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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山下乡,大有可为

2019-12-17 08:48

原作者: 赖青松 来自: 《青芽儿》第90期,2019年9月10日
导语:本文转载自中国台湾地区的杂志《青芽儿》,介绍了日本、韩国和泰国的社区建设运动实践。本文是一篇总述,接下来我们会分别转载另外3篇文章,介绍这3个国家的实践经验,以飨读者。

本文作者赖青松是来自中国台湾的一名归农青年。他出生于台北,曾赴日修得环境法硕学位。2004年,赖青松举家迁回宜兰,开始以生态农法种植水稻。同时,他还发起邀请都市消费者集资预约订购稻米谷份的谷东俱乐部。在这篇文章中,赖青松向我们介绍了日本、韩国与泰国社会在最近几十年以来是如何以食品安全、平民教育或社区学校重建城市与乡村之间的联系。放眼其他社会民间力量如何抱团取暖的经验,能为我们带来许多启发。

图片来源:ifuun.com

写在前面

尽管自己身为台湾人,立足于东亚社会,但是对于邻近国家的社会发展与历史脉络,往往不如对于远方的大国来得清楚。或许,在大国崛起的时代,理解邻国对我们自身的影响,确实有其必要性。然而,增加对邻近国家与社会的理解,更能从其中看见自身的困境与可能!

这次特别举出日本、韩国与泰国的三个不同运动案例来梳理。其中,日本的“生活俱乐部”——“生协”,应该是自己最熟悉的部分。而韩国的“成美山社区共同体运动”,则与台湾九零年代学生运动的社会波及效应,有不少相似之处。至于泰国四十年的另类教育运动,则完全是过去未知的领域。但在了解泰国近代社会发展与教育制度之后,会发现与台湾民主化运动的经过,亦有异曲同工之妙。

立足于自身的社会时空下,以邻近社会的经验为镜,确实能提供更多不同的观点,避免自我理解上的盲点。这正是他山之石,可以攻错的道理吧!

生活是运动的现场,消费是运动的手段

日本的“生活俱乐部”发起于1965年,正值战后高度经济成长的时代。当时的日本,已从战后的废墟中站起,风风火火的东京奥运刚刚结束,败战屈辱与民不聊生的日子已经远去!然后,为了在短时间内恢复社会与经济秩序,人民也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恶劣不堪的劳动条件,官商勾结的社会现况,还有源源不绝来自各地农村、涌进东京大都会寻求立足之地,追求新生活的人民大众!

当人民生活与社会制度逐渐步上轨道,初尝富裕果实的日本人民,逐渐将关心的焦点转移到政治上。然而身处国际冷战局势下的日本政府,只能毫无选择地跟随美国老大哥的脚步。而两国建立二战后军事同盟关系的“安保条约”,也引爆了战后民主教育下成长的日本新世代的愤怒!然而,累计数百万人民包围国会的强烈行动,却丝毫无法改变政府的意志;这也戳破了日本民主宪政的假面具。无数曾经走上街头的年轻人,在失意之余,转而寻找已然萌芽生命力量的出路。而发起“生活俱乐部”的岩根邦雄,便是其中之一。

岩根曾经投入基层议员选举,却因看透政党政治游戏化与浅薄化的真相,开始意识到:唯有另辟战场,才有可能实践自己心中真正的民主生活!于是乎,串连社区家庭主妇的共同购买行动,为年轻运动家们拉开了经济与组织、事业与运动的新战线。而1968年成立的“生活俱乐部”、“生活协同组合”(生活消费合作社),从此踏上合作社运动的道路,更标志了“生活俱乐部”运动今后不变的坐标!

在这场超过半世纪的生活者运动过程中,尽管日本社会历经各种转变,从家庭主妇的时代进入职业妇女的世界,从手工作业的阶段进入计算机网络的时代,“生活俱乐部”却始终坚持回到生活的现场,以满足生活者的真实需求,作为运动的参考指标!尽管事业模式从上个世纪六零年代的班配送,转型到以Depot(社区实体店铺)及个别配送的新时代,以及后续成为“生协”前进动力来源的劳动合作社大量出现……然而如何使参与“生协”的社员们,能够在日常生活的人脉网络中,学习最基础的民主组织行动原则,却是历代“生活俱乐部”运动家们终极的关怀!

