格,起到一定的价格稳定作用。但是非粮食作物,价格完全市场化,所以农民面对市场的时候,心里面真的是七上八下。他天天要打电话,甚至一天要打几个电话,他要知道行情是什么,今天该不该采摘,该不该去出售,是今天好还是明天好,他心里完全没有数。他会着急上火,吃不好睡不好,农业变成一个赌博的行业,因为你不太清楚该怎么做。

90年代以来我调研的东北地区以大豆为主,新世纪以来因为中国进口的大豆占领中国市场(我一会儿还会讲到这个问题),东北大豆只能萎缩,农民放弃种大豆,改种玉米,后来玉米又掉价了,因为库存很高。我去调研的时候,农民就特别的愁,不知道该种什么好。这种赌博该赌哪一项呢?

以上是对资本下乡背景下农民处境的简要分析,可以看到农民是面临着多种困境的。

农政视角与新“三农”问题

对于“三农”这个词大家是很熟悉的。在世纪之交,李昌平将“三农”问题具体地归纳总结为“农村真苦,农民真穷,农业真危险”。

“三农”问题作为一个政策提法,包含了一个整体性的空间,整体性的农民,整体性的行业。这三个方面打包后,确实对政府很有警醒的作用。

这个提法在90年代末是有道理的。李昌平等学者集中分析过这些问题,都是真问题,但是农村分化的问题是不是真问题?进入新世纪后,这个问题更加凸显,凸显的还有农业的工业化(也是化学化)问题。今天我们农业生产基本上是靠化肥农药,这些都是化工产品,今天农业是高度依赖能源型产品、化工产品的,所以把农业的工业化问题,叫规模化、单一化、化学化也可以。

80-90年代,主要矛盾是农村去组织化和政府退出的问题。农村开始分散化、原子化,带来了整体的、生产力的问题。还带来的一个问题就是人民公社解体,国家不断地退出农村,带来的农业推广体系的“线断、网破”的去组织化和市场导向,由此带来农业生产成本的增加。

90年代的改革还带来农民税费负担问题。因为财政分税制之后,而要求地方财政来承担各种开支,造成了地方政府对农民征收各种苛捐杂税的问题,这在90年代达到了高峰,农民负担问题成为当时的主要矛盾。而我前面讲农村分化问题,这些虽然在当时也存在,但是可以说是次要矛盾,没有成为凸显的问题。所以我认为“三农”在当时提出是有道理的。
 
但是“三农”问题的提出,也带来一些副作用,它的副作用是什么?“三农”是建立在一个假设基础上的,假设中国农民是一个整体,而且有些三农学者,比较相信小农的顽强的生命力和坚韧性等等,认为小农的效率要高于规模化农业。
 
在一定条件下,这样的效率优势可能存在。然而,在农村分化日渐凸显的时候,仍然以小农来涵盖整个中国农业生产者,就有理论和现实的问题了。实际上,中央政策是鼓励分化的,从80年代开始,中央一号文件已经在静悄悄地推“去农民化”。

中国80年代其实已经出现了规模化经营的农场主,虽然不多,但当时的媒体有一些宣传报道。80年代开始,中央也允许农业雇工。邓立群回应说中央当时对这个事是“只做不说”,所以可以说,中央自80年代开始便自下而上的推农民分化,宣传“万元户”,推动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就是农民分化。

然后从90年代开始又至上而下再推农业资本化,这次是通过推龙头企业。各个地方都有龙头企业,龙头企业是有证书的,政府还给予了一些优惠政策。从2013年开始,中央更是把农业经营主体锁定在专业大户、合作社和家庭农场。家庭农场不同于我们一般意义上的字面理解,小农户不是家庭农场,家庭农场一定要是上规模的,成为家庭农场之后就有政策上的一些优惠。所以2013年以后政府双管齐下,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两手推农业资本化。

如果说2006年以前,政府和农民的税负关系是主要矛盾的话,2006年农业税免除以后,农民分化的问题、农业资本化的问题就变成了主要矛盾,是今天凸显的问题。今天的问题就是农户经营是不是在被资本化的农业挤压?小农户被新型经营主体挤压之后,或者被新的经营主体覆盖,从属于新型经营主体,比如“公司+农户”的方式,比如成为农业雇工,或者放弃农业,外出务工。我之前也举了养牛的例子,在“公司+农户”形式下,公司对农户形成了挤压,这是一种所谓的“覆盖”。今天号称有百万专业合作社。我支持农民合作,但是今天市场化、专业化的合作社有很多问题。估计80%-90%注册的合作社都是由专业大户领头,他们对小农户的带动,也是一种覆盖农户。【注:关于合作社的问题,我另外有文章讨论:严海蓉、陈航英:农村合作社运动与第三条道路:争论与反思,《开放时代》,2015年第2期。http://wen.org.cn/modules/article/view.article.php/4186】

我前面讲了一种挤出,就是公司直接下去包地。还有一种叫“反弹琵琶”的挤出,是什么样呢?在湖南、黑龙江等等,用订单农业的形式,农民不用耕种,公司帮你种,从播种、收割、打药,到收获,一条龙服务。“反弹琵琶”把农民从生产者变成被服务的对象,变成一个购买服务的人。这也是一种把农民挤出农业的一种方式。

