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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春林讲座︱走进柳青和他笔下的中国农民

2019-3-7 12:37

原作者: 郭春林 来自: 人民食物主权
食物主权按:1月25号,郭春林老师为我们带来了一场名为《柳青的方法对我们的启示》的讲座。

郭老师着重分析了柳青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文学家、党的基层干部,如何处理自己与农民之间的关系,如何理解、教育、组织农民。

其中最为重要的一点就是,柳青从来没把自己放到比农民高的位置上,他和农民之间是相互生产、相互塑造的关系。他全心全意关心农民,从长远利益出发教育农民,更向农民学习。

在这个过程中,他认识到中国农村走合作化、集体化道路的必然性和可能性。这种态度,在今天弥足珍贵。


我想用今天这个讲座回答这样一个问题:柳青1978年去世,到现在已经41年了,为什么他还值得我们讨论?我的答案就是这次讲座的题目:《柳青的方法对我们的启示》。

在我看来,柳青不仅仅是文学家还是实践者,他的方法对我们认识中国农村现实有很大帮助。我将它归纳为如下四个具体问题:
 
(1) 如何深入了解农村?
(2) 如何教育农民?
(3) 如何组织农民?
(4) 如何正确认识农民?
 
那么为什么我要着重讲柳青和农民呢?
 
首先,对农民的写作在柳青的创作中占了很大一部分。农民是柳青塑造的最成功的文学形象,是中国20世纪文学史不可或缺的形象。
 
其次,他和农民有着极为亲密的关系,柳青出生于陕北农民家庭。他生活在农村的时间有十七年半之久(1943-1945年,在米脂做乡文书;1953年后直至1967年是在长安县皇甫村)。

他不是以一个旁观者的身份生活在农村,而是以一个党的基层干部的角色扎根在农村,把自己当成农民,把农民当成兄弟姐妹,和农民打成一片。而且从后来很多的回忆文字中可以看到,农民也是把他当作亲兄弟的,他们之间感情很深厚。

《创业史》第一部出版之后,他把全部的16065元稿费都捐给了皇甫人民公社,用于公社的工业基础设施建设。1961年,他又预支了第二部的稿费,捐给皇甫公社,用于支付高压电线、变电箱等费用。据说当年生产队里的水泵出了问题,没有专业的修理工,柳青就义务去修理。

柳青在皇甫人民公社︱图片来源:百度图片

在文学创作以外,柳青还写过《耕畜饲养三字经》,甚至写过有关陕北土地经营的论文《建议改变陕北的土地经营方针》。这篇文章讲,陕北这样一个特殊的地理环境是不宜以“以粮为纲”的,应该发展多种经营,比如多种一些果树。

柳青一个小说家会写这样的论文是很让人感动的,因为一个文学家竟然会关心地方土地使用问题。从我列举的这些,可以看出他懂得中国的农民,是真心为农民服务的,至少可以说他对中国北方的农村有深刻的认识。
 
在具体分析柳青和农民之前,我想回顾一下中国革命的特殊性与必要性这个问题,因为这是理解柳青的前提。
 
《创业史》第一部开头有一个特别的部分:“题叙”,这是一个生造的词,在第一稿中没有这一部分,后来才加进去。虽然只有万把字,但柳青用了8个月的时间才完成。这背后有柳青自己的思考和深意。

“题叙”讲述的是失败的创业史(1949年之前的创业史),与后面成功的创业形成一个对比。借助失败的创业史表达中国革命的合法性,农村集体化道路的合理性。
 
“题叙”的时间背景是1929年,也就是陕北大饥荒那一年,这次大饥荒是真实的历史事件。

梁三老汉在这一年捡到了他的第二个妻子和养子梁生宝。当年,梁三的父亲在三个儿子都娶了媳妇之后,抱着发家致富的梦想去世了。但是梁三命运不济,接连死了两回牛,媳妇又死于产后风,给他留下了一个小女儿。

要知道在当时,牛是极其重要的生产工具和生产资料,牛死了是一件很严重的事情。梁三最后把他父亲留给他的三间草房也卖了,沦为赤贫,变成了一个无产者。

梁三在大饥荒中捡来养子和媳妇之后开始了第二次创业。但他必须等他孩子长大成为劳动力,才能真正开始创立家业,之前他不得不靠进终南山卖木炭维持生计。

梁生宝也很争气,十八岁的时候就已经对庄稼活路样样精通。梁生宝的第一次创业是这样的。先是买牛,成年的牛他当然买不起,正好地主家的母牛生下小牛后死了,梁生宝花五块钱把小牛买了下来。牛慢慢长大了,成了人人羡慕的大黄牛。他接着陆陆续续从破产农户手里买了些必要的农具,还借钱买了肥料。等一切条件都准备好,他开始创业了。梁三一家开始没日没夜地干,一年没有吃盐,没有点灯,结果是,秋后打下粮食来,他们交了租子、还了肥料钱后,只剩下很少一点点,而这一点点也还被保公所拿走了。

