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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农民育种家故事:基层育种的黄金时代与改革之后的困境

2019-10-13 08:17

原作者: 侯娣(人民食物主权志愿者) 来自: 人民食物主权

图片来源:连环画《农民育种家陆财》封面,张清岩等绘图,福建人民出版社,1965年10出版。

《麦颂》是内蒙古作家智广俊2017年的作品。智广俊1970年作为知青下乡之后,便扎根农村,从事农业科研和农技推广工作长达40余年。他在工作之外,还自担费用进行作物育种,培育出小麦、莜麦、大麦三种作物的5个品种,5个自培育品种都通过了官方审定认可。

《麦颂》有很强的自传色彩,故事的主人公谷智超就是作家的自我投射。这部农村题材的小说围绕下乡知青谷智超的经历展开,既讲述了基层育种在集体时期蓬勃发展、在改革时期步履维艰的迥异经验,又反思了改革前后农民组织起来的不同形态。

浓郁的自传色彩也为《麦颂》带来了鲜明的纪实性特点。近年来,智广俊结合自己生活和工作经验、文学创作以及在农村的走访,在诸多网络平台(如人民食物主权、乌有之乡、红歌会)和学术会议上表达了自己对农村经营制度改革尤其是对集体经济制度的思考[1]。他的文学作品也直接反映了他对中国农村现实问题的看法。

智广俊从2004年开始文学创作,他从自己的生活体验和农村现实中汲取营养,将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想以不过多修饰的方式呈现在作品当中。智广俊的其他作品,如《十里桃花红》[2],也是将他在农村走访的观察和了解到的现实场景“直译”为小说语言。因而,《麦颂》小说中主人公的经历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作为研究基层育种的个案,而他所在的内蒙古哈达图公社永丰大队田村生产队的组织方式和经营制度的变化也可以被视为中国农村改革的一个缩影。《麦颂》这部小说,在上述两个话题上都有很多值得挖掘的材料。本文篇幅有限,仅讨论小说中提出的集体时期发展基层育种和培养农民技术员的历史经验,以及改革后个体育种和农业推广的困境。

集体时期:基层育种和农民技术员的黄金时代

《麦颂》前21章讲述了知青谷智超在上山下乡的锻炼中,从一个毛头小伙成长为农民技术员的经历。下乡刚刚三个多月的知青谷智超在一次抢收麦子的活动中发现良种田里一种独特的麦子。尽管是从县种子站购买回来的良种,但是因为生产队的队员不知道怎么管理,麦穗结得很大,1穗里有82粒小麦,可麦子绝大部分都在地上匍匐着,麦穗也零星的抽得不多。本来可以亩产800斤的麦种只结了不到80斤。这引起了谷智超的关注。集体时期,科学实验和阶级斗争、生产斗争被并列为社会主义的三大革命,因此,谷智超对作物育种的兴趣得到很多鼓励。他向省农科院专家请教小麦抽穗的问题不只得到了回信,还收到了科学种麦的油印小册子。田村政治队长给他在生产队的菜园分了3亩地做高产小麦实验田。在菜园,谷智超和种田能手以及经验丰富的老农交流学习种田技术。在大家共同的努力下,终于实现了亩产800斤的目标。他们甚至还超越了以往只能在旱地种小麦的限制,把2000亩滩地也开辟成一片麦田。

在集体时期,作物育种并不只限于正式科研单位,无论是育种技术还是育种材料都可以和基层育种的农民技术员分享。滩地高产小麦的育种成功激励了谷智超进一步搞农业科学试验,公社领导也非常支持。“自己(谷智超)下乡半年,挣了全队的高工分,年终队里分红,扣除了口粮款才领到136元”(37页),而公社一次性为谷智超预支了60元差旅费到省农科院学习。在省农科院,谷智超第次一系统地了解了作物育种的杂交技术。当时,大的科研院校和社队农民技术员使用的都是这种方法。杂交技术虽然不难,但是异常辛苦。以小麦杂交为例:

第一年搞杂交,第二年鉴别真假杂交种,第三年第四年属于选单株阶段,第五年进行穗行鉴定,第六年进入穗系鉴定,第七年和第八年进行品系鉴定,第九年提交品种鉴定委员会组织的区域试验。区域试验3年,生产示范2年,也就是说,育成一个新品种的周期一般需要15年。我们农科院小麦所每年做100多个杂交组合,选择圃里一般种植2亩地40万个小麦植株,整个育种田面积20多亩地,就这样的规模搞了25年,才培育成功3个审定命名的新品种。(40页)

在农科院的7天里,谷智超可以在各个课题组的实验田里转,收到各类赠书,还可以借阅和购买育种资料。他“引进了100多个作物蔬菜良种,收集了别人赠送的四五十本书籍杂志,又从农科院办的书店里买了《小麦育种学》《小麦品种志》等专著,还特意向黄庭耀(农科院小麦育种专家)要了200多个杂交用的隔离纸袋”(42页)。在之后的章节,谷智超还曾经到河南、河北、陕西和北京12家科研单位引进冬麦抗旱小麦品种资源(63页)。

集体时期,我国农村建立了四级科技网:县有农科所,公社有农科站,大队有良种场,小队有种子田。谷智超从生产队调到了永丰大队良种场(同时也是哈图公社农科站),成为技术副场长,场长是一位农田经验丰富的老农。除此之外,“良种场从每个生产队抽调1名有文化并热爱农业科技的队员到良种场劳动,也可以说是为生产队培养农民技术员”(50页)。良种场试验和培育成功的良种可以通过以粮换种的方式提供给其他大队和生产队。“最后是公社党委会做出了决定,良种场为全公社每个生产队调换5亩地的良种,调种方法是1斤2两粮换1斤种子”(58页)。良种场成为培养基层农技人员、进行生产试验、作物育种和提高农业产出的重要基地:

谷智超今年承担了省农科院小麦、莜麦新品种对比试验,自己安排了莜麦播种期试验、小麦播种密度试验、多种作物引种试验,当然重头戏是自己的小麦杂交试验,试验田面积有3亩地,全部是人工用锄开沟,手溜籽播种的。(52页)

集体时期,为了加快农作物育种的速度,国家在云南、海南建立了南繁育种基地。参加南繁育种的既有省市农科院等专业单位,也有公社、大队一级的基层育种单位。谷智超得到省种子站资助的600元生产和生活费开支,到云南元谋县南繁基地进行育种。那里有“15个省市80多家单位,在农场里南繁的就有中国农科院等7个省市的单位,这为谷智超就近拜师求教、就近观摩其他单位的育种试验田、就近引进新的育种材料,提供了极大的便利条件”(59页)。谷智超在南繁基地做了200多个杂交品种(67页)。作为一名普通的农民技术员,谷智超曾先后3次到云南南繁基地参加育种(86页),“吸收最新的科研成果、引进最新的良种、掌握更多的品种资源类型”(87页)。在和正式科研单位育种专家的接触中,谷智超的育种课题从小麦扩展到莜麦和大麦,还和这些专家结成了协作育种的伙伴(88页)。

南繁的经历和对作物育种技术的不断学习,使谷智超在良种场的育种工作有了更多成果。为了控制育种试验田的规模,节约良种场的土地、资金和劳动力,同时满足育种需要尽可能多做杂交组合和创造更多基因重组类型的条件,谷智超创造了“进化育种法”:

谷智超想到自然选择和人工选择是作物进化的根本动力,可是在近代育种科研领域,则过分依赖人工选择的作用,忽视了自然选择的作用。小麦植株高大这是个体优势的一种表现,但因植株高了不耐倒伏、不耐密植,所以又转化为田间劣势,但在旱地小麦生产上,一般来说作物个体生长优势与田间生长优势是一致的。谷智超茅塞顿开,想出一个绝妙的办法:对小麦杂交组合一代和二代,只按系统选种法选择少量植株,其余不分组合,全部混合在一起,种植在贫瘠干旱的山地上,充分发挥植株个体之间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自然进化作用,然后从这种大杂烩里再选择单株。这样就发挥了自然选择和个体选择的双重作用,育种田种植规模可以大大地缩减。(67和68页)

农民技术员的成就在集体时期得到了农民和科研单位的认可。谷智超培育出了在旱地可以高产的全省著名莜麦新品种;他的乌麦1号旱地新品种小麦通过了省级审定,被评为省科技成果三等奖,在全公社大面积推广种植;他的理论水平不断提高,在省级杂志上发表了3篇论文,就连农科院的科技人员都称呼他谷老师。