因此总的来说,“生活俱乐部”可以说是一所学习民主自治的生活学校。这一点也从机关刊物的名称——《生活与自治》如实呈现!而这群当初选择走出厨房,走进社区的日本妇女,最终也走进了政治的殿堂,促成了“代理人运动”的诞生。让政治素人和专业生活者,走出一条生活政治的道路。这场始于上世纪八零年代的政治运动,也正面回应了运动发起人岩根最初的困惑与追寻!

这场源自日本的生活运动,后来也跨海影响了台湾与韩国。笔者在日本一年的实习过程中,见识到生活者运动的无限可能,以及坚强的韧性。尽管回台后,笔者后来也离开了台湾共同购买运动的现场,却在面对个人返乡归农的困境中,从城乡生活者的联系与合作中,找到归农生活的立足点。而“谷东俱乐部”发起时的三大原则——“预约订购”、“计划生产”、“风险分摊”的前两项,明显受到“生活俱乐部”的影响。因此命名的缘由,也有标示起源与感谢之意。

所以从某个角度来说,“生活俱乐部”对台湾社会的影响,除了在城市端促成“主妇联盟生活消费合作社”的成立,孕育出多达七万名社员的庞大消费者组织,同时也在乡村端酝酿出“谷东俱乐部”与后来出现的“俩佰甲”(新农育成平台、半农社群)。这点与“生活俱乐部”大多选择与在地农协(台湾称为农会)合作,并且由“生协”端投注资源成立亲生会,促成各地农民——生产者之间合作与串连的走向有所不同!

但“俩佰甲”在“开放社群”脉络下所提出的“自己提案自己做”的松散组织原则,却又与“生活俱乐部”的封闭型韧性组织下,所摸索出来的“自主营运,自主管理”有着莫名的神似。这或许是人性中最核心的部分。试图在个人与群体间,摸索出一个充分自由、却又彼此尊重的“做自己”的方式。这也提示了每个时代的运动,如何回应行动者需求的重要方向!

教育是运动的起点,生活是运动的目的地

韩国的“成美山社区共同体运动”,则发生于上个世纪九零年代末期。当时的韩国已是亚洲经济发展的模范生,六、七零年代的威权统治早已远离,八零年代震撼世界的学生运动也沉寂许久,而首次政党轮替已然到来……从1980年光州事件以来,韩国人民前仆后继争取民主所付出的代价,表面上已经获得相当令人满意的成果。

然而,这段与台湾非常类似的政治民主化经济自由化的过程,却同样面临社会发展的困境!当人民费尽千辛万苦、付出血汗乃至生命的代价,换来的却是:原本站在统治阶层一方的财团与资本家,快速地在新兴的民主游戏中,找到藉由资本杠杆影响社会发展的有利位置!一如在新闻管制与媒体噤声的年代中,捍卫威权统治者的资本家,在人民力量撑开新闻自由空间之后,一转眼即藉由财力影响立法机构,成为寡占媒体资源与发声管道的要角!

在面临政治运动的果实被迅速瓜分的结果,有一群离开学校的年轻运动家,并未对社会改革彻底失望,反而是回到了生活的现场,继续思索种种延续运动战线的可能性!而在日常生活的基础上,邀集伙伴们共同面对都市新住民最困扰的育儿问题,就成为总统直选时代之后,九零年代初期运动青年们的新选项。1994年,韩国第一所共同育儿协同组合(合作社)在延南洞成立。此后类似的育儿组织,如雨后春笋般出现。这同时也揭开了“成美山社区共同体运动”的序幕。

在这个运动路线转化的背后,事实上也呈现出韩国市民运动的重大转型!当时韩国社会风起云涌的草根市民运动,为了与国家机器与资本霸权对抗,某种程度在组织上也走向保守与集权的方向,亦即选择了实力对抗与正面冲突的路线。这也引发了“没有市民参与的市民运动”的批判声浪。而在日本神奈川生活俱乐部(由劳工运动者横田克巳发起)的生活政治启发下,敏感的先行者开始由专业组织者与运动团体带头的旧路线,渐次转向关注日常生活的、以市民及市民团体为主的新方向;而营造“生活政治”的口号,也开始赢得市民的焦点。