从这一次失败的创业经历来说,对梁三父子而言,所谓劳动致富完全不可能。在这之后,梁生宝被抓了壮丁,梁三老汉只能把大黄牛卖了,把儿子赎回来。

他们从此彻底丧失了创立家业的希望,直到土改,才又重新被点燃。
 
从前面的故事,可以清楚地看到,在当时,个体农民要富裕起来必须具备这样几个条件:(1)有作为生产资料的土地和耕畜;(2)有足够的劳动力(梁三的爷爷之所以能盖起房子,很重要的原因是他有三个身强力壮的儿子);(3)有良好的外部条件(免于天灾人祸、苛捐杂税)。即使这些条件都满足了,也就只能算是一个小康之家,一旦天公不作美,就只有卖儿鬻女。

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因为不占有生产资料,缺少良好的社会保障。而这就是中国革命的动力与合法性所在,也是理解柳青的一个前提。下面我们回到正题。

一、如何深入了解农村?

很多人自诩对农村有足够的了解,但我觉得恐怕未必,最多只能算是个人的一点点经验。对农村真正的了解来自于深入农村生活。特别有意思的是,柳青不是社会学、人类学出身,他是怎样掌握这种“深入”的方法的呢?
 
1942年延安整风运动之后,柳青来到米脂县做乡文书,一做就是三年半,期间他还得了一场大病,差点死掉。因为柳青身体一直不好,上级要将他调到县里,他没有同意,他坚持了下来。这是他一生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时期,正是从这里开始,柳青开始深入了解中国农村。

我把柳青的方法归纳为这样三点:

(1)他的基本方法是访贫问苦,发现矛盾,探究根源。

(2)他具有新闻记者的敏感性。他当年去延安就是以新闻记者的身份去的,在延安的工作也是主编中学生的革命报刊。而且,他后来选择走文学道路遭遇危机的时候,他曾经想去做新闻记者。

(3)还有就是读书。

这些材料,强烈推荐大家去看《柳青传》,柳青的长女刘可风用整整一章的篇幅讲他在米脂县的经历。

当时柳青枕头边的书主要有这几种:五卷本的《斯大林文集》、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雨果的《悲惨世界》。这几本书当中,《悲惨世界》是支撑他的精神力量的文学作品,前面几本则是方法论意义的著作。他读斯大林的文集是想要了解党的工作方法和农村问题,表面的问题都不是他关心的,他希望得到一种精神支撑,使自己能够在这穷乡僻壤中坚持下去。
 
此外,他自己选择的姿态、站的位置也很重要。《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毛泽东以自己为例,分析过“干净和不干净”的问题:
 
拿未曾改造的知识分子和工人农民比较,就觉得知识分子不干净了,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尽管他们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还是比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干净。这就叫做感情起了变化,由一个阶级变到另一个阶级。

我们知识分子出身的文艺工作者,要使自己的作品为群众所欢迎,就得把自己的思想感情来一个变化,来一番改造。没有这个变化,没有这个改造,什么事情都是做不好的,都是格格不入的。
 
对柳青来讲,他同样也有这种变化。我们今天讲尊严政治,就是不能在政治上将农民视为低人一等的乌合之众,视为落后的、保守的、愚昧的、自私的。

乡建派的晏阳初曾总结过中国农民的四大特点“愚弱穷私”,就是把农民本质化了。我觉得即使农民身上确实有“愚弱穷私”的弱点,也要分析其产生的原因,而不是简单地否定。能够把农民看作历史的概念,这一点就是柳青和晏阳初乡建派的一个重要区别。
 
此外也必须说到,柳青不是一下子就掌握了深入了解农村的方法的,他有两个关键的思想转折点:

(1)在延安的时候,柳青是整风运动中第一个作为文艺工作者通过个人鉴定的,并被分配到米脂。当时他认为自己已经跟工农群众有结合了,应该留在延安搞创作。但当他到了米脂之后,很快就发现了自己曾经的肤浅和不足。

(2)另一次是在他工作稍有起色的时候,由于过度劳累,旧疾复发,开始咳血,并染上了严重的伤寒症。当时他本可以离开,但是他最后选择坚持下来。

《柳青传》中就讲,柳青离开延安的时候不仅带着强烈的创作的愿望,也带着要努力工作、改造自己的愿望。这个时候他才意识到思想改造对自己、对文学创作、对工作的重要性,是一种脱胎换骨的经历。
 
这里还包含着这样一个问题:作为文学者和革命者如何参与实践?

