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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菜场升级:有颜值没生活,买菜越来越不方便

2018-12-14 16:02

原作者: 柴潜 来自: 澎湃新闻市政厅栏目,“食通社KnowYourFood”微信公众号
食物主权按:在北京疏散人口的大背景下,产业升级的压力、政府“规范化”管理的压力,使北京传统的菜市场快速消失,规范化的“便民商业网点”取而代之。然而,消失的菜市场不仅导致消费者失去了选择的“便利”,更使原先在传统菜市场中谋生的外地小商贩们难以维持生计,不得不进入连锁的蔬菜供应公司,给公司打工。风险小了,他们也赚不到钱了。

尽管如此,小商贩和消费者同时受损的情况下,获利的却是地产资本。一些房地产企业已经嗅到这股便民服务产业“拆旧换新”的风向,争相布局,将“社区服务”重点纳入发展蓝图中,着眼于建立社区邻里超市、集市、菜市场等社区型商业。这场以“国际化现代大都市”为蓝图的升级改造,在“规范化”的导向下,公共服务被交给资本,政府以补贴资本的形式,驱逐了不规范、非正式的小从业者。这与中国农村正在发生的资本下乡,有着高度一致的逻辑。


本文勾勒了“北京菜市场变迁的生死图景”:菜市场被拆毁而消失的大潮之下,反映出城市的排斥而非包容。菜场的升级改造,瓦解了居民可以随意交流的平台与场所,也使居民逛市场的乐趣荡然无存,还给老年消费者带来了不便;而菜场的消逝和租金的增加,也驱逐了非京籍户口来京卖菜的底层外来人。在追求所谓“原真性”的背景下,发展规划者和市政管理者眼里只有景观的整齐划一,以迎合中产阶级或所谓设计师的审美,却未曾顾及升级所带来的居民生活的不便和公共空间的破坏。高大上的视觉营造凸显的是资本和消费至上,抹杀的是生活市井和社区认同,城市已经不再是各个阶层的人都适宜居住的城市,徒留民众的唏嘘和失落。

图片来源:新浪网


食通社按:北京的菜市场正在消失。为了找到背后的原因,以及北京食品流通的未来,食通社和几位媒体机构的小伙伴在过去近一年的时间里,研读政府文件,走遍全市近20个仍在运营的菜市场,并深入采访了卖菜的菜贩、买菜的居民、经营菜市场的企业、研究菜市场的学者,试图为大家勾勒出一幅“北京菜市场的生死图景”。
 
在南方人阿紫的记忆中,1990年代在北京读书时,能吃到一顿空心菜,已是极了不起的事;如今,一颗南方人的胃想要在北京得到慰藉,已不是难事。这背后是1990年代以来,其他省市蔬菜大量输入北京的结果。
 
今天北京绝大多数的综合菜市场,其雏形都可以回溯至上世纪九十代初的国家“菜篮子工程”。当时农业部为缓解1980年代出现的副食品供需矛盾加剧和物价上涨过快的问题,逐阶段部署和建设新的副食品生产、流通、消费体系,北京在往后的20年中,大力发展以蔬菜批发市场为中心,集贸市场为辅的食物供销链。
 
政府宏观调控“菜篮子”的手在最初阶段作用显著。副食品供应的难题迎刃而解,还大大丰富了蔬菜供应的品种。到今天,北京市民吃菜在数量上要大量仰仗其他省市输入,这是不争的事实;而蔬菜的品种和种类也在外地人口的带动下变得丰富多样起来。
 
据北京交通大学建筑与艺术学院副教授盛强统计,2005年,三环内有5个摊位及以上规模的菜市场是179个;而2009年增长为182个。“尽管辛苦程度超乎想象,但农贸市场依然是外来农民工就业首选之一”,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副教授陈宇琳说。在她所做的针对望京地区农贸市场变迁的调查中,从事卖菜或批菜的商贩,绝大多数都是外来人口,本地人口仅占3%。
 
而从2002年起,北京在“流通现代化工作会议”精神的指导下,开始了对三环内农贸市场的改造,并决定大力发展超市、便利店、社区菜店等设施。也几乎与此同时,北京主要城区的菜市场开始逐年被慢慢地改造、外迁。
 