如果说原来中国农村、农民、农业是相互嵌入的关系,这种嵌入关系是三农政策框架的基础,那么新世纪以来这三者开始脱嵌和离散了。农民的不断流出农村,农村和农民不再互嵌;同时,资本下乡,龙头企业、家庭农场、专业合作社、大户等成为新型经营主体,农村不再是同质化的农民空间。几十年的不断分化,农民也不再是一个整体。农业越来越从属于资本,有时资本直接参与生产,有时候则通过形形色色的“覆盖”的方式使农民进入它的链条。农业和农村也不再吻合,今天中国的农业和粮食,不仅与中国农村相关,也与全球化的生产和市场相关。所以我们如果还要讲“三农”问题的话,就需要要谈新的“三农”问题。新三农问题是:农民分化;农业的资本化、全球化;农村的生态环境恶化。

上面解释了农民分化和农业资本化的问题。现在谈谈生态环境的恶化问题。大家可能知道,农业今天可能是中国第一大“面源污染源”,我们生态环境面临的主要问题除了工业污染外,还有化学农业所带来的污染。虽然有些人认为小农户生产相对来说比较生态,但是情况有些复杂。

在非洲有些国家,因为农户买不起化肥,自给自足的比例也比较高,所以农业化学化的程度相对比较低。可是中国农业商品率那么高,为市场而生产,也高度依赖市场,农民对产量的追求是必然的,农药化肥使用往往过量。中国的农资使用比例超过世界平均水平,2015年就有分析数据称中国单位面积化肥使用量是世界平均水平的3倍,农药使用量是发达国家的2.5倍,由此带了生态环境恶化问题。

上面我已经用“农政”的视角,也就是政治经济学的视角,来重新叙述我认为当下的“三农”问题是什么了。讲新“三农”,就要面对农民的分化问题、农业资本化问题,以及农村环境恶化,以及其背后的农业的高度商品化、化学化问题。

我们可以回忆上世纪30-40年代,那时有一个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大论战,论战涉及到三派:一派是乡建派,以梁漱溟、晏阳初为代表;二是中国经济派,这一派比较边缘,在此不多说了;还有就是由陈翰笙、薛暮桥等领导的中国农村派。当时中国农村派用的就是政治经济学的视角和方法来分析中国农村,得出的结论就是当时中国社会的性质是半殖民半封建的社会。我们今天应该重新采用这样的视角和方法。

食物主权

前面讲的主要是“三农”和“农政”的概念。“农政”这个词稍微有点怪怪的,但这里代指用“政治经济学”的方法来分析农村的变迁。下面我想引出“食物主权”的话题。

图 3:1995年以来中国大豆进口量|资料来源:改变饲界

图3是我们中国粮食进口量的图表。近几年(2016-2018),中国进口的大豆在9000万吨上下,毫无疑问是全世界进口大豆最多的国家,全世界市场上交易的大豆有三分之二进入了中国。大家同时也记住,中国是大豆的故乡,在90年代之前,中国出口大豆,那么突然的大反转是怎么回事?关于大豆进口和价格变化,这里面截取了一些年份,大家再看一下价格的变化(图4)。

图 4:中国大豆进口量与价格变化 (2006-2014)|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中国老百姓常说说“中国买什么,什么贵;中国卖什么,什么便宜”,大家看看在大豆上是不是这样的情况?随着中国购买量的不断上升,可以看到价格(蓝色的点)却不断地往上走,在进口量与价格的变化关系,老百姓总结得很对。攀升的价格谁来承担?是我们消费者在承担。进口的大豆几乎都是转基因大豆,转基因大豆比我们国产大豆出油率高一些。9000万吨大豆进了中国做什么用?主要榨油用。大豆大约20%是油脂,80%是蛋白,榨油之后的豆粕做饲料。如果大豆涨价,饲料就会涨价,我们吃的猪肉、鸡肉也会连锁涨价。所以谁在买单这样就很清楚了。

图5:1990年以来我国大米进出口情况|资料来源:改变饲界

然后看一下1990年以来我们中国大米的进出口情况(图5),红色的是进口量,从2010年开始突然飙升。中国大米的进口有合法的,有非法的。合法就是拿到进口许可;非法就是走私,基本上都是来自中国周边国家。

图6:我国小麦进口量|资料来源:改变饲界

图7:中国玉米进口量|资料来源:改变饲界

90年代中国进口粮食结构单一,小麦是主要的进口主粮,在1993年出台粮食代理制后,小麦进口量迅速下降。90年代是山东危机比较严重的时候,小麦的进口最近几年,特别是进入到2007年之后也是攀升的(图6)。2009年前后,玉米进口量有一个飞跃(图9)。总结一下,2017年中国大豆进口9553万吨,2017年稻米进口同比增加13%,小麦进口同比增加27%,然后高粱进口世界第一,大麦进口世界第二,油菜籽进口世界第一。我们一直在强调粮食安全,但是不容忽视眼前的现实,政府也认识到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粮食进口第一大国。
 
改革开放初期,30个省市有21个省市可以安全地做粮食输出。也就是说他们粮食有多余的,可以调出。根据华南师范大学胡靖老师的研究,当下能够输出粮食的还有十个省份,广东、浙江严重缺粮;四川是鱼米之乡,但是到今天也没有余粮;山东、河北、河南、苏北、皖北、内蒙已经面临严重的水资源约束和土地沙化。原因在哪里?这个原因完全跟我们的发展模式相关。大家听说过土地财政,用耕地换增长。全国学广东,广东学香港。这个现象从广东珠三角开始,把本来的良田变成硬化的工业区,是最早的以耕地换增长的粗放型发展的方式。如果不反思不调整,中国的粮食安全前景值得担忧。

