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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媒体再度围攻委内瑞拉,就问一句“你们凭啥”?

2019-1-26 22:25

原作者: Ana Felicien,Christina M. Schiavoni,Liccia Romero 来自: 英文原文刊载于每月评论(Monthly Review),2018年6月1日。
食物主权按:1月23日,委内瑞拉反对派在首都加拉斯加发起大规模游行,反对党领袖、议会主席瓜伊多在集会上宣称为该国“临时总统”。美国总统特朗普及拉美多国领导人随即表示承认。

对此,一些人士和媒体又开始长篇大论起来,似乎历史正中他们的预言。翻开这些长篇大论,我们看到了一个暗无天日的国度:愈演愈烈的石油与食物危机、低效的社会福利、此起彼伏的抗议和骚动……而造成这些经济困境与政治动荡的原因,则是魅力四射的前总统查韦斯去世、国际油价大跌、委内瑞拉新政府的政策失误与无能。此次政变,也因此被这些人视为委内瑞拉人民奋起反抗,以至终结玻利瓦尔革命的里程碑。

然而,事实果真如此吗?本文的三位拉美左翼学者以Arepas(玉米饼)这一委内瑞拉人日常生活中最常见的食物作为切入点,从历史和现实的角度,揭示了造成委内瑞拉食物危机和所谓“食物暴动”的复杂原因。这些原因包括殖民主义种下的恶果,欧美帝国主义以绿色革命、农业生产消费现代化、结构调整等名义对委内瑞拉实施的殖民行为,以及玻利瓦尔革命与本国精英阶级之间错综复杂的博弈关系。

以西方媒体经常大肆渲染的所谓“食物暴动”为例,其始作俑者是美国以及委内瑞拉当地的精英与中产阶级——美国希望以经济制裁和封锁来打压玻利瓦尔革命及其成果,而当地精英阶级则希望通过制造暴力、恐慌事件来丑化政府,以谋取自身的政治权力。底层民众则成为“食物暴动”的真正受害者,他们的工作与生活都受到了极大的影响,甚至生命安全也被威胁。

然而,面对这些困境,委内瑞拉普通民众并没有气馁与放弃,他们通过政府组织与自发团结等方式,开展了各种食物主权运动与另类实践来解决当下的食物危机。但这样的场景却不会为某些人士和媒体所关注报道,他们正热衷于抨击当局,甚至企图宣告波利瓦尔革命的终结。所谓贼喊捉贼,也不过如此!

作者|Ana Felicien  委内瑞拉科学研究所的研究员,“人民种子”(Semillas del Pueblo)运动的发起成员之一。

Christina M. Schiavoni  食物主权运动的活动家,国际社会科学研究院(ISS)的博士生。

Liccia Romero  委内瑞拉安第斯大学生态学教授,手拉手农业生态交流组织(Mano a Mano–Intercambio Agroecológico)的创始成员之一。

只有少数几个国家的政治进程像委内瑞拉玻利瓦尔革命一样【译者注:玻利瓦尔革命指的是自1982年起,发生在委内瑞拉的大型社会运动,其主要领导者是乌戈·查韦斯,查韦斯是第五共和运动的创立者及委内瑞拉前总统】,在被仔细审视的同时又被广泛地误解[1]。尤其在今天,这种状况愈发严重,国际媒体将委内瑞拉刻画成一个笼罩在失败政策和无能政府的阴云之下暗无天日的国度。

然而,2017年的三场国家选举却反映出人民对当前执政党领导下继续革命的强烈支持。人们被告知,政府合作选举(co-option)和庇护主义(clientelism)的倾向以及日益被挤压的民主空间是导致这看似自相矛盾的状况产生的唯一原因。媒体和某些特定知识分子圈子也在反复宣扬着类似的说法[2]。
 
委内瑞拉获得了媒体上的高度关注,但对其报道的重复性却很高,这些报道基本都遵循着这样的叙述:事件的核心人物是乌戈·查韦斯·弗里亚斯(Hugo Chávez Frías),一个铁腕政治领导人,在其1999到2012年的总统任期内,他获得了个人领袖崇拜和高油价带来的双重利益。

2013年,查韦斯去世,接下来的2014年,全球油价大幅下跌。委内瑞拉遭遇接连打击——查韦斯的去世、油价的暴跌以及政府错误的政策,于是国家陷入了经济和政治困境。并且,食物和其他生活必需品的短缺也导致社会的动荡不安,人们纷纷走上街头抗议。

个人的领袖魅力略逊于查韦斯的继任者尼古拉斯·马杜罗(Nicolás Maduro),一方面冒险地延长总统任期,在任期内愈发专制,另一方面他继续宣扬查韦斯在玻利瓦尔革命时期的民粹主义论调。
 
然而,这类主流论述并不能准确概括当下委内瑞拉局势的复杂性。这些论述中存在一些值得我们质疑的严重漏洞:究竟哪些人是分析中所强调的“人民”?对于社会各阶层而言,委内瑞拉当下面临的危机对她/他们产生了哪些不同的影响?我们应该怎样理解委内瑞拉的现状?资本在哪些问题上发挥了作用,又扮演了何种角色?

以食物政治作为切入点,我们能够更好地理解一系列问题,比如新近出现的食物短缺、排长队购买食物的人群以及所谓的“食物暴动”;另外,还有一些经常被忽略的问题,譬如种族、阶级、性别及地理分布,也值得我们特别地关注。
 
首先,我们需要对历史进行一个回顾,以便大家更好地理解当前事件的背景。通过检视委内瑞拉消费量最多的主食所呈现的动态变化,我们可以深入了解目前的危机,尤其是当下的食物短缺情况。事实上,委内瑞拉国内日益壮大的反对玻利瓦尔革命的势力是造成当前食物短缺状况的重要因素。另外,我们还将讨论政府和普通民众是如何应对食物短缺的。

一、攫取主义的历史沿袭

仅仅将历史追溯到1999年查韦斯的当选,尚不足以对委内瑞拉现状进行细致入微的理解。因此,我们还需将历史再向前推几个世纪,关注到殖民时期以及当时所形成并延续至今错综复杂的社会分化。