柳青没有二元对立地看待这个问题,在他看来,创作并不是那么重要的,没有了解是写不出真实的农村的。这就跟现在很多人把学术和实践完全割裂开来的态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柳青和他的人物之间是相互生成、相互塑造的关系,不是创作者和人物的主客体的二元对立关系。

提一个有意思的事情,王家斌是《创业史》主人公梁生宝的原型,长安县皇甫村合作社的领导,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民。他去世和柳青竟然是同一天,中间相隔了12年,或许这里边也有可以阐发的空间。柳青作为文学家,和笔下人物之间具有相互生产和相互塑造的关系,所谓“要塑造英雄人物就要自己变成英雄人物”,我觉得是一个特别有意思的表达。

柳青与王家斌图片来源:“柳青”百度百科词条

柳青之所以能够捕捉到合作化运动中的典型,就是因为他和这些原型在现实生活中的关系。可以进一步延伸一下,就是知识分子和农村的关系问题。

中国农村今天之所以出现这么多问题,我认为是和知识分子的缺席有关的。从出身来说,中国的知识分子主体,一部分来自城市,一部分则来自农村,但是来自农村的知识分子很快就和农村不同程度地疏远、断绝了关系。在农村问题的知识场域或其他相关方面,已经基本没有了农村知识分子的声音,这是当代知识教育的一大问题。

李昌平曾做过一个特别好的比喻,他说城市是一个抽水机,把农村都抽干了,人才、资源都被吸纳到城市中去了。
 
但是从柳青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他是农民出身,最后选择回到农村,以实践者的身份替农民考虑。对我们今天来讲,知识分子这样一种生存方式很有启发意义。

二、怎么组织农民?

在如何组织农民的问题上,我觉得土改政策至今也是有启发的,即依靠贫雇农、团结中农。

之所以要依靠贫雇农,是因为贫雇农是被剥削最严重的阶级,也是合作化最可靠的中坚力量,他们更能明白只有互助合作才能共同富裕,而对中农采取团结的策略,是因为中农的自发意识和个人发家致富的可能性最大,但团结是统一战线的问题,既要斗争又要团结。
 
此外,柳青强调要遵循自愿原则,这不是对集体化的否定,而是要讲究方法:用社会主义、集体主义的优越性,用事实进行教育,克服农民作为小生产者的私有观念,让他们自觉地产生团结起来的意愿,产生互助合作的主动性和积极性。这是柳青组织农民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

柳青把中国农业合作化的方式和苏联的进行了比较,认为苏联的集体化农业是把富农驱赶出去的方式,用集体农庄的形式、行政命令的方式建立集体经济,不是建立在教育的基础之上。
 
从具体的例子来讲,柳青不是作为一个孤立的个人,而是作为共产党的干部,和政府国家关联在一起,作为方针政策的一个环节在思考组织农民的问题,和今天的情况很不相同。今天是资本起决定性的因素,而不是劳动者,在今天组织农民比柳青那时更困难。
 
中国的土改政策和集体化道路的选择是马克思的阶级理论和中国的农村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合作化和集体化就是要消灭阶级的压迫和剥削,使更多的人明白只有组织起来才能共同富裕。今天,个体小农在资本和市场的汪洋大海之中只是一片随波逐流的树叶,只有组织起来才可能有足够的力量。

组织农民,就是为了保证农民在农业生产中的主体地位。农业生产的主体绝对不能是资本、自由市场、行政权力,而是农民的集体。

三、如何教育农民?