下面我将引入一个新的概念,“食物主权”。那么食物主权是什么?之前政府白皮书用过 “粮食主权”这一概念。这个与食物主权有交集,也有不同。现在仅仅提“粮食主权”不足以面对我们当下的现实,因为我们饭碗里装的不仅是主粮,还有各种食物,人们消费和国家进口不再单一,所以我们今天讲粮食主权不够,必须讲食物主权。

除此之外,“食物主权”与“粮食主权”还有一些概念上的不同。曾经有位朋友对这个概念不理解,他认为主权只有国家才能有,怎么能讲粮食主权、食物主权呢?我来解释一下这个词是怎么来的。

1980年墨西哥政府首先提出了food sovereignty(应该是西语,后来才被翻译成英文)。从墨西哥开始,到中美洲农民运动,到现在遍布拉美的农民运动都开始提food sovereignty这个词。为什么会提出这个概念呢?他们是新自由主义最早的的受害者,被美国当做“后院”,跨国企业进入他们国家相对来说比较早,进入他们农业体系会比较早,首先在他们那边引发了农民的抗争。农民发现原本天经地义的事情现在突然变得不可能了。

比如传统农耕中,农民是能够留种的,但是现在市场上种子农民不能留种,留种就侵犯了公司的知识产权。所以种子资源作为一个公共资源,原本是人类共享的公共资源,农民突然发现,原本农民拥有的种子使用权消失了,公共资源私有化了,种子的产权现在在公司手里。资本的进入也引发了农业生产方式的改变,农民面临一个被“去知识化”、“去技能化”的问题。今天的农民说不清楚土地里应该用什么化肥、用什么除草剂,这些都是农资销售员、技术专家告诉他们的。信息从外部输入给农民,由公司提供。农民所有的传统技能和知识,还有自主性都被排挤出去了,这就是农民“去技能化”事实。农民原有的农耕知识被“化学农业”消除了。资本主义生产,不仅导致工人的“去技能化”,也同样导致农民的“去技能化”。

拉美农民可能最先遭遇了这个问题,所以他们最先提出了food sovereignty。联合和团结农民抗争的组织,中文翻译为“农民之路”,英文是the peasant way。他们希望农民的生产方式、农民的自主性,得到尊重和保护。今天“农民之路”已经是全球的农民组织联盟了,他们联合的团体分布亚非拉和欧美。

在有些国家,政府把“食物主权”作为公共政策。2008年,联合国粮农组织和世界银行牵头发布了《国际农业知识与科技促进发展评估(全球报告)》,国际数百名专家参与编写。报告里就讲到,原来我们的概念是粮食安全,国际上流行的粮食安全概念是,只要市场能够让粮食供销平衡,也就是说需求能够得到满足,那就是粮食安全,这个定义不关心粮食从国内还是国外市场来。当然我们中国关于“粮食安全”的认识有点不一样,因为中国有革命传统、经历过冷战的封锁,所以中国一直以来用自给率来衡量粮食安全,自给率就是衡量我们中国生产的粮食能在多大程度上满足本国的需求。中国对“自给率”的重视与国际流行的“粮食安全”的定义有所不同,这个概念还隐含着把饭碗端在自己手里头这样的含义。

《国际农业知识与科技促进发展评估(全球报告)》提出,从全球范围来看,已经在发生范式转变。粮食安全主要关注市场供销问题。食物主权,则涉及到一个国家、区域对自身粮食体系和政策和控制。所以包括中国在内的一些国家地区都联署认可这个报告。

“食物主权”到底包含哪些内容?它包括了几个层次。首先是人民、国家、地区的自决权。这意味着多个主体的复合和互动。国家主权已经深入人心,不用多说。人民主体对于我们来说并不是一个陌生的概念,因为20世纪的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传播和实践了“人民”的主体性(“人民战争”,“人民万岁”,“为人民服务”)。至于地区,国家内部食物体系的区域性在中国也有源远流长的传统,所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人们理所当然地认为人民、国家、地区有权自行决定自己的食物生产体系和政策。然而,资本全球化的现实,却挑战了这一想当然。比如美国逼迫我国台湾大量进口美国牛肉,台湾的猪农上街抗议,因为牛肉进口太多,必然影响到猪肉。虽然这些抗议表达了强烈的民意,但是台湾还是进口了牛肉。这说明什么问题?今天中国进口多少玉米,进口多少牛肉,这些也会受制于各种因素的权衡、利益的较量。今天在国际上买什么、不买什么,不完全是自己说了算,百姓的需求不一定起决定性的作用,所以自决权变成了一个问题。

食物主权同时强调生产者的自主权问题。八十年代开始,新自由主义全球盛行,资本的权力不断地在侵入、侵犯农民的自主权。此处生产者自主权的概念指的是,生产者必须公平地拥有管理和掌控生产资料的权利。生产资料包括什么呢?土地当然是基本的生产资料,但是除了土地之外,今天农业生产资料包括种子、农资、水利设施等。

消费者的人权,也是食物主权框架里面的一种权利。消费者的人权包括免受饥饿、获得适合他们的文化、有利于健康的食物等基本的权利。有人问,大家现在都出现肥胖问题了,哪里还有粮食不足的问题呢?答:肥胖问题恰恰是问题。消费者人权强调的是获得健康的,符合自己文化习惯的食物的权利。

食物主权还包括,大自然的生态多样性权利,以及反抗跨国公司的权利。这些由拉美的农民组织发起,全球推广的一个框架,符合我们的情况吗?我们需要吗?