十多年过去,北京的菜市场生态,又迎来了一次巨大的变化。

加速消失的菜市场

年初,我们来到北京丰台区刘家窑附近的菜场群。东森市场的商户比去年少了一半。空下来的摊位,强硬摊派到剩下来的商户身上,本来租一个摊位的菜贩,一下子不得不租三四个,而顾客却越来越少。
 
隔壁的顺四条市场拆掉了过去院子里搭的棚子,棚子里的小龙虾摊位因“不符合要求”也迁走了,整个菜市场的人气也弱了下来。今年年初来买菜的人寥寥。
 
市场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向我们表示:“很多过去每两天就要上一次货的摊位,现在一个礼拜才上一次货。空了不少摊位,过完年,商户就不回来了,现在也招不上租……”
 
而在大半年后的十月,我们再回访时发现,顺四条菜市场只剩下原本面积的五分之一,门口的招牌也换成了“社区便民菜篮子”。买菜的人说,这仅存的几个摊位,蔬菜并不怎么新鲜。商户们说,隔壁正在装修,整改好了应该还会开业的。走出菜市场,巷子里一个摆地摊卖菜的人告诉我们,他正是以前在顺四条卖菜的商户,等着整改后再迁回去,然而大多数像他一样被迁出的商户,却并没有耐心等待整改工程,不少人回了老家,另一些人改了行。
 
在海淀区西苑,三家小型菜场都显得过分冷清。河南来的菜贩赵先生自从十几年前来到北京就做蔬菜生意,西苑拆了,又挪到了不远处的地下室。
 
“以前一天能卖一千多斤,现在?也就几百斤吧。”到了今年,他感到生意尤其难以继续下去,已经决定再坚持两个月就彻底改行。

西苑周边的小菜场︱图片来源:柴潜

在我们走访的北京(城八区)近20个菜市场中,“生意大不如前”几乎是摊主的共同评价。
 
我们又来到了北京最大的蔬菜批发集散源头,一探究竟。
 
新发地大概是北京市凌晨3点最忙碌的地方。被称为北京市“菜篮子”、“果盘子”的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位于北京南四环和五环之间,面积相当于157个足球场,一直以来承担着北京80%以上的农产品供应。

新发地,更多新发地照片,请见食通社图文报道:你见过凌晨三点的北京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吗?图片来源:柴潜

这里好象一座巨大的食物迷宫,食材按类别——绿叶菜、茄果、菌类、禽蛋、水产、海鲜、进口水果等等——被分散安排在不同区域。在其中一个绿叶菜批发点“京津冀食用农产品产销衔接示范区”,来自全国各地的集装箱大卡挨个排开,整车的芹菜、莲藕、青菜……迎接菜市场摊主、餐厅和超市老板、学校、政府机关采购员,随后展开各自的“最后一公里”行程。
 
但即便看上去人流如织,也不能和以往的盛况相比。刘女士是山东威海人,在新发地批了十几年的菜。她指着面前的街道说:“以往同一个时期,到了这个点,哪里都是人,根本走不动路,看看现在,都没人了啊!不光买的人也少了,卖菜的商家也少了。”
 
河北的老张在新发地卖了十几年黄瓜,这一季主打东北的大棚瓜。他告诉我们,若按每天计,现在的利润和去年同期相比,少了至少一半:“来批菜的人少了,需求大幅下降。附近关了好多厂子,车间单位也没有那么多供应量了。” 
 
从凌晨3点到6点,从绿叶菜批发地,到冷清的禽蛋大厅,再到交易接近尾声的海鲜厅,我们一路听到批发商的抱怨,都是如出一辙的“生意不好做”。
 
从批发到零售,越来越多的菜市场从北京地图上消失了——或成为西苑早市那样的废墟,或“升级”为其它功用,再不能寻到任何痕迹。根据盛强的观察与统计,从2005年到2015年,北京老城区的菜市场在急剧减少。

当“控人”遭遇菜场

在我们的走访过程中,多数菜贩们都将转折点定格在2017年年末。 
 
新发地的老张清楚记得当时的情景:“走了很多人,周围外地菜商都走了,工厂里的工人也离开了,附近饭店餐厅全关了,谁还来批菜?” 
 
