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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利群 | 什么是路遥的“现实主义”?:回应智广俊

2019-9-12 09:03

原作者: 唐利群 来自: 人民食物主权
食物主权按:昨天食物君的推送呈现了各家关于路遥的《平凡的世界》是否是“毒鸡汤”的看法和争论。其中声讨和激辩交织,坦诚且热烈。今天推送的首篇是唐利群老师对这次争论的总回应,副篇是滠水农夫谈《平凡的世界》。

唐利群老师犀利语录:

★ 我把路遥的《平凡的世界》视为很low的现实主义,既称不上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也没达到批判现实主义,因为揭示本质乃是现实主义追求的最高目标。

★ 路遥本来是打算写一部现实主义力作的,最后却搞成了一部励志读物。非常好地弥合了社会中的痛苦和冲突。

★ 我是想了很久才确信可以给路遥一个改良主义、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定位。

★ 现而今无论“左”“右”都有点怀念1980年代,那是难得的“过去的好时光”。但我自己会止步于如此这般的对1980年代的怀旧。


先谢谢老田、秋田等各位老师在群里的回应和继续讨论,使得基本问题已经十分清楚。我写不写这个回应其实都没有太大关系。不过,既然智广俊老师整了那么一篇长文,自己不回两句说不过去。

当初写讲座文稿的时候是想着要给路遥一个清晰的定位和定性,同时也要呈现他的某种矛盾性和含混性,写得虽然有一点绕,但还是很通俗易懂的,然而智老师没看懂,所以下面我以更加简单粗暴的方式来解释。

我毫不隐瞒自己跟智广俊老师的分歧,记得有一年在重庆的一次关于乡村叙事的会议上,我就发现他自称是社会主义者,赞同人民公社,但是反对农业学大寨。而我是赞同农业学大寨的。这次对《平凡的世界》的看法再次展现了这样的分歧。倒是一点也不意外。

对有些事物的评价,其实我跟智广俊老师是可以达成共识的,比如说,人民公社有成就,也有缺点;毛时代的农民政治地位高,但还很穷;官僚主义要不得;阶级斗争把控不好的话会有教训等等。

那么,文学作品可不可以写这些?当然可以写,路遥也可以写。以上都没问题。问题在后面:怎样写?写的方式很重要啊,对于这一点,我和智老师的差别就显现出来了,他认为路遥写双水村穷,农民苦,阶级斗争扩大化是忠于人民、忠于生活、忠于现实的表现,而我呢,则认为路遥写这些是为了证明官方的结论:集体经济搞出来的是贫穷的社会主义,分田单干才能发展生产力,让农民致富。

所以,他采写的所有关于毛时代的负面材料都是为了证明这一点,而不是说在集体化的过程中我们也有问题和缺陷,问题和缺陷可以在继续革命的条件下逐步地解决。路遥只有前者的写法,没有后者的写法(可以想一想小说中的人物,只要是坚持集体化的就没有一个是正面的,路遥的意图够清楚),这就是我为什么不能认同他的原因。

官方结论(包括路遥及其小说的应和、以及整个新时期文学)很长时间以来说的就是这么一件事:农村集体经济的道路走不通(看样子智老师也是这么个看法),必须改掉,所有才会举出无穷无尽的例子印证这一点。我只不过指出这样归因是不科学、不客观的,哪怕有的例子是你的经验,基于你真实的感受,甚至你亲身经历过,可能也不过是表面现象而已。

在实际生活中,这样的情况太多了:我们亲眼看见太阳从东边升起,从西边落下,这样的现象并不能揭示其实是地球绕着太阳转;你到了西欧北欧,亲身体会了天空湛蓝、河流清澈、环境美好,却并不了解发达国家是如何把污染转移到了第三世界的;工人在资本家的工厂里辛勤劳作,挣到一份维持生计的工钱,感谢资本家赐予自己工作,否则自己就会饿死,这种常识却恰好是欺骗,因为它遮蔽了剩余价值如何产生、如何被榨取,是工人养活了资本家而非相反……

