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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第一个农业生产合作社社长的创业回忆

2020-3-31 17:46

原作者: 李玉 来自: 行知部落,[期刊论文]《天涯》2012年2期
稻菽按:
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成立一定程度上激活了建国初农村的生产力。然而,合作社在发展过程中也同样面临诸多考验,在这些考验面前,如何坚持党的领导,如何继续发挥合作社在调动农民积极性方面的作用是一个绕不开的议题。正如毛泽东所说:“每一个模范合作社,都是一本活的教科书。”

李玉,女,1929年11月出生,江苏省东海县人,1952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55年9月参加工作。曾任南京市第一个农业生产合作社——李玉农业生产合作社社长,南京市革委会常委、副主任,中共南京市浦口区委副书记,南京市浦口区人大常委会主任等职。

作      者|李玉
转载编辑|六书
后台编辑|童话


1、九岁被逼当丫头

1929年11月,我出生在江苏东海县一个雇农家庭。父亲在地主家扛活,积劳成疾,无钱医治,早早离开了人间。可怜的母亲,领着我和我的姐姐、哥哥三人,生活极为贫困。虽然她在地主家当佣人,拼死拼活,也养活不了全家。母亲万般无奈,只好把哥哥和姐姐送到地主家当猪倌和丫头,把我寄养在外祖母家。到我9岁时母亲死了,我只得和姐姐到地主家做丫头。

做丫头干的是牛马活,吃的是猪狗食,穿的是破衣烂裳,一年到头连鞋子也没有一双。我每天烧水、挑水、洗衣、打柴样样干。有一年冬天,我脚上生了冻疮,两只脚肿得像馒头,路也不能走,可是地主婆还逼着我洗衣、端茶、送饭,稍不如意,就扯耳朵、揪眼皮。有一次,地主家少了一样东西,硬说是我偷的,如果不承认,就要活活把我打死。

幸亏有一个帮地主家烧火的老奶奶把我救了下来,才免遭一死。后来姐姐把我送给另一个地主家做丫头。那家地主还是一样的厉害,早上天刚蒙蒙亮就把我叫起来扫地。有一天我实在太困倦,抱着扫帚就睡着了,被地主婆发现,就用扫帚追着打我,我浑身被打得青一块、紫一块。还有一次,地主婆叫我倒马桶,那时我年纪小,个子只比马桶高一节,地主家的门槛又特别高,端马桶过门槛时,身子一歪,门槛没过去,马桶被打翻了。

地主婆气呼呼地跑过来,又是一顿毒打,我被打得鼻青脸肿,不像人样。姐姐看了哪有不心疼的呢?姐姐想把我从虎口里救出来,可是不讲理的地主婆说:“我还没和你算饭钱,要走先把饭钱算算。”干了几年活,一分钱没有,还要算饭钱,这是什么理?但在虎狼当道的社会里,有理也没地方说。鸟无翅膀难飞,只得忍气吞声地做下去。一直到18岁才跳出地主家的火坑,逃到了南京,在浦口区吉袱乡(现顶山街道)五宫村安家落户。

2、创立南京市郊第一个农业生产合作社

南京解放后,在党的领导下,我们打倒了地主,分得了田地。穷根子拔了,刚过上富日子,农民又开始出现新的两极分化。为避免土改后农民重新丧失已分得的土地等主要生产资料,党和政府引导农民走农业合作化道路,有计划地进行农业社会主义改造。

根据“自愿结合、等价交换、民主协商”的原则,组织农民建立农业生产互助组、农业生产合作社,克服农户分散经营中劳力、畜牧、农具、资金不足的困难,促进农业生产协调发展。1951年春,我和村上的韩立和、丁开亮、乜德林等5户农民,积极响应党中央的号召,组织了“李玉农业生产互助组”。1952年又转为“李玉农业生产合作社”。我也由互助组长被选为合作社社长。

“李玉农业生产互助组”是在党的关怀和领导的支持下组织起来的。开始为临时互助组,只有5户农产(民),忙时互助,闲时各做各的事。几个月后,临时互助组转为常年互助组,常年互助组开始有短期生产计划和评工、记分、记账制度。