顺四条菜市场办公室的老板也对此表示无奈:“以前可热闹了,去年年底,附近的公寓都给拆了,来的人一下就少了。这不还空了好几个摊位,那是人家春节过完就不回来了,现在招租也招不上。”
 
从菜贩到相关研究者,都一致认为:北京菜市场的加速消失,既有业态升级带来实体空间被关停的因素,也有为了疏解人口以业控人的原因。
 
“菜市场在城市中是非常脆弱的。在北京市产业升级和人口调控的政策影响下,一方面大量菜市场并没有被纳入社区公共服务设施的范围,另一方面卖菜的又绝大多数是外地菜商,因而菜市场和外地菜商成为城区里最先也是最容易被治理的对象。”陈宇琳说。
 
陈宇琳在调研中发现,北京菜市场的摊贩基本都是外地人,而且主要是外来农村人口。“菜市场日常经营时间长、强度大,非常辛苦,但尽管如此,由于这个行业属于自主经营,门槛较低,启动成本小,所以依然是农村流动人口择业的首选。”而我们访谈的许多菜贩通常清晨2点就开始忙碌,从批菜进货到晚上八九点收摊回家,无论睡眠还是休闲时间都非常有限。“本地人哪吃得了这苦”,不少菜贩这样说。
 
随着整个1990年代至2000年初北京飞速发展,不断涌入的外来人口开始被当作“问题”,与“城市病”一起进入公众和决策层的视野。在从“人口调控目标责任制”到“以业控人”的政策思路进化路线之下,曾经为北京市民提供了20多年副食蔬果的菜市场,在2010年代变成了老旧、落后、肮脏、管理不善的产业代名词,被迫经历了一轮急风骤雨般的关停、整顿和升级。包括德胜门、前门、西苑,一系列大中型农贸批发市场、菜市场,都在2015年前后消失了。
 
时间快进到2017年。北京市政府最新出台的一系列“疏解整治促提升”政策,之前缓慢的城市升级改造,在这一年忽然间加快了速度:整治拆墙打洞、清退批发市场、大量关闭城中村旅馆、疏解外来人口……而菜市场更是无法幸免。
 
为了整顿市容、改善居住条件,拆除了一些菜市场,那么新的问题出现了:接下来,老百姓该去哪里买菜呢?
 
4月早春时节,定居胡同四处飘着杨絮。一些零散的蔬果摊贩“顽强”地盘踞在这里,利用各个大杂院入口处新安置的标准化蓝色铁门,把自己和菜摊隐入“室内”区域。买菜的人不断,但入口基本只容一人,有时要在铁门外挤挤挨挨排起队来,猛一看这场面,好像在进行什么神秘交易。
 
胡同口有一家馒头店和一家面条店。拆墙打洞使得店面只剩一个高处的窗口,装着防盗栅栏。尽管没有招牌,买馒头和面条的人依然络绎不绝,但每个人都只能依次踩上墙角摞起来的两块水泥大石头,踮脚,通过栅栏伸手递钱,收货。

定居胡同的馒头店︱图片来源:柴潜

时隔半年,再度拜访定居胡同,我们发现原先隐藏在院子里的菜摊也都消失了。整条胡同还剩下两家小超市在卖菜,除此之外,馒头面条店也仍在。午后时分,阳光穿过槐树枝叶,扣在一排排新设置的市政鲜花箱上,人影稀少——很难想象这里曾经是一个有着十多年历史的自由菜市场区。
 
除了曾经盛极一时的早市,还有著名的“天陶市场”呼应,价格便宜品种又多。但2014年这里历经了一次比较大的环境整顿,早市和天陶市场都被拆除;去年,在经历了进一步的“拆墙打洞”胡同治理之后,这一带的“食物生态”变得更加萧索。
 
“原来这地方全是卖菜的,人多到走不动道儿。这不是拆墙打洞嘛,去年都给轰走了。现在走路是方便了,吃菜倒费劲了。” 面条店对面墙根有两位大爷在晒太阳聊天,其中一位指着高墙监狱似的面条店窗口慢悠悠说:“你们觉得不好看?不好看有什么办法?老百姓总得吃馒头吃面条吧?” 