“攫取主义”(extractivism)被广泛认为是包括委内瑞拉在内的拉丁美洲粉红浪潮(pink tide)国家的重要特征【译者注:粉红浪潮指的是自二十世纪末起,拉丁美洲迎来了一波左翼运动的高潮,一批左翼色彩浓重的政党在选举中获胜,这一现象被称作“粉色浪潮”】,但理解今天的攫取主义形式则有必要对其历史进行溯源,即与16-19世纪的西班牙殖民历史相结合。

在这一时期,“基于奴隶制的热带种植业”(tropical plantation economy based on slave labor)催生了强大的农产品出口体系,可可和咖啡被源源不断地运送到欧洲和墨西哥[3]。这一复杂体系的核心特征是种植园与家庭/公共小块自留地(conucos)两部分相结合的体制。在这一体制下,殖民者的大庄园或大种植园里的奴隶与廉价劳动力主要依靠家庭与公共小块自留地维持生计。

拉丁美洲的粉红浪潮|图片来源:www.globalresearch.ca

委内瑞拉是拉丁美洲地区较早获得独立的国家之一,但在19世纪早期,原先殖民统治下建立起的社会经济结构并没有发生太多改变。这些结构包括了食物消费模式、家庭农场种植体系和殖民者从欧洲带来的饮食习惯。

饮食上的差异与身份阶级和权力支配有着复杂的联系,这表现在欧洲人长期以来对土著、非洲人和混血人种的优越感上。一个西班牙将军曾表示,他可以“应付得了任何事情,除了一种叫arepas的恶心至极的玉米蛋糕【译者注:arepas是玉米粉制作成的饼,是委内瑞拉的一种传统食物,它的食用方法类似于玉米面饼夹菜】,只有黑人和鸵鸟才消化得了”[4]。

殖民者尽管瞧不起本地的食物,却不得不依赖它们。事实证明,当地的农业知识十分有效地帮助欧洲作物适应了热带农业环境,特别是在战争时期,殖民者依靠当地家庭自留地产出的食物才得以维生。委内瑞拉独立之后,种植经济和庄园制度仍持续了一个世纪。
 
1929年,美国股票市场崩溃,农产品价格大幅下跌,石油(委内瑞拉出口产品之一)的价格大幅上涨,委内瑞拉农产品出口的时代宣告终结,一些新的经济模式开始出现。其一便是资本从农业向新形成的石油产业转移,大部分油田的开采权落到了曾经主导农业经济的富有家族手里[5]。

农村人口大量涌入城市,无产阶级化和城市化进城相互影响并强化。随之而来的是,城市贫困现象的涌现,由于城市工作机会不足,以及其薄弱的基础设施,这些新来的城市工人无法被城市所吸纳。

石油产业的发展使精英阶层进一步掌握更多财富,专业技术工人逐渐成为中产阶级中的一员,然而城市贫穷人口却不断增多。原先从事农产品出口生意的庄园主凭借已有的基础设施和石油产业获得高额收入,并且新兴中产阶级的购买力也在增强,这导致委内瑞拉的农产品由出口为主转向依赖进口。久而久之,这些变化逐渐发展为委内瑞拉强大的农产品进口与分配体制[6]。

石油破坏了家庭小块自留地的种植体制,改变了原有的生产和消费模式。为了改变城市日常必需品严重依赖进口的状况,1936年,政府利用石油产业的收入开展了一个农业现代化项目。

在南半球推动绿色革命和现代化是美国及其盟友冷战后反共的策略之一。美国人纳尔逊·洛克菲勒(Nelson Rockefeller)是绿色革命的教父,他像传教士那样在拉丁美洲宣扬资本主义,他在委内瑞拉揭开绿色革命的序幕。因为委内瑞拉是标准石油公司最具有盈利的区域合作伙伴,委内瑞拉对洛克菲勒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这是他的第二故乡,洛克菲勒也在委内瑞拉建立了自己的庄园[7]。

委内瑞拉的农业现代化不过是工业化生产和“白人至上论”相融合的产物,其“白人化”(whitening)的立场表现在方方面面。

举例来说,1936年的《移民和殖民法》极大地方便了欧洲白人进入委内瑞拉,按照时任农业大臣阿德里·阿尼(Alberto Adriani)的说法,这一举措是为了帮助委内瑞拉实现“农业多样化,完善现有工业并发展新工业,促进种族融合和提升文化”[8]。最终,在这一法案的支持下,欧洲移民在委内瑞拉高产富饶的农业用地上建立了其“农业殖民地”,其中的一些仍留存至今。
 
委内瑞拉的现代化改造还引进了另一种形式的殖民方式,1948年,由洛克菲勒和委内瑞拉政府牵头建立了国内第一家连锁超市CADA。无论从实际意义还是象征意义上来说,该超市进一步强化了食物消费、身份认同和社会阶级之间的联系,新兴中产阶级借超市实现了其食物精英主义。这只是美国为实现委内瑞拉现代化的一部分,其旨在将委内瑞拉建立成一个“有坚实中产阶级选民的美国可靠的盟友”[9]。

不少评论赞扬委内瑞拉现代化改造的成效,直至二十世纪末,委内瑞拉仍被广泛视为“发展中国家的成功案例,是拉美地区经济发展、政治稳定、石油资源丰富的民主国家”[10]。然而,“石油从未从根本上改变委内瑞拉,事实上,它只是为这个长久以来高度不平等的国家创造出了现代化的幻觉”[11]。

不容否认的是,主流观点常常忽略了这一事实:在玻利瓦尔革命之前,委内瑞拉超过半数的人口都生活在贫困之中,其饥饿状况比现在更严重[12]。

二、历史的另一面

我们若是看看委内瑞拉的近代史,便不难发现在查韦斯统治之前,委内瑞拉既算不上所谓的民主典范,也不是动荡地区中的安宁之地。

1989年,委内瑞拉发生了一件极具代表性的事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一项结构调整政策成为了“加拉加索骚乱”(Caracazo)的导火索,成百上千久受压迫的人们涌向首都示威,示威浪潮迅速波及全国[13]。当权者出动军警镇压群众,官方统计死亡人数几百人,但外界推测死亡人数至少数千人。人们通过加拉加索骚乱宣泄出自己长久以来对社会不满的情绪。
 