最早为了一起养育孩子、给孩子一个健全成长环境与教育的年轻父母们,陆续来到首尔市麻浦区的一处低矮山丘——成美山(海拔65m)脚下,试图打造一处理想的生活环境与共学社区。随着时间的推移,原本只有二十多个小家庭的成美山新移民社群,陆续吸引更多人的加入,后来甚至创设了互助生活协同组合——有机农产小铺与汽车医院!

2001年,为了反抗政府强制征收与开发公共住宅及蓄水池工程,新移民与原居民之间的藩篱转眼消失,共同组成守护队抵抗外来的压力!在这个新旧社群快速融合的契机之后,加入生协的家庭甚至成长到1,700个家庭的规模。后来还成立了社区学习学校——“我们社区追梦空间”!

这种政治社会运动回归生活现场的现象,同时也出现在台湾民主化运动的过程中。九零年代初期,甚嚣尘上的教育改革运动,吸引了大批理想青年的投入。体制外学校,吸引了许多年轻父母的关注。乃至于后来的实验教育法立法,以及广为人知的华德福学校风潮,与强调终身学习的社区大学的出现,甚至于由上而下的社区营造政策的推动,都具体地回应了当时台湾社会渴求自主学习,以及挣脱传统强记教育对孩子心灵的禁锢!

因此,在远离农村故乡之后,如何面对都市生活的疏离与孤立——教育,成为新社群与旧社区极佳的对话界面。这点在笔者经营“谷东俱乐部”的经验中,有着极深刻的体验。不过,在台湾的华德福学校与各类实验学校推行的过程中,也发现:如果缺乏适当的沟通,甚至于对于在地风土民俗有失认同与尊重,激烈对立与冲突的出现,也在所难免。如何在一个都市文明失速扩张的时代,重新建立人与土地的联结,无疑是许多人们的梦想。但如果不愿意下定决心回归土地,以第一人称的角度投入新故乡的营造,如候鸟般来去的教育移民社群,反而惹人争议。

另外,从教育出发的成美山移民社群,与笔者身处的台湾宜兰深沟新农社群,似乎也有着高度的相似性。两者都不是一个秩序井然、核心稳固的刚性组织,而是由许多次组织与临时计划,盘根错节交织而成的一个共同体网络。至于如何藉由各种解决生活问题的目的型组织,建立起相对稳固的人际信任关系,以及可运作的共同体运作规则,则是成美山与深沟必须同时面对的课题。但令人振奋的是,至少透过这两个案例的对话,让人相信:无论身处拥挤的都会或衰颓的乡村,追求理想生活基地的营造,都是可能的。

社区是教育的实践基地,土地是生活的最终依靠

对台湾人而言,泰国是一个既亲近又陌生的国家。我们经常会听到亲人、好友到泰国旅行,对于曼谷、清迈或普吉岛的名胜如数家珍,但却往往看不懂不断上演的政变戏码,以及几乎瘫痪国家机能的黄衫军和红衫军的长期对峙。直到翻开泰国的近代史才发现,这个幸运避开西方列强殖民厄运的亚洲古国,同样也在封建王权与民主人权之间不断摆荡……

从暹罗古国转型到现代泰国的过程之中,教育体制无疑是为统治阶级起造一个强固认同的基础而创设。而全国统一的泰语教育,也确实奏效,在强邻缅甸压境时,发挥了同仇敌忾的一体感。但原来各地流传的在地语言与传统文化,则在团结一致、共御外侮的大旗之下,逐渐迈向衰微消逝的命运。

这套起源于十八世纪的主流学校教育,内容系由中央机关所设计。除了强化保守的尊王思想之外,随着时代的演进,也开始为企业与资本家培育大量廉价的劳动人才。即使有幸挤入少数得以升上大学的胜利组,这些接受主流教育的孩子们,几乎都不愿意返回乡村。在他们的心中对家乡的生活只有自卑,而操持方言或穿着传统服饰,都是丢脸的事!