失去了选择的“便利”

许多类似定居胡同的社区,经历了2015年前后大型菜市场的拆除和2017年的一系列清理整顿。老街坊们都反映说,社区中买菜不再那么便利了,要挑选种类、质量合适的菜,花得力气比以前要多出不少。
 
十多年来,盛强一直在追踪北京菜市场的变迁。他认为,无论政策导向如何,市场本身都有无法改变的规律。在他看来,“需求是第一位的,随着市民消费能力和生活品质的提升,对社区及商业的需求进一步增长,具有价格和商品种类优势的大中型市场吸引力便降低了”。所以,菜市场也会随之走向小型化、碎片化。
 
在政府眼中,小型化、连锁化、超市化也一直是更“高级”的城市副食供应业态。早在21世纪初,加快建设超市、便利店、社区菜站的意见,就和清退农贸市场的决定一起,出现在决策层案头。今年3月,北京出台《关于进一步提升生活性服务业品质的工作方案》的通知。“优化蔬菜零售、便利店(社区超市)、早餐、快递、便民维修、家政服务、美容美发、洗染等基本便民商业服务”被列入工作重点。各个区的商委,也各自推动了一系列方案,填补菜市场的“空缺”。
 
在西四北大街,一家叫做“金瀛广云”的超市在2017年年底开张。这里分为上下两层,一楼菜档、肉档和水产,二楼则经营主副食品和日杂。随着附近的宫门口菜市场、富国里菜市场和润德立市场自2014年陆续拆除,“金瀛广云”顺势和商委合作入驻了这片真空地带。

金瀛广云超市︱图片来源:柴潜

“很多小商小贩路边摊位和不合格门头商户被关闭和叫停。在这种情况下,如何让居民日常生活更加便捷高品质?我们决定把过去以生鲜为主的超市再进行服务职能升级,让居民生活中遇到的所有问题都能在中心找到解决方案。”在开张时的一篇报道中,超市的创始人丛子斌这样解释开店的初衷。
 
而在东城区,一家叫做“悠惠万家”的连锁化菜站也在两年间部署开来。按照诸多报道,这家连锁店整合了各类菜摊、主食、便民服务,除此之外还带有“互联网+”思维,代表着日常生活产业的“规范化、连锁化、便利化、品牌化、特色化”。
 
在北京城,类似网点正雨后春笋般纷纷冒出,其最终目标,是建设市政府文件中提到的“一刻钟社区服务圈”。按照这个规划,到2020年,北京居民走出家门,在15分钟内就到达政府支持开设的便民商业网点。“2018年底前实现全市平均每个行政社区蔬菜零售网点数量不少于2个的目标”。除此之外,近些年蓬勃发展的电商,也被纳入解决“菜市场问题”的诸多力量之中。
 
然而,且不说大部分居民并不会使用,也不习惯电商模式,规范化、小型化、品牌化、连锁化乃至电商化的蔬菜网点,也并不见得能代替居民对菜市场的需要。
 
定居胡同和广安胡同一带的菜市场拆除后,原先合法经营的100多家摊贩被分散到了据说6家附近的网点菜站。对于这些菜店,定居胡同里买菜的普通居民也有不少意见。不少人觉得菜站选择太少,跟以前的早市和菜市场还是没法比。

定居胡同的菜店︱图片来源:柴潜

方阿姨推着自行车抱怨:“我现在要吃点不一样的,就得骑车20分钟去陶然亭。刚刚在那边(某家菜站)买了三颗葱,5块钱。这会儿还好点儿,春节期间更邪乎,什么都10块,扁豆、豇豆都10块。你说整治就整治吧,但得给我们提供方便啊。都是工薪阶层,谁老去超市买菜去?”
 