这让我们看到了历史的另一面:上文提及的每一个事件都是在紧张的局势中发生的,有时,这些事件演化为发生在精英和那些精英想剥削却未得逞的“他者”之间的正面冲突。大量历史文献记录了委内瑞拉非裔反抗、土著起义及其他形式的冲突,这说明占委内瑞拉人口大多数的土著、非裔和混血人种向来都不缺乏反抗精神。

独立领袖西蒙·玻利瓦尔意识到这种由下而上的反抗在推翻殖民统治上至关重要,他看到了被奴役的人民和当地土著在实现国家独立方面的重要作用、独立之后进行土地改革的重要性,以及民主运动时期游击队员、学生、工人、妇女和其他受压迫群体对于实现民主化所具有的重要作用。

前期持续的反抗运动和加拉加索骚乱促成了查韦斯的上台和玻利瓦尔革命的发生,“(被压迫的)大多数终于争取到她/他们政治上的话语权。”[14]

西蒙·玻利瓦尔画像|图片来源:网络

导致加拉加索骚乱发生的一个直接原因便是食物的不平等。当穷人排起大长队等着购买基本生活用品时,中产阶级商人却囤积起食物以便在通货膨胀时投机获利,精英们仍保持着他们日常的饮食习惯,他们几乎没有受到任何影响。

现在的状况和当时何其相似!在加拉加索骚乱发生的前后时期,“糖、谷物、油价上涨”和“贫苦大众忍饥挨饿”这类的新闻头条遍布在委内瑞拉的媒体上,《纽约时报》也报道了“咖啡、盐、面粉、食用油和其他基本生活用品短缺”[15]。

日渐严重的食物短缺状况对穷人的生活造成了严重影响(然而富人却鲜受到影响),委内瑞拉“现代化”的食物体系依赖进口、工业化的农业生产和洛克菲勒的超市,这些从根本上不符合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

因此,玻利瓦尔革命伊始就设立了两个符合人民需求的目标:一是满足过半贫困人口迫切的物质需求,二是扭转委内瑞拉历史上就存在的食物体系不公平的模式。
 
1999年由立宪会议起草、选民票选通过的新宪法反映了食物和农业对于委内瑞拉人民的重要性。通过“推广以可持续农业为战略基础的乡村综合发展”,宪法确保了所有公民的粮食安全[16]。

为了呼应民声,各种由国家资助的组织开始筹建,与民众一起齐心协力,维护“食物主权”。农业改革是重中之重,其政策包括了土地重新分配以及范围广泛的农村发展项目,农村发展项目囊括了教育、住房、医疗以及媒体和通讯部分。渔业不仅从与农业类似的项目中受益,委内瑞拉禁止沿岸工业化和拖网捕鱼的措施也惠及渔业的发展[17]。

与乡村项目同步进行还有在城市内大范围的食物计划,该计划涉及学校、企业和居民家庭[18]。各种民间组织的出现,比如社区委员会、地区性团体和农民渔民委员会,对维护食物主权也十分重要,更多民众也参与到重建食物体制的过程中[19]。
 
虽然这些项目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但它们也带来了巨大的成果。最令人瞩目的是,联合国粮农组织宣布,截止2015年,委内瑞拉已经成功消除了一半人口的饥饿,超额完成了《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中的首要目标“消除极端饥饿与贫困”[20]。

2008至2011年之间,委内瑞拉饥荒状况得到了显著的改善,平均仅有3.1%的人口仍深受其害[21]。然而,这些成果并不是新的体制带来的,而是得益于国有石油工业的盈收,并且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了农业进口。

此外,农村地区的农业改革虽然获得了大量的投资,但这些投资的大部分却与建立食品安全项目无关。虽然查韦斯政府在农业改革的举措上取得了重要成果,但他并未与那些农业食品体制中原先的掌权者决裂。因此,帮助穷人的粮食项目越多,粮食进口就愈多,国家在农村改革上的多重机制进一步巩固了粮食进口体系。

国家用石油收益高额补贴私人企业,特别是粮食和日用品企业,便是这些机制中的一种。这意味着,玻利瓦尔革命期间,政府资金除了用于社会项目,也流向了私人食品进口体系,并成为龙头企业主要的补贴来源[22]。而直接或间接的利益者却没有太大的动力去改变这一切。

三、“玉米、面粉和玉米饼”的影响力

由预制玉米粉制成的玉米饼是委内瑞拉消费量最高的食物。以玉米饼(maíz-harina-arepa)作为案例,我们能清楚地了解委内瑞拉食物体系经历了哪些集中与分化的过程,也能追溯其食物政治的发展史。

早在殖民时期以前,玉米就在当地土著传统中占有重要的地位,玉米既与人们对宇宙的认知有关,也涉及到饮食的历史传承,此外,玉米也与当地家庭农业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殖民者入侵时,玉米、小麦(西班牙人偏好的谷物)和木薯(土著的另一种主食)维系了殖民者的三角贸易[23]。

委内瑞拉当地常见的食物——玉米饼|图片来源:网络

在委内瑞拉独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玉米的生产、加工和消费都几乎保持了传统。直到1960年,预制玉米粉被引入,农业食品体系开始出现一系列显著的变化。

在玉米生产方面,单一工业化的生产取代了家庭农场,工业化生产依赖认证的商业种子。玉米被加工成玉米粉的过程也呈现出巨大变化,玉米颗粒“被去皮、去胚芽、煮熟、晾干、压成薄片然后磨成面粉”[24]。在加工过程中,极具营养的玉米种皮被去掉,仅留下没有维他命和矿物质的淀粉,然后再向玉米粉添加营养物以满足人们基本的膳食营养需求。

