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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疫情系列|抗击新冠疫情,再现人民高于利益的社会主义精神

2020-2-21 17:27

原作者: Vijay Prashad​ 来自: 三大洲通讯社
导语:
三大洲社会科学研究所从武汉新型肺炎疫情出发,称赞了人民利益至上的中国医疗人员的奉献精神,同时介绍了印度泰卢故语地区、伊拉克和古巴的共产主义医疗人员为当地人民卫生事业做出的贡献。由此,作者发出全世界共产主义医务人员应当团结起来的号召!


亲爱的朋友们:
三大洲科学研究所向你们问好。

2019年12月,武汉(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现了数例肺部感染。早期迹象表明,病毒来源于华南海鲜市场,但是尚无定论。2019新型冠状病毒在第一个月感染了几百人。官方宣布30座城市将会启动一级响应,包括武汉(1100万人口)在内的大部分地区将被封城隔离。截止到1月30日,已经有近一万人被确诊。世界卫生组织(WHO)宣布疫情为“国际公共卫生紧急事件”。

在世卫组织新闻发布会上,总干事特沃德罗斯·阿达诺姆·谭德塞(Tedros Adhanom Ghebreyesus)表示:“中国发现疫情、分离出病毒、对基因组进行测序并与世卫组织和全世界共享的速度之快令人印象深刻,而且令人难以置信。中国对透明度和支持其他国家的承诺也是如此。实际上,在许多方面中国都在制定应对疫情的新标准。这不是夸大其词”。最近成立的组织“桥”发布了一份简短的报告,阐述了面对这样的疫情,与资本主义制度相比,这是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所在,而资本主义制度则无法理解人民高于利益。谭德赛以三个有力的句子结束了他的声明:

这是事实的时刻,不是恐惧的时刻。

这是科学的时刻,不是谣言的时刻。

这是团结的时刻,不是耻辱的时刻。

事实和团结是很重要的。奇怪的是,美国商务部长威尔伯·罗斯(Wilbur Ross)宣称,冠状病毒的爆发将损害中国经济并为美国带来就业机会。除了麻木不仁之外,该评论还暴露了他对美国各地的供应链弹性问题缺乏了解,而美国对中国制造业的依赖远不止汽车和计算机。80%美国使用的药物的活性药物成分在中国和印度生产,而90%的美国维生素C药剂在中国生产。谭德赛认为,团结,而不是歧视,也不是像帝国主义集团那样痴迷贸易战,应该决定我们的态度。

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在讲话中表示:“我致以数千名勇敢的医务人员和所有一线响应者崇高的敬意和感谢,他们在春节期间全天候治疗病人,挽救生命并控制疫情。”各种资源用于建设新医院,例如以最快速度建成并于本周收治病人的武汉火神山医院。

图片来源:人民网

中国国内的医生和护士自愿前往武汉帮助受感染者并控制疫情。上海市医疗救治专家组组长张文宏医生说,党员医生和医务人员应该冲在第一线。

张文宏说,当医生和护士加入共产党时,他们宣誓要为人民服务,这就是现在指引他们的信念。在武汉协和学院,31位护士剪去了长发,以缩短她们为轮班做准备的时间;年轻的党员医生蜂拥而至,在医院轮班遏制病毒。国有企业生产的口罩数量达到破纪录的水平,食品控制防止了投机性通货膨胀,政策制定者已将疫情对GDP的打击置之度外。他们说,必须把人看得比利益重要。

三大洲社会科学研究所一直在思考全球健康危机以及社会主义者(包括社会主义国家)对医疗团结的巨大承诺。当玻利维亚和巴西将古巴医生驱逐出境时,这个问题就被提出了,大多数这些古巴医生已成为这些国家工农阶级医疗保健的中流砥柱。2014年,《时代》杂志将埃博拉战士选为年度人物。当埃博拉疫情袭击西非时,古巴医学界决定去协助抗击这种疾病。在前往西非的护士和医生中,最大的群体(256人)来自古巴。这项承诺如此庄严,以至于古巴医生费利克斯·贝兹(Felix Baez)感染了埃博拉病毒,在瑞士一家医院康复后回到了古巴,然后想再次前往塞拉利昂去帮助他的同志。一个月后,他回到距离弗里敦两个小时的洛科港工作。
 