这两种互助组形式都是换工、帮工的劳动组织。在劳动过程中交换使用劳动力和耕畜、农具等生产要素,或以人工换人工、以人工换畜力、农具。使用人力、畜力、农具的余缺得到及时合理的调剂。所欠工本均到秋后以农产品或现金偿还。

“李玉农业生产互助组”生产上相互帮助、互通有无,资金上相互支持,克服了许多困难,显示了集体生产的优越性。大伙越干越有劲。“李玉农业生产互助组”也对周围单干的农民产生很大的影响,一些农民纷纷要求加入互助组。不到半年,“李玉农业生产互助组”从5户增加到46户,耕地123.5亩,其中旱地55.5亩,山坡地34.5亩,水稻田33.5亩。

农业生产互助组是一个很好的形式,解决了当时很多困难。但是,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农业互助合作的矛盾渐渐显露出来。例如农忙时,先干谁家农活,农具、耕牛如何使用,抗旱时先给谁家抽水等。

为解决这些问题,区委要求全区人民试办以土地入股、统一经营为特点的初级农业合作社。1952年,“李玉农业生产互助组”即转为“李玉农业生产合作社”。“李玉农业生产合作社”坚持按劳分配,男女同工同酬。合作社有章程、有制度、有社委会。

根据章程规定:

社员入社自愿,退社自由,入社的社员必须是从事农业生产或从事农业劳动为主,善于经营副业生产的贫雇中农,入社的农民称为社员;土地入股,社员自耕地除留足菜园地外,按土质好坏、水利条件、路途远近、面积大小等,评产入股;生产资料,耕牛折价归社,公有公用公养,从总收入中付给代价费,两年付本利,牧畜、大型农具折价归社,公修公用,从总收入中付给代价费,两年付本利;劳动评功记分、集体组织生产,在分配上除从总收入中提取5%公积金、公益金外,一般按土四劳六分红,超产部分按劳分红;财务制度,每月公布一次账目,经济上管钱不用钱,用钱不存钱,做到事事有据,笔笔有方,手续清楚;社员大会为最高权力组织,社委会负责执行社员大会后的社务工作,每年民主选一次社委;社员大会一月开一次,社委会每周开一次。

“李玉农业生产合作社”建社这一年,小麦获得大丰收,平均单产超过单干农产的一倍多,并获得“华东地区小麦爱国丰产模范”的光荣称号,秋季也获得好收成。年终分红,社员家家分得了粮食和现金。生活好起来的农民,身上穿的是新棉衣,脚上穿的是新棉鞋,吃的是大米、白面。

社员孙金章说:“我是去年才入社的,没有土地入股,全年做了180多个劳动日,光劳动力分红,就分得876斤稻子,290斤玉米,630斤山芋,100000元(旧币)钱。我4岁死了母亲,9岁死了父亲,是共产党救了我,是合作化道路给我今天。”“李玉农业生产合作社”取得好收成,进一步提高了农民走合作化道路的积极性。

就在这年冬天,我被评为华东地区农业劳动模范,又当选为南京市的妇女代表。接着,我又赴京参加妇女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见到了敬爱的毛泽东主席,这是我终生最难忘的幸福时刻。

3、合作社面临严峻的考验

有一年秋季,合作社的碾场上站着一大堆人,正紧张地称(秤)着稻子,把晒干的稻子一箩一箩地往公仓里运。人们脸露笑容,看着会计杨××手指不停地拨动着算盘。突然,杨大声说:“我们还有什么奔头,一个劳动日只摊2-3斤稻子。”后又低声说:“你们忙得像个龟孙子,落得李玉一个人出名,何苦!”这是意外的消息,尤其是从会计嘴里冒出来的,加上别有用心地挑动,在场的社员的脸上笑容没有了。

全社46户,有10户是今年刚入社的,对秋收原抱有很大希望,哪经得起这个意外的消息!叭哒一声,中农韩××扔下淘箩,往回跑,嘴里叽咕着:“合作社好,哼,好个熊。”胡××有声无力地说:“早知道是这个下场,我也不入社。”其他几个中农产本来入社时态度就不够坚决,一听这话就像炸了锅,吵着要把耕牛牵回家,退出农业合作社。