不可否认,当玉米饼使用预制玉米粉制作时,其制作时间将被极大压缩,由此,预制玉米粉很快成为委内瑞拉贫穷的劳工阶级的主食。这四十年间,委内瑞拉所有以玉米为原料的食物中88%是由预制玉米粉制成的[25]。

自从预制玉米粉商业化以来,“Harina PAN”的品牌几乎成了预制玉米粉的代名词。“PAN”是“Productos Alimenticios Nacionales”(National Food Products)的缩写,意为国家粮食产品,与“pan”(一种面包)是同音同形异义词。

虽然该公司在市场营销上保持低调,然而“Harina PAN”的老板来头可不小——Mendoza Fleury家族是殖民时期的一个精英贵族家族,其家族的几代人都在政治和商业上位居高位[26]。如今Mendoza Fleury家族是委内瑞拉最有权力的家族之一,由于他们是Empresas Polar的拥有者而被广为人知。

Empresas Polar是委内瑞拉全国最主要的食物和饮料集团,其主打产品是玉米饼和啤酒。Polar相当于委内瑞拉的百事可乐,它是委内瑞拉最大的私人企业,全国50-60%的预制玉米粉由其供应[27],它的产品甚至远销海外。

能够拥有如此高的市场占有率与很多因素密切相关:该集团的垂直整合与集中,与政府、国家之间的战略性结盟,及面向大众和小众的市场、涵盖生活各方各面的营销策略。

在生产方面,Polar集团下属企业Fundación Danac,拥有超过600种不同的玉米品种,控制了大部分委内瑞拉认证的玉米种子,对于种子的研发和认证过程有着重要影响[28]。

在分销渠道方面,Polar是Cada连锁超市的大股东之一,并且1992年,它和荷兰公司SHV一起创办了委内瑞拉最大的大型连锁超市Makro。

超市里的Harina PAN预制玉米粉|图片来源:委内瑞拉华人网

Polar集团涉足零售渠道,是为了确保其产品拥有重要的销售渠道,但它更重要的目的是占有市场。它早期的营销策略主要针对委内瑞拉的家庭主妇,譬如,公司会首先培训数以千计的妇女,再让这些妇女到她们所在的社区教更多人如何使用Harina PAN的预制玉米粉制作玉米饼。

之后,Polar的营销策略遍布社会的各个角落,从告示板、电视到纸媒,从赞助重要的文化活动到研究和发表成果(通过Fundación Polar),和为科学家颁奖(the Premio Polar),并且对外鼓吹企业的社会责任感,这甚至获得了国际上的关注[29]。

借以这些营销方式,Polar集团将自己的预制玉米粉品牌 Harina PAN打造成“从委内瑞拉人一出生就相伴的品牌” (“the brand of birth of all Venezuelans.”)[30]。鉴于Harina PAN的确出现在几乎所有的委内瑞拉家庭里,这个宣传语也可以说并不为过。

Polar公司推行的Harina PAN等同于食物本身的理念——没有Harina PAN,就没有食物,或许最能说明其对于委内瑞拉人民日常生活渗透程度之深。Polar集团贯行这一理念——即便它的产品已经难从超市的货架觅得踪迹,它也保持着产品还始终存在的状态——这一点我们将在稍后的文章中指出。

1999年起,玻利瓦尔革命与Polar集团之间的关系更加复杂,并时常陷入僵局的状态,尤其当国家组织与农业社区合作试图在“玉米、面粉和玉米饼”的产业体系中建立新秩序的时候。国家和社区的合作项目围绕着全国计划和协调玉米种植展开,并辅以公共财政的支持,该项目还主要涉及合作社通过土地改革将之前的大庄园土地回收的问题。虽然还未达到显著的生产规模与效果,但玉米产品的加工也遭遇了改革。
 
Polar集团在玉米粉生产上保持着其霸主地位,其对玉米粉的控制已经超越经济、物质层面,还意味着该公司在玉米粉的文化及象征意义上也具有着巨大的影响——该集团生产的玉米粉是大多数委内瑞拉人都会选择的品牌。

即便玻利瓦尔革命期间,政府和Polar集团之间有着诸多纠葛,他们的关系也并不是完全对立的。二者在“玉米、面粉和玉米饼”的产业体系中有着深切的关联,这其中就包括前文提到的政府给予食物进口高额的补贴,而Polar正是受惠最多的几家公司之一。

四、等待购买食物的长队——被歪曲的叙述

排队购买食品的委内瑞拉人|图片来源:卫报

正如我们所见,资本、社会、国家政府之间的权力拉扯长期影响着委内瑞拉食物体系,使之处在一种脆弱的平衡状态,其内部关系深度紧张且盘根错节,这种状态也同样折射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

近些年,尤其在2013年之后,这种脆弱的平衡状况更是不堪一击,当地人排长队购买食物的“永恒”场景已成为当下委内瑞拉的新特色,国际媒体对此反复报道。

另一组有关“人民”上街抗议的照片也进入了国际读者的视线,此类照片最初在2014年出现,2017年的曝光程度大幅增加。这个故事成为委内瑞拉群众自发性的食物暴动(food riots)中的一个代表性事件,并且总是与委内瑞拉一些更具有组织性的“支持民主”的抗议活动捆绑在一起,被视为全球正在兴起的反对威权统治的民众运动的一部分。

根据主流媒体的常见论述,暴乱主要发生在排长队购买食物的人群中,而人们排长队购买食物的现象是由油价暴跌导致的食物匮乏以及政府管理的失效与不作为导致的。

人们通常认为,委内瑞拉当下食物体系的危机是由各种因素汇集而成,并且也成为这个国家所面临的更广泛政治经济危机中的一个部分。然而,只有更深入地考察当下的境况以及其发生的决定因素,我们才能对这些事件提供一个更全面且更细致入微的解释。
 