我们不要把“教育农民”看成是高高在上的启蒙,它包含着向农民学习的过程,它应该表述为在向农民学习的过程中教育农民。这首先是语言的问题,用学术性的语言是不可能和农民打交道的。要以农民的利益为重,又不能止于利益,不能觉得农民是天生的自私自利的人。
 
在柳青的写作中,有好几个知识分子的形象,我举一个《种谷记》的例子。

《种谷记》里有一个叫赵德铭的人,他在县中学还没有毕业,就被调到乡下参加农村建设运动。他也知道“学校与生产教育两大运动相结合”这个口号,但是在实际工作中他还没法深刻体会。最后从小说来看,他有了一个觉悟,小说是这样说的:

赵德铭从这件事情对王加扶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不要看他是个老粗,有眼光有气魄,总是不慌不忙,看得准拿得稳。可是他连自己的名字也不识,人类里面有的是人才,可是就是埋没了他们。

小说里面还有个区长,他对赵德铭说:

“王加扶就是你的先生”,

这里面强调的就是,知识分子要向农民学习。《种谷记》还有这样两段话,同样也很重要:

任何一个工作搞坏了,责任不能推到群众身上,责任首先在干部,不能推到群众甚至反动派身上去。

赵德铭始终觉得新社会未免把老百姓提到天上去了,他们有些人简直落后到出你意料之外,你能替他们负责任吗?程区长却又说过:那也不能怨群众,因为你对他们了解的还不够,你的计划超过他们接受的程度,你要实现你的计划,首先必须从提高群众的认识做起。

工作搞坏了,责任在哪里?《种谷记》就讲,责任首先在干部而不是在群众。

《种谷记》书影︱图片来源:百度图片

我再举一个毛泽东的例子,他对农民的知识和文化的认识也有一个变化的过程。《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里边讲:

“中国历来只有地主有文化,农民没有文化。”

但是到了1956年,《同音乐工作者谈话》中,他就说:

“地主阶级也有文化,那是古老文化,拿工人阶级和农民来说,工人比较有文化,他们有技术。农民不能说没有文化,精耕细作、唱民歌、跳舞也是文化。” 

我认为农民的知识和文化不止是耕作、歌舞,还包括对自然的认识、人与自然的关系的认识,以及逐渐形成的一整套的生活方式。“愚弱穷私”的认识无疑是有问题的。

四、如何正确认识中国农民?

我们面对的中国农民群体并不只有自顾自的传统,中国农民有王家斌、陈永贵、申纪兰、郑冰等有集体意识、集体关怀、能够带着大家共同富裕的农民。只有正确认识了农民,才能真正为农民服务,从农民的长远利益出发使农民走上共同富裕的道路。
 
农民的小农意识是历史的结果,是需要克服的局限。

在经典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克服小农意识甚至消灭农民是现代化的社会化大生产的需要,生产的社会化程度越高,也就为社会主义实现的目标积累了越多的可能性。

有意思的是,西方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都没有实现革命的成功,中国革命在并不具备这样的条件下,依靠千千万万的农民,取得了革命的成功。在苏维埃俄国取得革命胜利的时候,葛兰西敏锐地看到了苏联革命和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之间的矛盾,他甚至说这是“反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这并不意味着马克思的理论错了,而是革命的特殊性的问题。

中国革命是依靠农民的力量取得的成功,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同样也是依靠农民,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功,完成了工业化的积累,之所以能够如此,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农业实现了集体化,农业生产走了合作化的道路,这才有了80年代之后的发展。

但是对于生活在柳青时代的人们来讲,理解和克服小农意识的必要性并不那么容易。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对农民采取了一种本质化的观点,就是认为农民的小农意识是根深蒂固的,不需要改变的,没有必要改变的,甚至将其视为经济发展的动力,这是柳青和他们的区别。

柳青是从中国革命的必要性和特殊性出发,从那个时代中国农民的实际状况出发,既看到小农意识的局限,又看到了农民自觉的社会主义建设的热情,而对小农意识的局限性,则只有在合作化和集体化的过程中去改造,因为改变是必要的,改变也是可能的,并且部分已经实现。

五、总 结

据阎纲说,四清运动的时候,很多农村基层干部把《创业史》当作工作手册来用。我觉得是完全可信的,因此,我认为《创业史》是一部关于如何教育、组织、正确认识农民的工作手册。

当然,柳青不是为了写一部工作手册而创作《创业史》的,而是因为这些作品的内容和它的创作方法,才使他无心插柳地写出来了工作手册。与之相比,赵树理《三里湾》、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周立波的《山乡巨变》都没有成为农村干部的工作手册。

柳青之所以能够完成这样一种创作,就是因为他的写作方法和写作内容。他的写作方法中全部都来自于柳青个人的实践,在于他和他的人物之间建立起来的相互生产相互塑造的关系,使创业史成为了一部具有工作手册性质的文学经典。

农业宣传画《永远保持同群众一起劳动的革命传统》张汝济创作1963年11月版︱图片来源:中国农业博物馆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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