我认为我们是非常需要的。近几十年来,中国居民食物结构已经发生变化,所谓的“主食越来越不‘主’、副食越来越不‘副’”。原来以主食为主的“粮食安全”的概念就有一定的局限性。粮食安全依然重要,但已经不够,需要更新的框架。

另外,食品安全问题是民生问题中排名前五的棘手问题。很多“食品安全”问题,与种养业的生产条件和生产方式有紧密的关系,并不局限于传统意义的“食品安全”。食物主权这个框架可以粘合“粮食安全”、“食品安全”,也可以弥补这些传统概念的不足,有助于我们在生产关系的框架中提出问题、分析问题。

在食物主权的视野下,我们提倡什么、反对什么呢?

反对资本,尤其是外国资本集团,对中国农业资源的控制,反对把土地、水、种子、畜种等自然要素等全面商品化、资本化;支持提倡农业资源的公共性。

反对资本主导食物生产和流通领域;提倡食物生产和流通体系应具有公共性、基础性和社会性。

提倡农户自愿组织、土地集体共有、按劳分配为原则的农民合作组织。

反对破坏健康和生态可持续性的科学技术。

提倡科学技术要因地制宜,与民间传统的创新实践相结合;倡导保障物种安全和生态可持续性,倡导生态农业。

反对大量进口转基因食物和对国外市场的依赖。

提倡反思消费主义,提倡发展健康、节俭、丰富的地方饮食文化,提倡国家有计划地取消转基因食物的进口。

反对歧视妇女和其他社会弱势群体的价值观。

提倡在土地权益和生产过程中落实性别平等和其他一切群体的社会平等。

食物主权提倡农业资源的公共性。今天,这恰恰是很大的问题。农民在不断地流失他们作为生产者最基本的条件和权利,农业资源流向公司。流通领域的资本化也对农民产生不断的挤压。所以不仅是农业生产资源,而且流通领域的基础设施,都应该具有公共性、基础性。

怎么看到技术的社会性、政治性?今天妇女是否有平等的土地权益?大家可以在食物主权网站上找到对这些问题的讨论。

如果说农政视角关注的是生产关系的问题、农民的分化问题,关注的是生产资料谁拥有、生产成果谁受益等最基本的政治经济学的问题,那么食物主权还提醒我们关于生产模式的问题。
 
生产模式有什么问题?今天我们是以一种工业化的方式来对待农业,单一种植、规模化,高度依靠外部输入的要素,如化肥农药和其它石油产品(也被称为化学农业)。中央在提生态文明建设,我觉得这个提法很有意义。大家都知道气候变暖的问题,气候变暖导致极端气候的频繁发生。气候变暖主要是由温室气体大量排放所导致的,而工业化农业就产生了大量的温室气体。

工业化农业高度依赖化肥、农药,这些都离不开石油资源。大型机械的生产和使用,大规模集中饲养等也造成了温室气体排放的问题。2013年,联合国粮农及农业组织(FAO)发表报告称,农业的温室气体排放已经占到了全球温室气体排放的10%-15%,然后通过毁林造田的模式又增加了20%。

从农业生产、到食品加工,也就是农业及其延伸的食物体系,所排放的温室气体排放就占到总量的50%。这样生产出来的产品,我们还在大量浪费。但是如果我们改变现在农业生产模式,用一种生态的方式进行生产,我们就不仅不会增加,反而会减少30%的温室气体排放【编者注:联合国粮农组织的原文为“而生态农业系统可以抵消掉80%的因农业导致的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不生产工业化肥,每年可为世界节省1%的石油能源,不施化肥还能降低30%的农业排放。”】。

所以,工业化的农业生产模式导致气候变暖,根本的问题是全球碳循环的紊乱,放在地底下的碳被挖出来,通过一系列的生产和消耗、消费,释放到空中去,收不回来了。碳循环的紊乱是全球变暖的根本问题。

除此外,还有氮循环的紊乱问题。大豆等植物本身有固氮功能,但是现在化肥厂的生产是人工固氮。化肥工业的最初发展跟美国军工业有非常大的关系,比如美国二战之后,大量的军工产品销售不出去,工厂就转而生产化肥。

但是人为的固氮作用的后果,就是让我们的食物生产、食物链脱离了生物学的逻辑,就是不再依靠生态资源和植物本身的能力,转而拥抱工业逻辑。也可以说,工业化农业使得农业脱离了本地化的要素,转而越来越依靠外部要素的输入,这是工业化的逻辑。现在全世界可用氮元素有一半是人造的。

在过去的半个世纪,氮流动增加了一倍,农业化肥的使用是氮流动很大的因素。农业不能吸收的氮肥,最终进入到水域,导致水生植物的疯长,以至于耗光水中所有的氧气,使得水中其它生物无法存活,最终成为“死亡水域”。根据Fred Pearce在Yale Environemnt 360上的报道(2018年2月6日),目前全球海洋有400多“死亡水域”,2017年最大的一片在墨西哥海湾,达到8800平方英里(22792平方公里,约3.6个上海市)。所以这是氮循环紊乱的后果之一。