武汉肺科医院重症监护室主任胡明博士在早期感染了冠状病毒。康复之后,胡明博士像费利克斯·贝兹博士一样,回到病房。病人需要像他这样的社会主义医生。
 
然而,在2019年9月,美国指责古巴贩卖医生,而巴西的雅伊尔·博索纳罗(Jair Bolsonaro)则称在巴西的8300名古巴医务人员为“奴隶”。该链接阐述了很多博索纳罗和古巴医生之间世界观分歧,他把这些医生的社会主义承诺视为奴隶制。

图片来源:The Tricontinental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汇编二十五——《人民综合医院:泰卢固共产主义运动(2020年2月)》正在对人民医学进行一次伟大的实验——印度的综合医院由党员医生经营,这些医生致力于为人民服务,而非致富。大英帝国衰落时,很明显,印度迫切地需要医务人员。英国在印度的统治结束时,医疗系统几乎不存在。每7200名印度人只有一位医生。印度赢得了自由,但其识字率仅达到11%,贫困程度令人震惊,自由比现实更令人向往。
 
在印度的泰卢固语地区(目前有8600万人),党员医生设立了诊所和医院——也就是著名的内洛尔人民综合医院,为工人阶级和农民提供医疗服务。综合医院不仅提供医疗服务,还培训医务人员将公共卫生带去农村偏远地区和小镇。当综合医院的一位创始人说他想成为一名专职革命家时,印度共产党领导人桑达拉亚(P. Sundarayya)对他说,成为人民医生本身就是一项革命活动。该汇编提供了一个窗口,把目光转向那些不受关注的共产主义医务人员和削弱医疗保健私有化趋势的医学实验。张文宏医生,费利克斯·贝兹医生和雷迪(P.V. Ramachandra Reddy)医生之间的区别可以忽略不计。

雷迪医院在雷迪人民综合医院护理学校的学生们正在进行空手道训练
图片来源:The Tricontinental

他们与伊拉克共产党和伊拉克妇女联盟的领导人纳齐哈·杜莱米医生(Naziha al-Dulaimi)之间也没有区别。杜莱米医生于20世纪40年代在巴格达医学院学习。她参与反帝国主义运动,包括1948年1月反对《盎格鲁-伊拉克条约》续约的al-Wathbah(“起义”)。她大学毕业并在皇家医院任职后,去了卡赫医院工作。杜莱米医生在巴格达的Shawakah区建立了免费的医疗诊所。为了惩罚她的共产主义活动,政府将她转移到全国各地——苏莱曼尼亚,卡尔巴拉和乌姆拉。她在每个地方都开设了免费诊所,为穷人服务。杜莱米医生在伊拉克南部工作,消灭非性病性梅毒或雅司病,这种细菌对儿童而言是极大的打击。1958年革命后,杜莱米被任命为市政部长。她在巴格达Thawra(“革命”)地区的创建以及1959年女权主义《民法》的通过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复兴党上台后,她被流放,但直至生命的最后几天,她仍然是人民医生和共产党员。

如果杜莱米医生今天还活着,她肯定会加入去往武汉和湖北省其他地区的医生和护士,协助他们一起打败冠状病毒。
 

图片来源:The Tricontinental

1960年8月,切·格瓦拉(Che Guevara)在哈瓦那发表了有关革命医学的演讲。他提到,在演讲前几个月,一群医生拒绝去农村工作,除非给他们加薪。他说,这是正常的,这是资本主义逻辑的一种功能,它阻碍了我们的人道意识。如果革命性的古巴没有让学生付学费学医,而是社会财富允许年轻人成为医生,“如果说,神奇的事发生了,有两三百名农民在大学里受过教育呢?” 1958年,古巴每1,051人有一名医生。哈瓦那大学医学院于1953年被独裁统治关闭;它在1959年重新开放,当时161位教授中只剩23位(其余的和其他医生一起逃到了美国)。革命转向了农民,他们学习医学,胸怀巨大的决心,开始将古巴的医疗技术带到世界其他地区的使命。今天,古巴每121人就有1位医生;在美国,每384人中仅有1位医生。正如格瓦拉所说,这些古巴医务人员,如印度综合医院的医务人员,以及中国的医务人员,都是“团结的新武器”。
 
这是团结的时刻,不是耻辱的时刻。
 
热忱的,Vij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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