同样的,《平凡的世界》里描写的毛时代的种种灾难和错误,既没有历史的维度,也没有透过现象看本质的维度(我觉得智老师也不见得有)。如果有历史维度,会看到社会主义集体经济改变和终止了1949年以前饥馑饥荒年年有、饿死病死稀松平常的漫长历史和耻辱;如果有透过现象看本质的维度,就不会无视毛时代低民生背后完成的高积累、工业化,也无论如何得不出必须解散集体经济的结论。

对于改开以后的时代,路遥们看到的也不过是一堆现象而已,路遥把孙少安的个人奋斗写成一朵花,智广俊老师津津乐道于包产到户以后他身边有多少农民激发了发家致富的积极性,摆脱了农民身份,甚至从农民做到全国首富——说实话,看到这一段我严重怀疑智老师说自己是坚定的社会主义者,拥护人民公社,这个意识还赶不上路遥呢,说明主流意识形态真的是深入人心而又令人浑然不觉啊——这姑且不论,单说这改开以后怎么有那么些农民发了家致了富单靠做点小生意也能挣不少钱呢?那放到1949年以前怎么就没这好事呢?普通农民、包括小生意人发家致富怎么就那么难呢?(要注意改开三四十年以后同样的难又出现了)如果没有毛时代实现的各方面的相对平等,哪里有改开以后普通人也能从起跑线跑上几步呢?如果没有毛时代积累下来的大量公有财产,想私有化给管理层分分都找不到家底儿……要改革开放,也得有可以改革开放的资本吧?否则就得像1949年以前,一改革开放就得丧权辱国来上一轮。所以,那些包产到户挽救了集体经济之下活不下去的农民,改革开放挽救了经济到了崩溃边缘的中国……的叙述,即便不说它是颠倒黑白吧,至少也是拘囿于现象而看不到本质。

基于此,我把路遥的《平凡的世界》视为很low的现实主义,既称不上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也没达到批判现实主义,因为揭示本质乃是现实主义追求的最高目标,《平凡的世界》离这个境界还差得很远。而之所以不能揭示本质,是因为丢掉了政治经济学的视野,这也是新时期文学的一大特点,个人,自我,情感,想象,文化……都不缺,唯独缺少或者说放弃了从政治经济学出发看问题的眼光。从最基本的来说,改掉了集体经济,就改变了经济基础乃至于所有制,社会主义方向也就随之发生变化,社会发生的是倒退而非进步。

这里有一个对比非常鲜明的例子,写过《翻身》的韩丁得知中国农村发生的经济改革后,一开始的反应是改改也好,因为之前搞得太急、太快,但当他坐飞机到达中国,在中国的上空俯瞰下面的农田,看到以前适合机械耕种的大片大片的田野现在却被田埂分割成了一小块一小块,他一下子就明白:这是从机械化回到了小生产,这是倒退。而路遥在他的《平凡的世界》里写到的刚好相反:孙少平从城里回家,远眺包产到户后的田地:“庄稼再不象往年一样大片大片都是同一种类。现在,各种作物一块块互相连接而又各自独成一家。每一块地都淋漓尽致地表现出了主人的个性。” 独成一家的小块土地因为“个性”变得诗意。不得不说,中国农民,包括中国知识分子这种小农意识和自发性真是深厚啊!可见政治经济学视野的有无,决定了看到的是现象还是本质,决定了写作中国农村变动的作品的深广度。

智广俊老师肯定会认为路遥是文学家,不能要求他有政治家的素质,相信还有孟登迎老师也会认为不能用当下的政治观念评价路遥,得把他放回到1980年代的语境中,怎么能够苛责那时候的路遥没看出这一点呢?