这里我想引用一段我与范达娜·席瓦(Vandana Shiva)的访谈内容,她是一个印度的女权主义生态学家。在访谈里,她指出了“现代农业”的一些问题。当然此处,现代农业只是一个简称,指的是市场化、资本化的、工业化的农业模式。她是这样说的:

为大众所熟知的化学农业,也就是在第三世界所推广的农业革命,即绿色革命、转基因农业,在计算它的成就的时候,采取的秘诀就是简化法和成本的外部化。

第一个简化是生物简化,也就是把复杂的互动的生态系统简化成为作物,而农田里的草、昆虫等生物都被屏蔽在外,甚至全部杀死。他们把复杂的、互动的生态系统简化为作物,把作物简化为单一作物、单一种植,然后把单一的作物简化为仅仅能够作为商品出售的部分。以前的传统农业并不是这样的,20世纪以来农业开始产生了这种情况。

其后果就是,农业在所谓高产的同时,整个生态系统却在沉沦,生态的多功能在沉沦,每亩的营养产出在下降。同时,高产的成本都外部化了,比如说造成的水污染需要花费450亿美元才能清除。治理本身就需要很多的费用,这个治理不是当初造成污染的人在治理,那么是谁在治理?是政府在治理,政府的钱财是老百姓贡献的,是整个社会在承担这个后果。这是一个生物的生物性的简化。

第二个是经济上的简化,就是让生产效率等同于单位面积粮食或经济作物的产出,而生态系统的其他种种产出都没有算进去。

这里面就涉及到对农业的一个认识,农业多功能性,农业不仅产出作物,它还产出生态多样性、良好的空气、农耕文化,还可以产出社区,它有多种多样的产出。

今天我们已经知道蜜蜂在大量死亡。美国报道了很多,我们中国没有怎么报道。但是2010年左右,中国养蜂人和蜜蜂专家也开了一个大会,中国台湾的同行也参加了,大家谈到蜜蜂在大量死亡,蝴蝶也在死亡。那么连带的问题是什么?依靠它们授粉的植物将面临着严重的生存问题,生态链将会断裂。所以农业在被施以暴力的简化之后,带来的问题非常多。

我们中国土壤有机质在下降。世界上一共有三大块黑土地,中国就有一块,在黑龙江。但是我在那边调研,那边农业专家都在说我们这个土壤有机质在下降,面临严重透支。

如果没有有机质,土壤就难以长出作物。东北老百姓是这么描述的,我们这个土地有“毒瘾”了,“毒”就是指农药化肥。现在政府也讲,我们中国农业要减“肥”,就是减化肥。美国也有类似的土壤问题,美国的农业相对中国几千年的农业算是很年轻了,可是土壤被侵蚀的速度也是非常快的,比表土生成的速度要快十倍。

由此带来农业的可持续性问题。从前,我们以为农业当然是可持续的,春种秋收,年复一年。可是如果按现在的模式走下去,农业还可持续吗?我们现在把农业当作采掘业了,采掘业是什么?采完了就没有了,有机质没有了,表土的生成赶不上侵蚀的速度,农业会走向不可持续。生态多样性的丧失也是近50年来非常严重的问题。

这样的农业生产模式带来一个直接的后果就是食品安全问题、营养问题。美国学者跟踪美国农业部的数据,发现了这样的一个事实,从1950年到1999年,43种园艺作物的营养成分全都在下滑。所以今天你吃到一个苹果跟20年前、50年前的苹果在营养价值上是不等价的。英国也有类似的营养数据。

总结

在此,总结一下我刚刚所讲的(新)三农问题、农政视角和食物主权这三个概念。

“三农”问题的提出在上世纪90年代是非常有意义的。但是现实情况发生了很多变化。原来的假设,即农村、农业、农民三个就是正好是相互重叠,彼此互嵌,在今天已经时过境迁。

今天中国进入到一个进口常态化的状态。所以不能仅限于中国,我们必须用全球化的框架看待中国农业问题,追问中国农业问题。那么从农民的角度上来说,农民在分化,农业的新型主体变成了农企、大户、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小农貌似人数很多,但是趋向弱势、边缘;生态环境的恶化的问题、村庄在消失的问题。上述这些新问题,都突破了原来的“三农”框架,所以我们今天需要新的视角和表述。

我认为是我们需要政治经济学(简称农政)的视角,来分析和表达上述的新问题。当有人告诉你某项措施有利于小农,虽然听起来很好,但我们要追问“有利于小农”到底是什么意思?小农到底指的是什么样的农民?

除了农政视角,我认为还需要一个食物主权的视角,也就是我们整个生产模式应发生一个变化。我们看到了新“三农”问题,但是这些问题容易表现为孤立的问题,在城市是食品安全问题,在农村是农民失地问题,还有生态环境的问题。这些问题相互间其实是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我们如何把这些问题进行打包,然后针对性地提出一个愿景?