首先,我们有必要对这些排队购买食物的人进行更细致了解:她/他们的构成,她/他们生活的地方,以及哪些是她/他们的需求商品。这些排着长队购买食物的人们中的绝大多数是贫困劳工阶级家庭中的妇女,而这场食物危机不仅在家庭生计层面影响着人们的日常生活,也同样冲击着玻利瓦尔革命中的群众组织;而妇女在日常生活及玻利瓦尔革命中都具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这些购买食物的长队大多出现在超市外面,她们正在等待购买某些特定的商品,但这些商品大多已经在货架上难觅踪迹。这些商品主要与委内瑞拉人民米袋子紧密相关,大多是消耗型工业化加工产品,其中以预制玉米粉(precooked corn flour)为代表。

这些特定的短缺食物虽然对当地人的日常生活至关重要,它们却不应该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这也反映出媒体报道与现实情况正在不断扩大的差距。现实中,预制玉米粉虽然告罄,但以玉米为主要原料的粥制品依然可以购买;奶粉的确在货架上消失,可是奶酪这类新鲜日常食物也可以买到。
 
一些其他的重要因素也指出了主流论述中的漏洞:

首先,那些被认为在货架上已经售罄的商品却仍可以在餐馆里见到。

其次,根据企业提供的数据显示,委内瑞拉的私人食品企业,包括Polar集团,至少在2015年都继续保持了稳定的生产水平[32]。事实上,在2016年的采访中,一位Polar公司的代表表示,一些新的产品,包括茶叶和明胶制品,将被引入他们在委内瑞拉的生产线[33]。

再次,甚至在政府实施广泛的针对食品短缺的应对措施之前(如下文所描述的那样),从2012年至2015年,玉米粉的消费无论在高收入还是低收入阶层的人群中都保持了稳定水平[34]。

因此,虽然食物短缺毫无疑问会导致人们严重的焦虑与不安全感,人们获得某些特定食物需要花费更多的时间也更加麻烦,但委内瑞拉人仍然找到了一些获得它们的方法[35]。除了忍受排队购买食品外,地下经济也成为了人们获得食物的另一种渠道。在地下交易中,一些商品譬如玉米粉等被高价出售。

然而,一些个体以及私人企业也将这样的行为视作商业机会,他们或者囤积居奇或者将这些商品从哥伦比亚边境走私进来。这些日常可见的囤货行为进一步说明,这些商品是被有目的地从超市的货架上转移走的[36]。
 
今天的委内瑞拉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萨尔瓦多·阿连德政府统治下的智利【译者注:阿连德于1970年当选智利总统,他在任内推行国有化政策、土地改革并加强同第三世界国家的团结合作。1973年在美国的策划下,阿连德在一场军事政变中遇害身亡】有着不少相似之处。当时美国针对智利进行了策动,按照当时美国总统理查德·尼克松的说法,就是“让经济尖叫”(make the economy scream)[37]。

美国采取了同样的方法来破坏当地社会的稳定,包括经济封锁,并且支持右翼势力的反革命活动,这其中包含宣布食品短缺,让人们排长队购买食物、街头抗议以及其他各种形式的破坏活动。智利的主要经济来源外汇以及铜价遭遇严重下跌,这与委内瑞拉下跌的石油价格类似。然而,直到多年之后,随着一些重要机密文件被解密,人们才意识到美国在智利反革命活动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奥巴马和特朗普政府针对委内瑞拉实行的越发严重的经济制裁以及全面的经济封锁,导致了政府在购买进口食物以及处理国家债务上举步维艰,这显然是美国对于委内瑞拉的公然侵犯[38]。正如美国国务院某位官员所宣称的:
 
施压行动正在发挥着作用。我们施加给委内瑞拉政府的经济制裁已经促使其政府开始进入了负债状态,负债的不仅是国家还包括委内瑞拉国家石油公司(PDVSA)。我们正在看到,由于马杜罗(Maduro)政权的不当选择,委内瑞拉的经济整体崩塌。因此,我们的政策与策略是起作用的,我们计划继续在委内瑞拉实施该政策[39]。

今天的委内瑞拉仿若上世纪七十年代的智利,美国借以推动持续的反革命活动实现其对委内瑞拉的干预,与之结合的是,本地精英也利用普通民众的革命潜力恐吓中产阶级[40]。这也使得我们注意到当下危机的另一个核心特征:街头抗议的阶级动力。这些街头抗议,尤其在最近以及最频繁发生的2017年,被主流论述形容为“食物暴乱”。

排队购买食物的队伍最初出现在2013年,之后其数量迅速增加,并且被广泛认为是委内瑞拉国民议会权力交替的关键因素之一。2015年年底,最大的反对党民主团结联盟(Democratic Unity Roundtable, MUD)取代查韦斯的支持者【译者注:即执政党社会主义党】成为国会第一大党。

“最后排队购买食物的人们”(The Last Line)的竞选广告是民主团结联盟的竞选策略之一,它描述了不满的民众不得不忍受着排长队购买食物的状况,该广告呼吁人们投票给“民主团结联盟”,并许诺一旦“民主团结联盟”上台就会永久地让这种状况消失 [41]。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虽然“民主团结联盟”的竞选广告是以劳工阶级为目标受众的,因为从人口构成角度来看,排长队购买食物的群体是委内瑞拉人口中的大多数,但与之相反,该党的阶级基础却是富裕人士以及白人群体。随着其竞选形式的走高,民主团结联盟很快就重新回到了本身的阶级阵营。

新的国民议会的第二副主席弗莱迪·格瓦拉(Freddy Guevara)公开呼吁“人民”(事实上是民主团结联盟的支持者们)上街抗议,“直至专政国家愿意接受更少创伤的解决方案为止”[42]。
 
一系列的示威活动随之而来,其中既有和平抵抗也有暴力活动。虽然媒体将其描述成在全国范围发生,但实际行动主要集中在少数城市中的富裕街区,具体表现为设置街道路障、破坏公物、静坐野餐或烧烤、肢体上的冲突以及投掷粪便[43]。

虽然这些“抗争”方式看起来不尽相同,但抗议者们却有着某些精确的特定打击目标,其中包括对于国营社会设施的系统攻击,例如焚烧提供公共交通补贴的公共汽车,破坏公共卫生设施[44]。