“退社”的风波就这样掀起来了。失望使一些农户产生了各自的打算。有的想“咱们有田有地,劳动力强,退就退吧!”有的说:“我们劳动力弱,把入社的牛牵回来,有牛有地,顾(雇)几个短工就是了!”还有的人平时和生产队长顶过嘴,也想退出去算了。

这几天,我的家里来来往往尽是人。有的来问:“李玉,农具、公房、怎么分?”有的来报告:“李玉,好多人不愿意下地干活。”合作社生产队长陶永年一进门就嚷嚷:“李玉,这许多人要退赔,社怎么办?”合作社检查委员丁开亮也附和说:“大伙都要出社,不如散了算了。”

这些话语就像针一样刺着我的心。每当听到一个人又要出社,就像被打一棍那样疼。我嘴里没吭声,心里在盘算,“一个劳动日怎么只摊2~3斤稻谷?今年庄稼虽然受了旱,但绝不止这些。”想起去年社里稻子大丰收,亩产1200斤,那时8户社员多高兴啊!

“办社的确困难,难道合作社才办两年就这样让它垮了吗?”我默默地问自己。想起解放前被地主打骂的可怜相,又想起苏联电影《幸福的生活》中的集体农庄庄员的幸福生活。人家为什么能克服困难,过上幸福生活呢?我更想起了党组织对我说的话:“革命工作是有困难的,但不能向困难低头。”

我更加坚定了“党给我的任务,就是要战胜困难,领导农民走农业合作化道路。”于是我召集大伙说:“合作社是不能垮台的,合作社是好的,我们走农业合作化道路不能变。”我分析一些干部的思想,并积极做好工作。

据分析:合作社检查委员丁开亮家收入是最多的,他退社是害怕别人说他收入多不愿退社。我找到丁开亮做工作说:“你是干部,你家又是收入最多的,明知道合作社有很多好处,为什么墙倒一起推呢?你这态度不对头,你要理直气壮地告诉农民,只有走合作化的道路,才有我们农民的光明前途。”

丁开亮一听脸“刷”的通红,忙笑着说:“说句老实话,我是不想退社的,你这一说,我有信心了。”接着,我又针对生产队长陶永年性急的特点教育他说:“要耐心地说服农民,一次不行,再来一次,直到他们提高认识为止。我们做工作态度要积极,但性子急也是不对的。”陶永年听了后,表示要努力做好工作。

我又想起女生产队长冯赵氏,她是中农成分,但一年多来,在社里一直积极劳动,忠心耿耿地为社里做事,不知现在态度如何。于是,我便去找她谈谈,冯赵氏亲热地拉着我的手说:“我算过细账了,合作社是一条好路,我一定坚持走下去。”

这时,我心里明白了,群众是要办社的,只是一些新入社的社员听到意外消息,感到失望,所以才要退社。因此,我也提高了巩固合作社的信心。用什么办法来解决当前的问题呢?当天晚上,我步行十几公里路,来到区委所在地――浦口镇,找到区委分管领导刘道昭汇报此事。

刘道昭同志对此作了重要批示。根据区委的指示,我带领合作社的干部,对农产逐户排队分析,分出哪些是要退社的,哪些有动摇的,哪些是坚决办社的三种类别。区别不同类型做好工作,鼓励坚决办社的,团结、争取动摇的,坚持耐心说服教育要退社的。46户社员中,多数农民态度是坚决的,有8户是动摇的,真正要求退社的只有3户。

同时抓紧公布秋熟分配账目,秋熟分配结果是每个劳动日可分稻谷12斤,每户社员的纯收入比单干的农产的纯收入平均高出一倍多。通过我和社干部耐心的说教,特别是讲明今年秋熟分配比单干农产高出一倍多的事实,合作社社员走合作化道路的信心更坚定了。