这一段历史过程,与台湾现代社会的发展极为类似。历经日本殖民教育与国府党国教育的台湾战后新生代,往往很快学会鄙夷自己的出身与家族,以努力打进统治圈的上流阶级为人生的最高目的。这样的趋势一直到戒严令解除后,1996年台湾选出第一任民选总统之后,才渐有改善。当时体制内学校《认识台湾》教材的出版,可说是台湾教育正式进入解严时代的象征!

然而与台湾不同的是,在日本殖民教育实施之前,台湾只有传统科举教育的私塾与学堂。上学读书的唯一目的,在于谋取仕途,亦即选择加入统治阶级的手段。而泰国在现代教育实施之前,便曾经普遍存在生活教育的系统。这种经验性的教育,以信仰、习俗、自然资源、生活技能与地方语言为主要内容,目的不在于为国家培育杰出的臣民,而在于为地方社区培育有能力担当的在地领袖。这些教育实施的场所,可能在家庭和社区,甚至于寺庙。而通过这套生活教育而学习成长的孩子们,最终将学会如何在社区生活与谋生;并学会以社区成员的身份,共同去照顾土地、水源、森林以及寺庙,解决社群自身的日常生活问题。

因此,在列强环伺下侥幸维持独立的泰国,统治者始终面临一种恐怖平衡。王室,一方面要极力避免英国势力的过度干预,另一方面又必须在权贵家族与新兴阶级之间努力周旋。历经1932年的人民党起义,主张主权在民,以及1947年的民主党政变,推翻首届民选政府,之后的泰国政局几乎永无平息之日。

另一方面,饱受曼谷当局以及中央平原居民歧视的东北农村,也逐渐成为反政府势力渗入与发展的基地。继之而来的1980年代,泰国经济也进入高速成长期。然而经济成长的果实,依旧为少数集团所瓜分。即使进入21世纪,开始有资本家出身的统治者,学会以怀柔农村民众的手法,转身进化成为选票所选出的政治势力,继续为自身的特权利益而缠斗不懈。曾有一位历史学者Kobkua如此评论:“泰国境内根本从未出现过真正的民主。在泰国建立、并经过苦心耕耘的,其实是一种反民主,一种寡头政治……一种亲信好友共享的绝对权力体制。事实证明,这体制完全无法满足现代泰国的渴望。”

或许正是在这种“富裕难以期待,民主遥遥无期”的时代困境下,一群以社区为本的教育运动者开始出现。这场生活教育的运动,试图让学习者回归源头、回归历史、回归文化与自身族群的生活方式。学习的面向,包括所有在地的自然资源;从食物、医疗、穿着和居住等四个基本面向进行学习,进而实现自给自足的理想。而在精神层面上,则强调人与世间万物之间所有关系的完整与和谐。以Joh Maloluahla的克伦族社区学校为例,极为重视孩子们对自给自足经济的学习,从家庭生计到社区经济,进一步延伸至世界大环境。

由此似乎也可窥见,平民学校或社区教育,被视为一种扎根在地的运动方式。无论未来国家体制如何发展,但至少乡村社区得以发展出相对稳固的生活系统。另一方面,经过二、三十年的发展历程,各地的生活教育运动者之间也出现许多交错的横向网络,也让人对其以后的交互激荡与活化抱持更多的期待。

写在最后

立足台湾,放眼日本、韩国与泰国的近代史,同样作为亚洲的一部分,面对极为类似的世界环境,有着几分相似、却又回异的历史进程。这几篇文章,试图从民众史的观点,整理出人民在面对生活困境时,如何藉由各种手段,努力争取自身最大的自由与权益。而“争民主,做主人”,似乎是每个国家与人民最终的渴望。无论目前的成果如何,同样身处东亚水稻文明的生活圈,笔者觉得彼此之间应该增进更多的交流,以彼此的经验为鉴,促进整体更为丰富而圆满的生命。而这也将会是东亚子民世世代代的福气。

注:本文在编辑时根据大陆读者的习惯,将繁体字改为了简体字,同时将部分用词进行了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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