我认为“食物主权”这个概念有助于把新“三农”的问题进行统合打包。当然如果大家有更好的概念也可以提出来。但是在大家提出来之前,我们可以暂时用“食物主权”这个概念,它告诉我们这些城市消费者面临的食品安全问题和农村的分化,和我们现在生产模式(农业的单一化、规模化、化学化、工业化)都是相关的。

我们可以通过食物主权这样的框架来帮助我们表述问题的相关性,帮助我们去提出整体性的愿景和诉求,联结城乡,联结生产和消费:我们要食物主权。食物主权对生产者来说有哪些权利?对于消费者来说,又有哪些内涵?我们需要的是什么?

那我就讲到这里,看看大家有什么想法。有什么意见、批评都可以提出来。

交流环节

问题一

严老师,您好,我之前一直看您的文章。我想问一个具体的问题,你刚才说我们大量地买大豆,我们好像比较能理解类似台湾这类地方(会进口大豆),而中国大陆幅员辽阔,当时我们决定要大量地买大豆的时候,有一些什么样的具体考虑?

严海蓉:我们其实一直也在追问这个问题,在某种程度上来说的话,这个跟中国全球化有关。到目前为止,中国加入世贸的具体条款并没有公开。首先我们当然看到一旦加入WTO,农业关税就接着往下降,而大豆的关税税率则是低得厉害。所以我们不太清楚,到底在谈的时候,为了中国的一些工业品可以进入到美国市场,我们在农业上做了多少让步。但是我们能看到的是,随着大量大豆的进口,中国整个消费方式在改变,也就是说自从大豆进口以来,中国人的消费肉、蛋、奶在急剧上升,而且是超标地上升。

大概在1990年代后期,人均来说的话,中国肉蛋奶的消费已经赶上了日本,我不是讲每个人,因为中国当然有消费不起的穷人。如今整体上我们是消费过度的。可是今天,大豆进口还在不断攀升,从原来我们听到进口达到6000万吨的时候,都已经觉得不可能再升了,结果还在往上升,现在都进口9000多万吨了。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状况?这个问题我个人恐怕无法回答。

问题二

能不能说一下食物主权运动,在中国在做什么?和其他国家情况有什么不同?比如目的、策略上有什么差别?

另外,我了解到农业上有一个学派叫food regime,食物体制?因为我个人觉得他们的分析是很有趣的,他们将食物、农业,还有供销链、消费的超市化、历史变迁这些放在一起来分析。他们是否也觉得食物主权是新的食物体系的一个反抗运动?

严海蓉:我觉得food regime作为知识领域的研究,它的贡献非常大。它有一个历史的长视角,不仅就现当代问题谈现当代问题,它会从历史分析入手,看到我们世界性的食物体系从19世纪的时候开始形成,形成的原因跟英国当时的霸权有非常大的关系,通过这种视角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层层的关系。

再比如说我们中国传统以来都是讲亩产多少,可是我们一旦跟美国进行比较的时候,我们常常会说美国一个农民能够养活多少人,话语转变的背后是效率观发生了一个变化。我们本来是亩产效率观突然变成了劳产效率观,这样一比的话,我们中国突然觉得自己好落后,亩产我们可以很自豪,因为中国今天水稻、小麦亩产跟世界先进水平基本是齐平的。可是一旦换到一个农民养活几个人这个问题上,我们突然就觉得自己特别不行,觉得美国模式特别光辉灿烂。

但如果你学习了food regime,你就会明白那个效率观是怎么来的。特别是在像美国、澳大利亚等国家新的农业地区被开发的时候,因为土地资源比较“广袤”,这里用的是打引号的“广袤”——因为是抢来的。同时,人力资源比较稀少,所以他用稀少的要素作为分母。中国土地资源稀少,我们用土地资源作为分母。他劳力资源比较稀少,所以他用劳力来作为分母。所以什么是效率,用什么做分母,这个其实不是一个所谓天然的、普世的。当我学习food regime的时候,我才恍然大悟,原来有这样的一个转换,为什么好像很多人振振有词,分析中国农业落后,中国农业效率不行时似乎很科学的样子。我现在就明白是这么回事,它是这么转来的。

那么今天我们怎么来看效率观?我们今天可以讲生态效率观、能源效率观,也就是说化学农业其实是大量消耗能源的。你投入了十份能源,最后产出来的可能是两份到三份。但是你用生态农业,那就不一样了,生态农业特别节能。用能源效率观,生态农业的效率突然就显示出来。所以我们在表述方面,用什么样的概念能凸显什么问题,这个其实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food regime食物体制这几个概念我觉得非常有用,但食物体制的研究基本上还是大致在欧美的演化框架里去展开的。中国的因素没有太多被考虑进去。如果说原来没有被考虑进去是有道理的,那么今天因为全球化的问题,中国现在又是粮食的进口大国,这个因素就变得很重要,但是放进去以后怎么来思考,我觉得还是有待去研究的一个工作。

问题三

严老师您好!我之前看过一个台湾学者关于台湾农业的文章,他大概讲的是台湾最早的农业斗争是由农业生产者为了自己的权利去进行的。后来化肥的使用导致农产品出现危机,城市的消费者为了食品安全也就加入这个抗争当中。我觉得他比较乐观,当食物安全出现危机的时候,城市的消费者和农村生产者,他们会一起进行抗争。他这种讲法在大陆这边有没有可能?有没有可以供大陆借鉴的地方?

