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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大疫,那党那人那时,这么干!

2020-2-12 14:17

原作者: dangrenbei 来自: “党人碑的熟人茶馆”公众号
导语:
“党组织、科学家、人民群众,三者结合起来,瘟神就只好走路了。”愿中国早日走出疫情!

本文转载自公众号“党人碑的熟人茶馆”,感谢作者授权发布。


回望上个世纪上半叶,中国人民的健康状况,今人实在无法想象,那曾经是个洋人普遍认为“世界肮脏国度之最”的“东亚病夫”。

而且还有个参照物,如今我们还能看到,这就是印度。

二十年代,英国人有个调查报告,声称:

“中国人民死于疫病的,其高率超过欧洲五倍有奇。世界上的国家,其人民为疫病而死的,要算中国同印度为最!”

今天在国际新闻中,我们一眼扫过,甚至国际新闻中都“懒”得报道,“失败国家”动辄成千上万人死亡的疫情,在民国时代也同样发生着,甚至根本不算个事儿。


1919年的一场霍乱,席卷了大半个中国,据说死亡了三十万人。为什么没有确切数字呢?因为在河南、安徽、湖南和湖北等内陆省份的农村地区,缺乏有效的估测数字。

即便像上海这样相对现代化的城市,号称东亚最繁华的大都市,在大疫面前也极其脆弱。1932年的霍乱袭来,迅速在苏州河沿岸流行开来。即便经过国内外各方的不懈努力,死亡率被控制在7.4%。但上海患者仍超出四千人,死亡三百多人。

1936年,全面抗战爆发前夕,国民政府卫生部下辖的中央防疫署有份内部报告,强力吐槽了悲催的防疫形势:

“经费短缺和冗员过多等原因,严重束缚了手脚。冷漠甚至充满敌意的地方官员,无知而刁钻的地方群众,更使防疫工作的开展,难上加难。”

这是一个高度“内卷化”的中国,很多的中国人都看不到希望,即便是被认为和自称为是“社会良心”的公共知识分子们,也好不到哪里去。

著名的美国记者史沫特莱讲过一件事,她曾经试图救助一名得了脓血症的青年农民,但同行的一位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劝她别管闲事,因为这无济于事,“这样的人太多了!”


史沫特莱跟了一句:“你的意思是我不应该救他?”

对方很确定:“是的,无济于事。”

也许在某些高等华人看来,的确无济于事,毕竟这是个每千人中平均死亡率27.9%的国家,与当时先进国家的1.5%,简直天上地下。

国民党政府,无力更无心,搞清楚广大内陆和农村地区的医疗条件,身在香港的著名外科大夫、中华医学会副会长李树芬,畅想了下,他希望通过各方面的努力,能做到十万人中有一名医生(2018年的数字:千人中执业医师2.59人,护士2.94人),而实际情况呢?

1937年,我们的晋察冀边区搞起来之后,红军时代就当军医,115师和晋察冀军区的卫生部长叶青山,搞了个摸底调研,结果相当吓人。

“100多个县城没有一个像样的医院,有的县城只有几个中药铺,西药房更为奇缺。”


唯一不缺的只有巫婆神汉了,据河南涉县(今属河北)弹音、七原等4个村1944年的调查,每千人中有巫婆11人,半数以上的农民得了病,得靠下大神、喝符水解决。

广大中西部地区的医生,其诊疗水平又如何呢?

一位受过国外严格医学教育的医生,吐槽这些同行们:

“看了两个方头,认得三四个字,便都可随便挂起医生的招牌了。固然有些有经验的,但他们看病,除了金木水火土,五行生克的鬼话,很难说出什么是病的原委的。”

面对这样的情况,政府和政党,怎么办?

国民党的讲卫生和新生活运动,至多关照到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广大劳动人民,根本不入他们的法眼,当然也不配讲卫生,那是体面人的事儿!


而危如累卵,随时被追剿、追杀,有掉脑袋危险的我党,却本着无产阶级政党的宗旨,把全体中国人民的福祉和利益,视为本党的奋斗目标。

1931年11月通过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规定:工农人民享有免费医疗服务,政府应该开展卫生预防运动。

防疫工作,被党视为关乎革命发展存亡的大问题。1932年3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人民委员会发布了第2号训令《强固阶级战争的力量实行防疫的卫生运动》和《苏维埃区暂行防疫条例》。在各级苏维埃政府努力之下,苏区掀起了“灌输卫生常识于一般劳苦群众”的卫生防疫运动。

党对各级领导干部提出了如下问题,要求后者随时拷问自己:

是否在政治动员之下,广泛的号召群众起组织性的进行卫生工作?

群众对卫生情绪怎样?

能否注意卫生?

党团员在群众中作用怎样?

与当地群众的关系怎样?

是否有脱离群众的事?