这其实是把路遥过于看成政治“小白”了,也是把1980年代的意识想得过于单一了。路遥是“文革”造反派出身,政治敏感性很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他最喜爱的书之一,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的关系之类哪有不明白的道理;而1980年代全国上下喜迎包产到户、没受什么质疑和抵抗那也是后来的想象,《平凡的世界》里面就写到有不少干部抵制这一改革。因此,并不见得是意识不到,而是面对时代转折自己要怎么选择的问题。

1980年代很多知识分子是自觉投身到改革所需要的舆论和意识形态工程中去的。我的判断是路遥即使没有完全的自觉,也是有相当的自觉。包括孟登迎老师很怀疑1980年代路遥会想着用集体主义认同感去弥合市场化过程中的苦痛,孟老师读不出来,也不相信,这是因为知识分子一般会认为1992年以后才是市场化,但是,市场化其实早在1980年代初就已经开始了,只不过告诉你的词儿叫 “有计划的商品经济”。

这么一搞,肯定是几家欢乐几家愁,需要意识形态发挥安抚功能;而孟老师也太低估意识形态的国家机器开动起来强大的力量了(孟老师是研究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怎么一到路遥就只看到里面的真情而看不到里面的意识形态?),当时最权威的《文艺报》连续五期专设“怎样表现变革中的农村”批评专栏,讨论先富起来的人如果为富不仁怎么办,得出的指导性思想是不能说商品经济必然带来两极分化和剥削关系,要“建设以共产主义精神为核心的精神文明”,来解决人与人的关系问题。这都发生在《平凡的世界》写作的前夕。

如果把路遥放回1980年代进行语境化的研究,依然能够看到他熬的是一锅鸡汤。他本来是打算写一部现实主义力作的,最后却搞成了一部励志读物。非常好地弥合了社会中的痛苦和冲突。

所以,有时候我会想,1980年代以后的各种丧失,集体主义认同感的丧失、阶级意识的丧失、工农权益的丧失、对于剥削的感觉的丧失……知识分子不应该负点责任么?知识分子有那么无辜吗?有必要一天到晚觉得自己是被迫的吗?他们从事的意识形态工作不正是推动了这一进程吗?都40年过去了还不反思自身吗?

即便如此我也没有全盘否定路遥,因为1980年代以后的作家是可以比烂的,就像上面所举的报刊系列讨论,居然有作家认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残酷剥削的原始积累时期,也是我们现在搞创业可资借鉴的。路遥跟这种人比起来,要好一些。

但即便如此我也不能说路遥的劳动观就是对的,群里关于劳动的讨论已经蛮充分,侯晓梅老师说得已经很清楚,我都认同。路遥们的根本问题是对于毛时代和改开以后的时代,完全不追问性质和方向(因为姓资姓社不谈,两条路线的斗争不谈了嘛),抽象出来一个不变的劳动大加赞美,其实在不同的社会条件下,劳动的含义是非常不一样的,奴隶社会、封建社会把劳动和劳动者看得非常低贱,不承认其价值,一直到近代资本主义的兴起,才肯定了通过劳动、工作追求财富,一直到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才反思了劳动的被异化,才寻求劳动条件的改善、劳动者权益的保障。所以,为什么不谈是在什么条件下的劳动、为了什么的劳动呢?为什么要忍受那么痛苦的劳动呢?大明老师在做社会调查的时候不知道该怎么评判劳动者的劳动,其实,把这些告诉劳动者就很好,权当启蒙。

在我们周围有一种情况是这样的:漫长的九十年代主潮里冷冰冰的工作伦理、叮叮当当的金钱的声响,反衬出、并放大了1980年代路遥作品里一点社会主义残余的光辉和温暖。现而今无论“左”“右”都有点怀念1980年代,那是难得的“过去的好时光”。但我自己会止步于如此这般的对1980年代的怀旧。