更重要的是对于国家农业食品机构的破坏,国家营养研究所被人纵火,生态农业生产实验室被破坏,本计划用于政府食品项目的物资及该项目相关的车辆被烧毁,物资中包括约40吨的食品[45]。

更令人悲愤的是,这些打击目标中还包括人,尤其是那些被视为典型的查韦斯的支持者——贫穷和棕色皮肤的人们。这些攻击中最出名的便是奥古斯特·菲格拉(Orlando Figuera)所遭遇的袭击,他是一位年轻的非裔委内瑞拉籍的超市工作人员。在一些相关视频中显示了这令人惊悚的场面,他被活活烧死,然而旁边无数的旁观者却没有实施任何干预行为[46]。

菲格拉在这场袭击中遇难,而另一位有着类似遭遇的卡洛斯·拉米雷斯(Carlos Ramirez)虽然在袭击中幸存,却不得不面临着全身重度的烧伤。

之后拉米雷斯回忆道,当街头抗议者残忍地殴打他并将他点燃时,他哀求他们不要杀自己,并喊道:“不要杀我,我不是查韦斯的支持者!请别杀我!”[47]。

委内瑞拉街头的暴力抗议活动|图片来源:https://venezuelanalysis.com

这些袭击以及暴力的街头抗议活动——譬如街垒(guarimbas)——的种族化动机是显而易见的,并且还需与“国家历史中根深蒂固”的“阶级/种族融合”放置在一起讨论[48]。

这些抗议者主要是委内瑞拉现代化与白人化时期出现的中产阶级的后代,他们与国家精英们有着密切的关联,并共同形成了一个叫作sifrinaje的中产阶级-精英的联盟。

国际媒体大多忽视了这其中的微妙关系,一个罕见的例外是2017年彭博商业周刊(Bloomberg Businessweek )发表了一篇关于年轻抗议者夜生活的文章,这些年轻人通常在楼顶的高档烟酒吧聚会。该文章引用了一位抗议者的说法:“你可以早上去抗议,但这并不意味着你放弃你的生活”[49]。

虽然抗议者并非同质化的,但这篇文章所呈现的抗议者形象却与主流媒体中所描述的那种被压迫的普通群众形象大相径庭。这也同时强调了抗议活动所带来的差异化影响,有些人仍过着自己相对舒适的日常生活,而另一些人却在生存线挣扎。

暴力抗议活动极大影响了最贫困阶层人们的生活,他们无法承担放弃工作的代价,由于路障导致交通阻断以及对于暴力的恐惧,他们日常基本活动都变得困难重重。这种不便利对于从事家政服务工人的影响最大,他们每天必须往返富裕街区,而那里又是街垒最集中的地区。

另外,超市也大多集中在富裕街区,这也进一步阻碍了穷人与劳工阶级获得食物,而由于食物短缺、排队供应以及国家食品项目遭遇袭击,他们获得食物就已经非常困难了。
 
“人民”正在崛起以对抗“专制政权”造成的“人道主义危机”,正是国际新闻报道所推崇的场景之一。然而事实上,和平抵抗与街垒暴力结合的唯一后果是使普通民众与反对党之间的裂痕进一步加大。我们在头条报道与新闻图片背后不难发现一些明显的矛盾,尤其是当街垒被描述成“食物暴动”时,我们不妨考虑下上文中所呈现的那些真正遭遇饥饿的抗议者的阶级与种族构成。

此外,如果快速浏览一下弗莱迪·格瓦拉或是其他人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消息,你就会消除所有关于这些抵抗由民众自发形成的错觉。最后,街垒的目标与策略包括了焚烧食物而不是重新分配食物(这些食物实际上是专门为穷人准备的),以及针对穷人与深色人种的暴力攻击,而谎言却将街垒粉饰为由于饥饿导致的“食物暴动”。
 
有一个事件更能准确地被表述为“食物暴动”或“食物反抗”,那就是前文提到过的发生于1989年的加拉加索(Caracazo)事件。在当时,纽约时报以及其他媒体的报道几乎没有对时任总统安德烈斯·佩雷斯(Andrés Pérez)的政府提出任何批评,但是图片资料记录了公共墓穴、人们在停尸房寻找亲人、强制宵禁、公民自由与新闻自由受到限制的景象,该事件导致超过600人死亡,一位医生表示:“任何国家都无法应对这一周内我们所面临的状况[50]。”

当下的情形恰恰相反,政府的镇压行动经常遭到泰晤士报或其他媒体的谴责,2017年的街垒运动中,由国家安全部队造成的死亡人数共计14人,然而23人的死亡则是由反对派的暴力行为导致[51]。虽然任何政府支持的暴力行为需要被重视关注以及调查,但我们仍需质疑,为何在此次事件中国际上的抗议与反对之声远要比加拉加索事件大得多,以及为何——正如一家媒体监督组织所指出的那样——当今世界上许多暴行都被掩盖、低估,但“委内瑞拉不完美的民主状况”却被单独拎出来获得了广泛的关注[52]。

发生于1989年的加拉加索事件|图片来源:网易

让我们重新回到石油问题上。石油是主流论述中的核心部分,主流论述宣称查韦斯政府是依靠高油价和其领袖魅力赢得的民心,而马杜罗政府不受民众欢迎的原因则是油价暴跌和其政治上的无能。

这一人们耳熟能详的故事再一次将事实严重扭曲。首先,正如经济学家路易斯·萨拉斯(Luis Salas)指出的那样,虽然油价在查韦斯的总统任期内的确有所上涨,但是原油价格的峰值(100美元/桶)却只出现在其总统任期的最后阶段(2010-2012年期间),而在他整个总统任期内原油的平均价格接近55美元/桶(这基本上与本文撰写时的原油价格相当)[53]。

其次,食物短缺状况经历了委内瑞拉油价大幅变动的时期,尤其凸显在选举前的政治聚焦时刻,虽吸引了诸多关注,但事实上放置于玻利瓦尔革命过程之中,它不过是更广泛趋势的一部分[54]。