改革时期:个体育种困境和农业推广式微

分田到户来临前夕,谷智超被招工到公社工作成为公社农科站站长,专职搞农技工作。他负责的永丰大队千亩良种场包括了育种田、高产试验田和良种繁殖田(132页)。尽管在公社、生产大队和生产队层面,都有干部和农民对分田到户“一百个不理解、一千个不愿意”(148页),然而,分田到户的消息传到哈达图公社之后,不到10天的时间,70%的生产队就实行了包产到户,“辛辛苦苦革命三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148页)。谷智超所在的良种场也没能幸免。《麦颂》中的一段回顾了良种场被瓜分的过程:

田村由良种场代管的土地当然也要分。良种场开荒出来得400亩土地占用的是田村周围的草滩,田村人毫不客气地一并分光了,这虽然没有得到大队领导的同意,但大队、公社也没有一个领导站出来阻止。曾经创造过辉煌的永丰大队良种场兼公社农科站就这样不复存在了。田村人对谷智超还是网开一面,田村派出小四轮拖拉机帮助谷智超搬家,在原良种场老队员的帮助下,谷智超拿上所有育种材料、品种资料和行李家具,搬到公社分给他的办公室。在小四轮拖拉机突突突的吼叫声中,谷智超告别了为之奋斗十几年的地方,恓惶茫然地走了。(150页)

在集体时期,谷智超积累了宝贵的育种资源:

科研在于积累。谷智超从事旱地小麦育种已经有20多个年头,他把华北、东北、西北、西南等地春小麦、冬小麦生产上过去和现在种植的主要品种几乎全收集了过来,还利用南繁机会走访了全国50多家育种单位,吸取了他们的育种好经验,引进了有用的育种材料。通过中国农科院品资所引进了印度、西伯利亚,以及南美洲等地的小麦品种资源。(224和225页)

改革后,农村基层科研的支持被釜底抽薪,这也深刻影响了谷智超的育种事业。良种场被解体之后,谷智超失去了作物育种的基地、劳动力和资金支持,也没有了直接到外地育种单位试验田参观学习、引进育种新材料的机会,只能在业余时间,自掏腰包搞个体育种。他用岳父家的6亩滩地、外加转租的4亩坡地作育种试验田,购买了社办厂的车间做住房、育种室和库房。岳父、岳母、妻子和小舅子免费为他劳动,忙的时候雇佣几个村民。育种的资金依靠他和妻子的工资,还有向亲戚朋友借钱。400元的品种审定费相当于他10个月的工资。幸运的是,谷智超在集体时期搜集了5000多份品种材料,建立了自己的育种资源库。他订阅了3份农业科技杂志,积极联络以前结识的育种专家,还经常向科研单位寄索种函,以保证自己能够及时了解全国小麦育种的动态。困难中坚持育种的谷智超非但没有赢得他人的尊重,反而因他的进化育种法而遭到正规科研单位的质疑。尽管前文提到,这种进化育种法“较常规育种法大幅度地节约土地、资金,工作效率可以提高20倍,特别适合我(谷智超)这种个体业余育种者运用”(166页);然而,正式的科研单位认可的是能够明确品种系谱的系统选择法。另外,在评选育种科技进步奖时,申报人需要提交品种播种面积的证明。个体育种家自己寻找这类证明材料既没有资金也没有关系。虽然改革后的业余育种面临诸多困难,谷智超仍然培育出80混52旱地小麦,和农科院育种专家合作选育出内莜1号。

分田到户之后,集体时期建立起来的农技推广体系也难以为继。良种和农业新科技进入农村遇到了新的障碍:“县里建成的四级农技推广网处于线断网破的状态,县里和公社的科技人员下乡试验推广农业科技,要地没地、要人没人,城乡对接不上”(171页)。为了向农村推广良种,谷智超依赖集体时期培养起来的农民技术员,创办了哈达图公社良种繁育推广协会组织:

他把过去培养起来的大队和小队农民技术员和热爱农技事业的队干部吸收到协会里,供给他们自己培育的最新良种,就地繁殖推广。种子繁育多了,再往外调种子。每调一斤种子,农民技术员可以提成2分钱的技术服务费,调出种子的袋子里放供种户和农民技术员的名字,出了种子质量事故,供种户和农民技术员共同负责赔偿。(172页)