“传统菜市场的作用不是小型菜市场和超市可以替代的”,学者陈宇琳告诉我们。“小型化社区菜站虽然便利,可以比较灵活地布点,但这种形式更像是近期拆除菜市场后一种不得已而为之的补救措施。”她认为,居民需要的是丰富的选择,一站式的服务,足够的稳定性,这些都意味着分散化的菜店乃至四处“打补丁”的菜车,都不能完全取代更大规模的菜市场。
 
小型化、超市化和连锁化也同样意味着原先从事蔬菜供销的人无法再维持生计。原先自主经营的菜摊、主副食小贩们,很多打道回府回老家;依然留在北京的,在生计压力下,一部分人进入了新的超市、连锁体系。新发地菜篮子工程下面几百家深入社区的直营店,包括金瀛广云超市在内的连锁菜店,由“菜贩”主导的个体生意,在这些地方变成了雇佣关系。
 
在崇文门,一家连锁菜店的卖菜营业员告诉我们,她之前一直做蔬菜生意。辗转过多家菜市场,直到天坛附近那家菜场腾退后,她发现最终无处可去,就开始进入连锁的蔬菜供销公司,给公司打工。“不操心了、风险小了,也赚不到什么钱了”,这是现状之下的一个无奈之选。
 
“我们在追踪调查中也发现一些菜贩进入超市打工了。”陈宇琳说:“但他们的收入从七八千降到了两三千,而且劳动量还增加了,他们普遍反映如果能找到合适的菜市场,还希望继续回去卖菜。”
 
“超市化连锁化的模式看似稳定,但前提是,没有其他地方可以再进行自主经营了,菜商如果想要继续呆在这个行业,就只能依附于这些资本来出卖劳动力。”陈宇琳认为,如果经营模式太单一,则会形成垄断。而传统自雇经营给居民提供的社会交往和邻里关怀功能,则是规模化经营无法提供的。

菜市场:蓝图上最随意的部分

拆除菜市场积极又有效,重新营建的能力却非常有限。在网点菜站的建设上,尽管政府有补贴提供,也采取了一些补救措施,但由于缺乏整体规划的能力,同时行政层级上的决策权各自有限,使得真正了解区域需求的组织和机构无法真正发挥作用。
 
陈宇琳提到,在自己做的望京地区菜市场调研中,当地政府把各类菜市场和社区网点都归至麾下,当作便民工作的一部分。但其实真正由街道认证、补贴的菜市场,只有一家。其他都是私人化运营,生存条件依然非常不稳定,随时面临被拆除的可能。
 
个体摊贩、自由菜市场消失而造成某种程度食物供应问题,政府最新的应对方案是在土地上下功夫。在今年3月北京市规划和国土资源管理委员会关于发布《建设项目规划使用性质正面和负面清单》的通知中,明确“鼓励居住区相邻用地调整为社区便民服务、菜市场等为本地居民服务的居住公共服务设施”。
 
敏锐的房地产行业纷纷嗅到这股便民服务产业“拆旧换新”的风向,争相布下资本的大局。《经济观察报》发现,战略上转型“美好生活”的金科、万科等企业,已将“社区服务”重点纳入发展蓝图中,着眼于建立社区邻里超市、集市、菜市场等社区型商业。
 
事实上,地产商也不是第一次插手菜市场。1994年,土地财税正式登上历史舞台。在政策鼓励和政府推动下,土地通过商业开发、资本化,成为城市经济增长发展的强劲动力。同期,北京的菜市场,则在土地利润驱动下面临重重危机。
 
陈宇琳指出,相比地产和商业开发,菜市场的经济效益比较低,而土地使用者为追求利润最大化,自然会收回菜市场用地。农贸市场不得不选址于难以开发的破碎土地,否则就时刻面临着拆除和外迁的威胁。
 
同时,驾着“连锁化、超市化、品牌化”的东风,新发地的菜篮子直通车业务也在紧锣密鼓地发展壮大。截止到2017年4月,新发地菜篮子工程共拥有便民蔬菜点205家,辐射北京510个社区,仅2016年一年,就新开设97家直营店,2017年更是快马加鞭的一年,进一步深化“一刻钟生活服务圈”。据媒体报道,目前北京市的菜篮子直营店已达300多家。