此外,最近的大规模食物短缺并非始于油价开始下跌的2014年,而是发生在2013年,那时候油价依然保持高位。
 
以上这些情况使得那些关于委内瑞拉现状的简单论述复杂化。但是或许,那些试图将焦点对准国家与政府的分析中,最大的缺失之处就在于它们忽略了资本发挥的重要作用以及资本与国家之间的关系。

通过运用革命与反革命的辩证思维,我们有必要检视精英阶级所扮演的角色。他们的势力范围已经遍布农业食品体系,并利用当下的“危机”一面进一步巩固自己的权力,另一面想方设法破坏现有的农业食品分配政策。这一阶层的所作所为对国家绝大数人口的生活造成了冲击,尤其严重影响了穷人与劳工阶级,并且也进一步刺激了沮丧的中产阶级。

他们还与外部势力勾结共同抨击政府的合法性,特别是诋毁了委内瑞拉在抵抗饥饿与争取捍卫粮食主权方面所取得的示范性成就。

五、抵抗:“战争中,我们必须有吃的”

一位委内瑞拉的食物主权活动家针对当下形势发表了如下评论:“战争中,人们必须吃饭”(in war, one must eat)。委内瑞拉人民采取了形式多样的方式应对当下危机,限于本文篇幅我们无法对此作出完整的讨论,但仍会对此进行一个概述。

首先,假如日常生活是当下危机造成严重影响的主要场域,那么它也是抵抗的前线。当短缺发生时,人们启动的第一道防线便是一种平行型的团结经济,譬如,邻里之间分享与交换食物和其他生活必需品,以及重新采用从前的一些生存技能。这些技能包括重新采用传统的食物加工技术——多亏了之前公众在保护食物主权方面的努力,那些从超市货架上缺货的食物能够被在当地可获取的其他食物替代:芭蕉、木薯和甘薯能够替代加工淀粉,新鲜甘蔗可以取代精制糖等等。

在食物短缺的初期,人们最典型的解决方案便是拂去奶奶留下的研磨机上的灰尘,把它们使用起来,在做玉米饼时,新磨碎的玉米粉代替了加工(预制)玉米粉。同时,许多城市居民开始在窗台、庭院以及社区公共空间种植作物,这使得新兴的都市农业运动处在活跃的状态。
 
在农村地区,食物短缺伴随着工业投入的机会减少,这一境况促使农民从商品作物种植转向传统主粮作物种植,从使用农药化肥转向农业生态实践,这与古巴的“特殊时期”有几分相似。那些原来已经不直接参与农业生产的农民开始回归到粮食生产,并且越来越多的城市伙伴也加入了她/他们。

人们对于选择其他食物替代工业生产食物的兴趣激增,并且对于农村也进行了重新的认识与评估,这些为之前已经致力于这种转变的社会运动打开了新的局面,有助于建立与巩固新兴的基层抵抗与之前玻利瓦尔革命中的食物主权运动之间的联系。

一位长期从事相关运动的社会活动家和政府官员说道:

我们之前也有着长期规划,很多东西也有所准备,但我们缺乏的是一种紧迫感去触发它……现在我们有了紧迫感,我们知道自己需要做什么并拥有我们需要的东西。[55]

拉腊省西北部一个名为El Maízal的农村公社就是一个典型案例,它是之前提及的农村改革与公社建设的共同产物。面对食物短缺的打击,El Maízal公社的成员从2009年起就致力于保护食物主权,尤其在玉米预计畜牧生产方面,她/他们能够为周围社区多达15000户家庭提供其所需的食物[56]。

“人与人之间的计划”(Plan Pueblo a Pueblo)是基层社区在解决食物短缺问题上的另一项成就。该计划基于已有公社的组织,尝试搭建农村生产者与城市居民之间的直接联系。该计划成立于2015年,通过定期配送价格合理的新鲜食品,目前它的受益范围已覆盖了超过60000户城市劳工家庭。

其他的基层草根运动包括农夫市集(Feria Conuquera)——这是首都加拉加斯每月举办一次的另类市集,它的特色是提供生态农业生产处的新鲜食物以及一些用于替代超市缺货商品的手工制品,致力于弥合安第斯山脉地区城乡差距的手拉手农业生态交流(Hand to Hand Agroecological Exchange)以及人民种子计划(the Plan Popular de Semillas),这是2015年通过自下而上的政策制订过程而最终生效的国家新种子法的一个分支部分[57]。

委内瑞拉的农夫市集|图片来源:Food First

面对食物短缺,委内瑞拉政府也作出了一系列的回应。首先,重组公共管理部门时优先考虑食物主权的问题,这其中包括,2016年初农业土地部新设立了三个独立部门:城市农业部(有理由相信这一部门应是全球首创),渔业与水产养殖部和农业生产部。

随后政府创立了全国范围的供给计划(the Great Sovereign Supply Mission),这是一个专注于确保国家粮食、药品和其他基本物资供应的整体性计划。

政府应对食物短缺的措施中,地方供应和生产委员会(the Comités Locales de Abastecimiento y Producción,简称CLAPs)与民众组织之间保持了最紧密的联系。2016年,CLAPs迅速推出了一系列措施应对食品短缺问题,最初这些措施是针对占全国人口五分之一的那部分最贫困的人口的,而截止当前,已经超过半数的委内瑞拉居民能够由此获益。

政府通过CLAPs直接从私人或公共供应商处购买食物,并与社区组织协调后向普通民众家庭发放混合食品包。社区主要负责将自身情况汇报给CLAPs,对当地人口进行普查统计,定期发放食品包,这些食品包通常每包重达12-15公斤并以补贴价格出售。

通过社区与政府的共同推动促成了大规模的协调合作,在CLAPs运作的第一年就已让约200万个家庭受益,而如今整个国家已拥有超过三万个CLAPs组织,并计划在2018年年底将定期食物分发覆盖到600万个家庭——即近全国四分之三的人口[58]。
 
在从事食物主权运动的活动家眼中,CLAPs获得的评价褒贬不一,她/他们注意到CLAPs提供的食品存在对于工业化食品依赖的问题,而一半左右的工业化食物都是通过食品进口获得的。与此同时,CLAPs在减少食物短缺所造成的最坏影响方面的确发挥了重要作用,并成为了围绕食物问题进行民众组织的重要手段,因为半数左右的CLAPs会直接参与到粮食生产过程中。