在我军早期的医疗工作中,由此逐渐形成了良好的军民互动模式,利用有限的医疗资源为群众服务,是我军为人民服务宗旨的体现。

基督徒出身,却成为CP党员的傅连璋同志,曾回忆说:

我们在红军内有许多医药问题。我们的问题不仅仅是去照顾红军和苏维埃政府工作人员,如果只是这个问题,那是比较容易解决的。但是我们无论到什么地方去,住在什么地方,我们还必须照顾当地的一切居民。在旧的统治下,这些地方的人民从没有得到任何无报酬的医疗。他们有各种各样的疾病,所以我们的医院马上成为周围居民的公共医院了,而且他们的需要比我们红军和政府还要大些。我们的医生和药品马上给人民服务,有时为此而不得不牺牲我们对红军的照顾。

“为人民服务”,是我党我军的光荣传统,也是二十八画生同志卫生思想的核心。具体到大疫面前,就是“紧紧依靠人民群众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

历史的经验就是如此,只要我们紧密团结在党的周围,紧紧依靠人民群众,不但群众满意,干部转变了作风,当年甚至连跟我们有刻骨仇恨的还乡团里,有点良心的都在说:

“现在还要反对八路军真没有天良了。”


1948年6月,时任我党鲁中南区委第一副书记、鲁中南军区司令员兼第一副政治委员的傅秋涛同志,有篇讲话叫《半年来鲁南生产救灾中的成绩与收获》,是在华东局高干会议上的汇报节录。

我觉得即便在今天,特别是大疫面前,也极具现实意义。

面对疫情,我们怎么做?
面对感染者,我们怎么做?
面对医务工作者,我们怎么做?
面对疫区的所有人,我们怎么做?
面对干部,我们怎么做?
面对过失,我们怎么做?
面对成绩,我们怎么做?

……

真心希望,今天我们的干部和同志们,都好好学习下,这篇讲话。


为什么要学习这篇讲话呢?

抗战干部刘荣的日记里,正好有篇他在抗大学习时,二十八画生同志讲历史经验的一段话,可做注解:

“翻开是历史,翻过去就是经验!”

我想再说说抗战期间,我党山东解放区,面临大疫的具体经验。

抗战时期,山东的卫生防疫局面比较复杂,除了传统上农村的卫生情况较差外,还有日军针对我抗日军民,有针对性进行细菌战的严峻局面,这就是臭名昭著的石井四郎和它的七三一部队。

我祖父在世的时候,曾经讲过上级党组织给他们县委武工队布置过一个奇怪工作,找到日军收集老鼠的地方,把这里全部焚毁,因为鬼子要收集老鼠,向我周边根据地投放,制造鼠疫。


小时候觉得传奇,最近看了一些地方文史资料和党史资料,却发现这竟然是真实,鬼子的确在冀南的清丰(今属河南)等几个县这么干了。

几次试水之后,1943年8月至10月,日军实施了代号为“华北方面军第12军十八秋鲁西作战”的霍乱细菌战。造成鲁西冀南24个县42.75万以上无辜平民的死亡,这是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细菌战,而这只是日本法西斯在中国无数细菌作战中的一起。

面对疫情怎么办?

面对近乎零基础的农村卫生条件怎么办?

面对工业国对农业国的“科学”碾压怎么办?

我党我军的法宝就是“为人民服务”,以深入细致的群众工作,来战胜疫情。

出现疫情,首先地方党委政府给力,不但不瞒报捂盖子,而且地方领导要带头参与防疫和治疗工作。


1945年,莒北县某些地区发现了儿童麻疹,县委县政府闻讯后,派人星夜跑到军分区,请军分区卫生处、五所,派医生和化验员等连夜赶到,由县长及文化教科同志协同到各村研究病情,进行治疗,仅仅三天工作后,“凡是发现有出痧子这种病的村子,孩子都得救了!”

同样还是莒北县,一个叫横沟的村子,爆发流行性感冒和流行性脑脊髓膜炎,从2月18日到3月6日的18天内,即病倒84人,死亡22人。县区政府,驻军卫生队与医救会联合进行了急救工作,“防疫后在七天内,仅发现二人病患,疫病有停止传染现状。”

请大家注意,那时那党那军那人不是“超人”,我们条件有限,那时我党被国民党、日寇直呼为“穷党”,但我们人穷志不穷,我们可以在群众中大力开展预防工作,抵消疫情的影响。

这次抵御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我们有些地方政府提出不串门、不出门,甚至提出“今年出门,明年上坟”的口号,抗战时期,我们的地方政府也有类似口号。

无独有偶,1945年,河北曲阳麻疹流行,对当时来说也是大疫了,地方政府就在老百姓里宣传顺口溜:

“不串门,不受凉,串了门,会招上,着了凉,没有命!”


咱们还说山东。

根据地的党委政府,通过小学、识字班、工农青妇等各种群众团体,普遍向群众灌输科学知识、卫生常识,注意公共卫生,建立村卫生大扫除、大检查制度,改造群众不合卫生的习惯,注意保持饮水的清洁,整理水井、水泉;提倡个人卫生,养成早起洗脸,常剃头、剪指甲,不乱吃生冷不洁的食物,不随地吐痰和大小便,衣服被席常晒常洗,不和病人共用碗筷……

大家可别小看这些今天习以为常的卫生习惯,当年对广大农村地区,无异于一场卫生革命!

具体到村子里,普遍组织了卫生委员会、卫生检查小组。先从会员所在村庄着手,和村干部、教员互相配合,以清洁、灭害为中心,整治环境卫生,谁家做得好就给登黑板表扬,讲实际治病的例子,使群众打破迷信思想。在抢救传染病人时,也随时根据情况宣传清洁卫生和防疫知识。

抗战是人民战争,扑灭疫情也是人民战争,人民群众才是战胜强敌、灾荒、瘟疫、贫穷的决定性力量,但如何发动群众、带领群众,赢得胜利,就是一门学问了。


1958年7月1日,二十八画生同志写了《七律二首·送瘟神》,意犹未尽又写了篇《后记》,里面有句话,可以看作这位老师,给我们今天画的重点:

“党组织、科学家、人民群众,三者结合起来,瘟神就只好走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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