根据我的一些粗浅了解,大陆这边也提有机食品,但是它好像跟美国类似,有机农产品以一种价格化的方式呈现出来,然后消费者没有形成集体抗争,只说我可以自由选择价格。再就是这种提法里凝结着一个农村景观的概念:将有机农业呈现为一种对乡村生活的想象,就是消费者个人来选择这种小农的生活方式。但他其实背后没有一个对农业危机的整体看法。我感觉在大陆城市生活的消费者和农村的生产者之间的隔膜还是很大的,或者说消费者容易被媒体误导,您怎么看?

严海蓉:这个问题挺好的。据我了解,在台湾,跟你说的相关的这个组织叫“主妇联盟”,他们从环保开始,然后发展为共购,现在他们发展为一个遍及台湾的,还有着自己共购店的一个组织。我觉得这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运动,而且是超越市场经济的。因为它和农民发生的关系不是一个市场的关系,或者不仅是市场的关系,比如说如果农民因为台风歉收,消费者会帮助他们一起分担成本,不仅仅是农民在承担成本。

所以在这里已经超出了一般市场经济的关系,这种对市场关系的改造,哪怕只是微小的努力,都是非常好的,这样的模式在大陆也有一些。上海不知道有没有,北京我知道,有一个跟食物主权有点关系的组织叫北京食安联盟。他们也是通过自己的购买力来扶助一个合作社,或者扶助一个村庄,力量非常小,但是我觉得这些努力都是超越了一般市场关系的努力。

你提的另一个问题也非常重要。今天一般的中产对于生态农产品的关注还仅仅停留在个人消费层面,没有深入到生产关系的层面,没有看到生产的问题。而且现在有些下乡了的资本也开始做资本化的有机农业,这种有机农业跟用合作社的方式来生产生态农产品是很不一样的。

所以我们在讲生态农业时其实有两条路线:一条路线是资本路线,它复制了所有单一工业化农业的特征,只是用某些所谓的生态的,比如用生态的肥料,不用化肥,用其他产品替代了其中的一些生产要素,但是整个的生产关系、生产方式是一样的。那么它关注的是什么?还是范达娜·席瓦讲的那个东西,关注的是最后的产品,能够销售的产品那部分,而中产的消费者他关注的是什么?也是产品那部分。他们对整个生产过程生态多样性、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什么、人和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完全不关注。只要产品检验合格,有个证书就行了。这是生态农业的一条路线。

那么另外一条路线就是现在中国也有一些人在提倡、实践的,就是在生产的过程当中,我们关注人与人的关系、关注人与生态环境的关系。那么我们要求的不只是最后的可以出售的商品,我们要整个生态农业的过程。可以称这条路线为社区化的农业,不管叫什么名字,这是另外一条底层的生态路线。

现在网络上有很多对农村进行呈现的文字,其中有很多是对农村进行景观化的呈现。那些对农村景观化的呈现,是不去深入思考、呈现其中的本质问题的。

问题四

我一直以来都在想一个问题,资本下乡也好,技术和农民结合也好,似乎并不完全像现在这样严峻。就我自己的经验来看的话,好像大家对资本下乡,技术和农业的改变,似乎还是愿意接受的,觉得这样挺好的。农民好像感觉还没有被压迫、剥削到这么严重的程度。

山西蒲韩有这样一个合作社,发展生态农业,是农民自己发展起来的。但好像很多合作社都是从外面来一个领导,重新组织农民。农民自身一方面是好像也没有被压迫到要形成自己的主体性改变现存状况的地步,但另一方面又听到很多农民自杀的消息,农民压力大到失去生命,又似乎只有自杀一条方式,已经被逼得自杀了也没有产生出自己的主体性来。似乎只是外部知识分子或批判者的一系列解释在维系着他们,让问题得以成立,我不知道我这样的理解有没有什么问题?

严海蓉:我觉得中国的问题稍微有点特殊性,因为中国是世界工厂,农村空心化问题相对来说速度更快一些。非洲、东亚,日本、韩国、台湾也都面临农村空心化的问题,但中国是速度最快的。所以今天你讲中国农村没有来自内部的变革的要求,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它是空心化的结果。大家似乎感觉到去城市就可以找份工,就有机会。而且在某种程度上来说,中国整个的经济发展还处于上升期,虽然这个上升的速度现在已经比原来缓了很多。那以后会怎么样,现在还不太好说,到目前为止大致是这样的状况。

所以在这个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我们会看到因为农村空心化的速度非常快,农村留下的基本上都是中老年人,中年人都很难见到。那么内部产生变革的要求来自于哪里?它来自于家庭,就是通过家庭的方式来解决,用出去打工挣点钱回来养家这样的方式来解决。但是这一切是有条件的,这个条件就在于在农民出去之后可以打到工,但是这个条件在消失。

我感觉就是在黑龙江那边,我刚才说的那个村就是这样的情况。这个公司下去包地,政府帮着一起去游说农民把土地交出来给公司,怎么说呢?就是帮你算一下,你要是把土地交出去之后,你可以得到两份收入,一份是土地的租金收入,还有一份你自己打工的收入。那不是挺好的吗?加法做得好啊。但是问题在于农民出去要能找得到工。后来农民开始闹事,他们后悔了,后悔的就是他出去之后发现找活不容易,找到打工的机会不容易,当地就叫做“活”,是农民的活路。

他们说以前是人挑活,你爱做什么可以做什么,现在是活挑人,就是你想做什么不一定做得到,别人来挑你,对你年龄等各方面的要求比较多,所以就有一部分人出去之后发现找不到工作又返回来,返回来之后土地又没有了,他们就想把土地给要回来,可是又签了五年合同,幸好只签了五年。