因此,越来越多的食物主权运动活动家(包括El Maízal公社及“人与人之间的计划”的参与者)正在与CLAPs进行密切的合作,并试图将CLAPs的工作推向更具有变革性的方向,成为长期愿景“零美元农业”中的一部分。

六、结论

委内瑞拉当下所面临的状况远比主流论述所描述的状况复杂许多,因此它需要更深入的分析。我们借以食物作为分析透镜,并且聚焦于种族、阶级、性别及地缘相关的权力问题,一些新的有助于理解当下危机的关键要素逐渐浮现出来。这些要素包括:
 
(1) 长期以来,食物是作为阶级分化的工具存在的,它在创造及维持精英阶级、精英阶级的同盟——中产阶级和一个作为“他者”的阶级过程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2) 国家体制内外的精英阶级及其同盟,借以显性或隐藏的权力手段,确保其权力在农产品体系中集中与强化。
 
(3) 在高度种族化的科学与现代性的观念下,农产品体系在生产、进口、消费各个环节愈发同质化,更加单一化并且受到了更加严苛的控制。
 
(4) 市场营销策略强化了工业化加工食品与公众之间的亲密关系,导致了这些食品遍布人们的日常生活。
 
(5) 人们获得这些食品的方式主要依赖被垄断的供应渠道和超市。
 
(6) 这些食品的缺货持续冲击着人们的日常生活,这种冲击尤其对于那些作为“他者”的阶级而言,特别是妇女,更为严重。
 
(7) 在特定食品短缺上国家的确负有责任,但是私人资本在其中发挥的作用却被极大地忽视了。
 
(8) 精英阶级借以恢复缺货的商品以及重建秩序的提案,反对国家有利于劳工阶级“他者”们的项目与政策,试图巩固自身权力。
 
(9) 中产阶级集团假借人民的名义反抗政府以及政府的同盟——被他者化的劳工阶级,他们看似在创造社会正义的图景,然而却在施行着具有种族化意味的暴力行为。
 
(10) 一直以来,国家与资本的关系不断强化,这继续导致了其权力在农产品体系中的集中与强化。
 
虽然上文列出的因素还不够全面,但这些因素反映了在精英联盟的长期控制下,委内瑞拉当下社会出现的新趋势。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那些看似无形却无处不在的,对于日常生活领域的控制机制,这一机制促使(特权阶级)更加方便地统治与支配普通民众尤其是贫困的劳工阶级。

借以殖民化、现代化以及今天的全球化,现代工业食物体系的完整结构,已经被改造为一种控制与被控制的工具——提供迎合大众口味的食物,但其提供方式却是通过高度控制与被控制的途径,恰如委内瑞拉今天所呈现的那样。

但是,我们也已经看到,食物同样也能够成为反抗的手段。

主流论述不仅常常回避谁才是当前危机的主要制造者的问题,而且掩盖了基层民众对于危机的各种应对方案。这一现象的产生与主流媒体将委内瑞拉的劳工阶级塑造为被动的受害者而非积极的参与者形象有关。

这种针对劳工阶级的刻板印象与他者化(othering)还导致了人们的一种常见印象,大多数委内瑞拉人由于查韦斯的石油美元政策及其个人领导魅力而盲目追随他的。这也使得今天的国际媒体忽略了目前委内瑞拉人民在食物主权运动上所呈现出的前所未有的重视与进步。

这种对于穷人和贫困的刻板印象十分普遍,但除此之外,他们极少关注到其他问题。譬如,《纽约时报》关于委内瑞拉饥荒的一篇文章中以一张人们正在吃本地最受欢迎的一道菜肴的照片作为特写;《卫报》的一篇报道则以《饥饿正在吞噬委内瑞拉人的灵魂——人们正在为生存挣扎》为题报道了一个叫做Chuao的渔村,“当地饮食习惯正在回归到类似其祖辈或父辈的状态,食用鱼、根茎蔬菜和香蕉”——不少美食家应该愿意出高价购买这样的食物吧[59]。
 
虽然这些自相矛盾的报道可能会让人痛苦,对于普通委内瑞拉民众而言,甚至有时会感到可笑,但是这些故事却能够成为强化关于委内瑞拉的主流叙述与制造国际舆论的有力机制。虽然我们并不期待从西方主流媒体那获得更多,但我们需要质疑为何类似的叙述同样能在学术界与知识界(包括一些左派学者)不加批判地反复出现。难道我们不应该摈弃自身的偏见吗?
 
为了确保那些从我们的权力及特权位置可能无法直接接触到的事件与经验不被遮蔽,为了我们能够反思我们的论述是否太过于贴近我们自身所处的生活现实,在运动中引入反思并且建立学者与草根运动之间基于实践的伙伴关系是十分重要的。

在美国及其盟友的策划下,委内瑞拉的每一天都会出现新形式的针对政府、人民以及运动过程的侵犯或挑衅行为,我们作为学者与活动家面临着选择。

我们也可以等到一切都结束之后进行马后炮式的分析,或者,我们即刻就参与到委内瑞拉的草根运动之中——对于运动而言,批判是需要的,并且在当下建设性的批判是十分必要的,但也必须让参与运动的人民清楚地知道我们是与她/他们的斗争团结在一起的。

我们可以宣称曾在拉丁美洲崛起的左翼运动进入了低潮,但我们也可以跟那些认为由于革命进入低谷期而感觉自己失去社会地位的人们站在一起:历史仍然在为他们以及由他们书写,对于那些人而言,投降从来都不是一个选项!

注释:

1. This article is adapted from a paper presented at the first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the Emancipatory Rural Politics Initiative (ERPI), held at th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of Social Studies in The Hague, March 17–18, 2018. The authors wish to thank the ERPI team, as well Fred Magdoff, William Camacaro, and the many others, particularly grassroots movements in Venezuela, who have contributed to this 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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