当时,闹退社最厉害的韩××也不好意思地找到我说:“我把牛卖了,不知你们还收不收我?”我听了立刻高兴地对他说:“只要你真正知道合作社的好,自愿回社,大家都会原谅你的。”另外,其他互助组的农民,晚上找到我家表示愿意入社。还有的在半路上遇到我,也要求入社。“李玉农业合作社”的事实,使许多农民看到了农业合作社的优越性,真正体会到“合作社是我们的救命恩人,合作社的红旗是扯不下来的”。 

4、百年罕见的大水灾

1954年7月,一场百年罕见的大水灾,使“李玉农业生产合作社”又面临一次严峻的考验。李玉合作社所在的尤家圩一边靠山,一边紧靠长江。7月初,狂风暴雨连续袭击了两天两夜,山洪暴发,江水猛涨。许多人见了摇头叹息:“这个圩呀,是没法子抢救了,只好放弃了!”

尤家圩能放弃吗?不能!这里住着合作社的社员们,还有几百亩长势喜人的庄稼,保住尤家圩,是关系到我们社员生命财产安全的大事。我坚定地对大伙说:“只要有一点希望,我们就要保住尤家圩。”

我和社员们投入了紧张的抗洪斗争。在漫水出险的地段,我第一个跳入水中,社员们都紧紧跟上,用木桩加固,用身体、门板堵决口。这仍挡不住陡涨的江水,缺口越来越大,社员们心急如焚。在这紧急关头,我们直奔江潮进口处,我对大伙说:“为了全圩人的生命财产安全,我们要坚决堵住它!”说着我奋不顾身地跳下水去,大伙儿见状也纷纷跳入水中,架起门板,挥舞铁锹与汹涌的江水作殊死斗争。

经过数小时的奋战,终于堵住江潮,胜利地保住了尤家圩。李玉社抗灾保圩虽然初战告捷,但老天不肯罢休,大雨仍日夜不停地下着,江水继续上涨,最终还是把尤家圩淹没了。有的社员住房被冲倒,几百亩庄稼地受淹,农业合作社的生产、社员的生活受到严重的威胁。

在困难面前有一部分社员的思想很混乱。有些富裕中农说:“丰收时看得出合作社的优越性,抗灾就不一定了。”有的还说:“还是敲锣卖糖,各管各行,自找门路吧。”但大多数社员不同意,正如老贫农陈学玉所说:“过去靠合作社翻了身,今天抗灾还靠合作社!单干,这不是好了疮疤忘了疼?!”

我心里想:“庄稼人靠的是农田,没有收成一年穷,我们要进行生产自救,堤内损失,堤外补。”搞好救灾工作一靠党的领导,二靠社员们的集体力量,生产自救也是一样。根据区委关于“组织起来,生产自救”的部署,合作社一方面安顿遭受水淹无家可归的社员生活,为他们修建房屋;另一方面组织人力抢收未淹的庄稼,抢种小麦,开展多种副业生产。

由于依靠了集体的力量,“李玉农业生产合作社”很快把山坡上的庄稼全部收上来,被淹的尤家圩也种上了麦子。“李玉农业生产合作社”以外的农民因为顾了生活,顾不了农田,他们的麦子都还没种上,“李玉农业生产合作社”田里的麦子,已经一片绿了。“李玉农业生产合作社”集体副业也搞起来了。政府除发放生产贷款和救济款外,还发给了实物,大灾之年社员们仍能安居乐业。

饱尝旧社会受灾之苦的社员们感动地说:“要不是共产党领导,走合作化道路,这么大的水灾,我们的骨头早就打鼓啦。”我说:“这是因为有了合作社,是享共产党和毛主席的福!”在抗洪救灾斗争中,合作社显示了巨大的优越性,它在农民中树立了很高的威信,在斗争中不断巩固下来,而且越来越壮大。我自己在斗争中也得到了锻炼,学会了领导集体生产的本领。

“生我是娘,教我是党。”我永远也忘不了共产党的恩情!是党,把我从苦海中拯救出来;是党,把我哺育成人;是党,引导我走上了革命道路。我一个旧社会受奴役的丫头,解放后在党的培养教育下,成长为中共南京市浦口区委副书记、区人大主任。没有共产党,我这个旧社会苦孩子,永远也翻不了身;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我的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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