在协会组织里,谷智超的责任是:

我只负责介绍买种者与卖种者联系,并不参与他们收购麦种的过程,收购种子的价格他们双方协商,收购种子的质量也是他们自己把关,我也没收取一分钱的中介费,我只是负责保证所卖出麦种的纯度而已。(198、199页)

为了解决新品种推广困难,而农民因为调换不到良种盲目调种,导致改革后大田用种老、乱、混杂的问题,谷智超还建议使用依赖农民技术员和农民之间相互串换推广种子的方法:

谷智超根据自己的经验,认为只要村里有一户引进种植了新良种,村里的农民亲眼见到了良种的长相,很快就会相互串换,良种就会不推自广。关键在于让广大农民自己尽快见到新良种。按照谷智超的设想,只要县里投资3000元,直接向育种单位订购良种,让育种单位直接把良种邮寄到每个公社农科站,试种1亩种子田,再由农科站把新品种种子调拨到大队、小队农民技术员手中。小队扶持一户农民技术员,采用多分5亩土地的优惠照顾,承担起新品种繁殖推广任务,这样新品种推广渠道一旦开通了,种子工作也就搞活了。(176页)

然而,谷智超的农业推广工作建议并没有被采纳。改革后种子市场化的发展和个人育种的困境迫使他也动起了市场经济的头脑。他创办的良种繁育推广协会组织的一个成员,为了挣钱把杂质过高的麦种卖给农民,出现了种子质量问题,给农民造成了损失。谷智超经过这件事后下决心自己以后直接从事良种经营,不再委托其他人。政府的科研经济经费只对地区以上的科研院校的科研项目立项拨款,个人育种的成果不受重视,也难以有任何经济回报。因为这两个原因,谷智超与人合作办起了种子公司,自己进行新品种育、繁、推一体化经营。他的种子公司从自己的大麦新种开始,“自己会全部收购大麦种子,再集中放出去,实现产业化开发推广”(200页)。谷智超的育种知识和材料得益于集体时期对农民技术员的培养,而改革后对基层育种和农业推广工作的忽视,使这样一位育种家也不得不向市场妥协。

后         记

我国的种子市场在2000年正式开放。今天,杂交玉米和杂交水稻种子的商品率都已经达到100%,常规种子中水稻种子的商品率也达到 30%~40%。在不到20年的时间里,我国的种子市场经历了从无序竞争到市场集中的变化。2006年,种子公司的数量有9000多家;而2017年,种子企业的数量由2011年以前8700多家减少到4300多家。我国种子市场的发展轨迹也逐渐向国际种子市场那样,出现垄断加强的趋势:从2015年开始,6家跨国公司控制了全球2/3的种子市场。自从拜耳收购了孟山都、中国化工收购了先正达、陶氏化学和杜邦的合并,未来4家跨国公司将控制全球60%的种子市场。

种子商品化带来的市场垄断削弱了农民育种的权利,农民也因此牢牢地被种业巨头扼住了命运的的咽喉,农民不得不为越来越贵的种子买单,生产成本也越来越高。这已经引起农民团体、国际组织、学术界乃至整个社会的关注。重建农民和种子之间的密切关系成为广泛的食物运动和保护农民种子权利运动倡议和实践的重要内容。

《麦颂》中农民技术员谷智超的经历还原了我国集体时期基层育种活动的历史经验,一大批和谷智超一样的基层育种家在这一时期成长起来,成为以集体方式维护农民种子权利和保障农民对种子的直接控制的重要基础。集体时期的历史经验不仅为今天的食物运动和保种运动提供了借鉴,也为反思改革后种子市场化的发展提供了素材。

参考资料: 

[1] 智⼴俊:⼈民公社性质定位的争论,www.shiwuzq.com/portal.php?mod=view&aid=837;
【争鸣·塘约道路】智广俊:论塘约合作社的所有制性质,http://www.shiwuzq.org/portal.php?mod=view&aid=1188

[2] 十里桃花红:再造农村合作事业,http://shiwuzq.org/portal.php?mod=view&aid=16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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