有句话叫温水煮青蛙,软刀子杀人不觉死,1980年代其实是社会主义不断被蚕食的时期,在似是而非的话语的笼罩下,一点一点地发生。即以路遥笔下的劳动为例,看起来带有十七年劳动美学的特征,但其实已经基本上被个人化了,为集体的劳动是没有意义的,为个人的劳动才是美的,即使扩大一点也不过是为家庭的劳动,完全不能发展出广泛的共同的价值和目标。就是在这步步退缩中,才有了1990年代。前者就是后者的因,后者乃是前者的果。

路遥们鼓吹分田单干,挖了真正社会主义的根。他以为农村青年会在无根的广阔天地里不断成长,不料后面等待他们的是毁灭的命运。1980年代不值得怀念,说得难听点,就像癌症的早期不值得怀念一样。不能一方面喜欢过程的开端,另外一方面又讨厌过程的结局;也不能看见哪里有一点“社会主义”的点点微光,就以为那是社会主义的煌煌太阳。

我是想了很久才确信可以给路遥一个改良主义、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定位,智广俊老师最不喜欢这种极左的做法。

之所以要定性、定位,看起来是批判别人,其实也是自我批判,因为我自己就是小资,但又不怎么喜欢资本主义,但人又很难摆脱自己物质存在的规定性,所以往往就滑向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我得不时提醒我自己,包括在看《平凡的世界》的时候。《共产党宣言》里面批判过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可以重温。

引述两段:

这种社会主义非常透彻地分析了现代生产关系中的矛盾。它揭穿了经济学家的虚伪的粉饰。它确凿地证明了机器和分工的破坏作用、资本和地产的积聚、生产过剩、危机、小资产者和小农的必然没落、无产阶级的贫困、生产的无政府状态、财富分配的极不平均、各民族之间的毁灭性的工业战争,以及旧风尚、旧家庭关系和旧民族性的解体。

(我觉得路遥们哪里能达到这个高度,他们顶多叨叨两句改革也有牺牲,但是孟老师可以达到这个高度)不过,下一段放在路遥身上很合适:

但是,这种社会主义按其实际内容来说,或者是企图恢复旧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从而恢复旧的所有制关系和旧的社会,或者是企图重新把现代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硬塞到已被它们突破而且必然被突破的旧的所有制关系的框子里去。它在这两种场合都是反动的,同时又是空想的。

最后回应一下毒鸡汤,我第一次看到那个题目的时候也是吃惊的,因为我有小资产阶级的温良恭俭让,尤其是小编在发的时候没有给我看预览,把我的题目去掉,换了新的题目,后面加了编者按直接就发了。这个在程序上不对。所以我一开始是不太高兴的,但是我并没让他们哪怕是删除全文也不要用毒鸡汤的标题,这就说明我觉得毒鸡汤虽然激烈一点,但也不是不可以用。那我的一位朋友就认为毒鸡汤比我的原标题好多了。

为了表现一下多元化,我把他的评价放这儿作参考:路遥的作品客观上主要起了解构集体主义意识形态的作用,在这个意义上他是反对社会主义的急先锋,当然是一碗毒鸡汤。而智广俊呢,在思维上所赞同的政治路线正是他在情感上所反对的资本主义。这种思维表现了意识形态的再生产的力量,而路遥则是自觉地参加了这种意识形态的再生产的。存此一说。

最最后又想起来微信文章后面的读者评论,有一条是“《平凡的世界》是昭示资本主义如何复辟,《白鹿原》是封建主义如何抬头挺胸”。虽然简单粗暴,但是一针见血。新时期文学太需要清理了,《白鹿原》可比《平凡的世界》反动多了,但我写东西慢得要死,这么一篇回应就写了一天。虽然特想继续解构《白》,也只能空留念想。而如果还有对我这篇回应的回应,我也不回应了。

开学以后千头万绪,得“撸起袖子加油干”,当然我心里是明白的,这个口号是要让大家为资本主义大厦增砖添瓦,但因为我看穿了这一点,所以我不上它的当,我得干有利于社会主义的事儿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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