但是在目前这个阶段难以在农村内部提出这个要求,原因就在于人不断在往外走。我刚才讲的这公司,下乡之后带来的不仅是生产方式的转变,它还带来整个社区的转变。比如说原来农村社区,有一些农资店、百货店,现在公司下去之后,公司不会到小店里买农资,公司一定是巨量的采购。现在周边农民不种地了,百货店维持不下去,农民生活也随之不方便了,连锁反应是大家都得进入城镇去生活。

城市里找不到活干的人留在农村就会觉得自己是在干耗着,原来的农村社区生活中的那些东西都没有了,他们眼睁睁看着社区解体。所以当资本下乡之后,它带来了社会的、文化的一切影响,社区再生产的能力没有了,文化再生产的能力也没有了。

我们大概2014年的时候就转基因问题做过问卷调查,其实发现中国农民知道转基因的人真不多。知道转基因到底是怎么回事的人那就更少了,他听说过但是不清楚转基因和杂交到底有什么不一样,转基因安不安全也不清楚。然后我说了一些东西之后,农民赶快说,你赶快弄个片子到我们那个村里跟他们说,给大家都放一场电影,让大家能够通过这个来了解一下。我们调研时只要跟农民一说这些事情,他马上就希望能够多知道一些,反而是我们现在整个信息传播的渠道对农村是封闭的。大家不去说不去关注。农民顶多看看电视,可电视上不讲这些。

还有一点,农村内部是否主动产生变更的要求,农村空心化本身是否导致农村内部对变革的要求,这些都需要一定的条件。如果说今天我们还不太看得到,或者说还不普遍的话,那现在这个城乡关系是不会永远不变的,它的问题会滚动到农村去的,所以可能还是要以一种变化的眼光来看这些会好一些。

问题五

我最近在网上看到你们在蒲韩办一个关于生态农业的会议,好像有人在介绍生态农业和教育孩子们的事,那么什么是这样的社区农业呢?社区农业有怎样的文化教育内容?你们的会议让我觉得好像关心生态农业的人其实非常多。一方面你说要从政治经济的角度来了解它,但是另一方面,如果我们要让更多人走这个社区生态农业的路线,不走资本主义的“生态”路线,对社会公众肯定要进行一些教育宣传的。所以我想问,我们如何提高这种教育,而且,农村和城市都有需要,我觉得任务非常大,怎么做?

严海蓉:对,方法是,加入我们!是的,你的感觉和我们是一样的,任务非常艰巨。可能大家平时有的时候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其实刚才我提到的那些数据,是我以前收集的,这些数据都是到2014年、2015年左右。然后为今天的讲座,我把中国粮食进口的数据又收集了一下,更新到2018年,我还是吓一跳,有危机感。

农村问题,生态问题,农民的问题,我觉得这些问题它都是存在的。因为我们生活在城市,容易看到城市里看到的问题。乡村是大后方,我们往往不太容易关注到这些。但是城市和农村的问题是割不断的。城市经济一旦出问题,这些人到哪里去?如果说以前他们还可以勉强回去,到了今天的新生代,他们能回去吗?很难。为什么难?因为现在进入农业的门槛非常高。

原来做农业有一点地,有体力,就可以了。你现在可以吗?首先如果家里没有地的话,你要租块土地,然后你的种子从哪来?这些都变成问题,所以今天进入农业的门槛比原来高很多,那他们怎么回得去?另外一个回不去的是什么?农村社区在解体,你怎么回去呢?你原来在农村的社会关系,大家都是熟人,现在呢?新生代的大部分时间在城市,他要回去的话,整个社会关系必须要重造。

所以城市一旦经济出现问题,那你能不能回农村去?城乡问题相互之间是不断滚动的。所以我们不能说中国农村问题已经没有了,我们现在主要是城市的问题,不是这样的,城乡关系它一定是相互关联的。我们这边做文化研究也是一样的,我们关注乡村的文化,也有关注从乡村里出来的人进入城市的,同时也要关注他们家里面发生了什么情况,他为什么到城市来,到城市来以后他的去向在哪里?他会留在城市吗?留在家里的又是怎样的情况?还是要将城市和乡村两个方面相互关联起来看的,所以我觉得确实任务很巨大,不仅是人的问题,还有生产的问题。

我们食物主权其实很小,它是一个公益网络。我们做的事情,一方面,每天都有微信文章的推送。我们最近推了一个给大家揭示农村淘宝的文章(双十一再刷销量记录,却撑不起我的农村淘宝创业梦),从一个年轻人创业的角度来说,他到底遭遇了什么,农村淘宝到底是怎么回事。在农村做一个淘宝店的店主要经历什么?不是那么简单的回去以后就可以创业的事。

我们有两个公众号,也有网站,这是我们公众宣传的一部分,这部分大家都可以介入,一起来学习,一起来探索。我们做的事情还有一部分就是暑期调研,我们进入农村做一些调研,我们最近两年调研的关注点在新集体经济上,包括合作社和其他一些好的案例,希望总结出来对于实践能够有帮助。再就是我们每年有一次年会,年会就是希望学生、学者和具体在农村做实践的实践者、生产者,大家能够聚在一起分享交流,大概主要做的是这些。做的还很不够,所以大家当中有兴趣的都可以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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