新发地菜篮子直通社区︱图片来源:柴潜

这个工程的背后,是“配送大王”吴志广,他在市政府的支持下,注册了北京志广富庶农产品有限公司,承担了“新发地”市政府菜篮子配送任务。政府试图用升级换代地方式改造公共服务,而对规模和配送链条的要求,就自然为具备一定规模的资本提供了进入空间。
 
同样引人注目的,是悠惠万家连锁店,它采取了时兴的“公私合营”,即PPP模式。在其股权结构中,国营企业东单菜市场和民营企业大道信通各占一大半。这种合营,在北京市工商联合会的文件中是这样解释的:“需要有更多的民营企业参与进来……引导其按照首都城市整体布局,又好又快地完成对疏解腾退空间的合理利用,避免腾退空间重新被不符合首都城市功能定位的行业占据”。
 
在本身利润不算很高,依赖于国家补贴的菜市场领域,清理了原先的生态之后,新引入的资本,开始在补贴和相关政策的驱动下,实施政府理想中的商业模式和雇佣关系。在金瀛广云超市,部门经理告诉我们,政府对超市的补贴条件之一,是要有一定比例的直营菜摊,而不能全盘采用以前出租摊位,菜贩经营的模式。
 
清退人口、空间分散、连锁经营、服务外包、资本升级……菜市场的这些变迁背后,一方面是政府对城市空间、风貌、产业的大力介入、整顿,另一面则是将具体的公共服务交给资本市场。而从居民到从业者的声音,仍然是微弱的。
 
在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任职助理教授的赵益民博士长期研究城市政治空间与人口调控。在他看来,新一轮轰轰烈烈的疏解、升级、改造,以及街头巷尾谈论中的关于未来“新北京”、“中央政务区”种种蓝图,更像是通过拆除、清退、人口调控和号令下的产业升级,而让城市满足“国际化现代大都市”的想象。
 
北京的菜市场与其中生活的人,也像这座城市的其它空间和空间中的人口一样,随着时代变化,在大力发展扶持的对象和不受欢迎者之间反复游移。它和它所承载的成千上万外来人口的供需关系,被当作蓝图上最容易删去也最容易添加的部分。

再次成为主角?

对于中国的城市而言,菜市场属于标配,负责滋润“以食为天”的市民的饭桌。多少年来,人们习惯了在喧闹的场所里选择尚带泥土气息的食材,讨价还价,货比三家。城市中的菜市场星罗棋布,如同针线般将居住在附近的人们编织在一起,日复一日,悄无声息地参与构成了一个个城市的生活共同体。

在专业的城市规划者眼中,具有公共服务功能的菜市场是社会肌理中关键的组成部分。因此,在去年北京市规划和国土资源管理委员会发布的《建设项目规划使用性质正面和负面清单》中,“菜市场”出现在各大区域规划的“正面清单”里。

如今,城市更新正在成为一种新兴而重要的规划技术,它不再意味着单纯的拆毁,而是需要更多地再现和复建。尤其是保护老城“社区”的原真性(authenticity),修正之前千篇一律的房地产开发项目。在这种规划思潮的引导下,北京的菜市场一边灰飞烟灭,一边登堂入室,再次成为主角。

只不过,这样的主角地位,来得颇为尴尬。

“拆”掉的是生活

“宫门口市场品种又全又热闹,后边儿的大茶叶市场干净、规范,连市长都来拜访过,说拆就都拆了!”北京白塔寺社区的不少街坊们都还记得几年前这一带有滋有味的市井生活,农贸市场是其中最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白塔寺隔壁路一拐,就是曾经的宫门口菜市场。再往北走400米,进入大茶叶胡同,就到了富国里菜市场,也被街坊们唤做大茶叶市场。在过去,如果这两家农贸市场还不够逛,那大可骑个自行车,再往东北方向不到一公里,还有一座二环内最大的综合市场——德胜门内大街边的润德立。鼎盛时期润德立有多达400余摊位,然而它在2014年被关停。在“白塔寺再生计划”启动的2015年,宫门口菜市场因产权问题被腾退,留下一座仿古建筑。而曾经历火灾的富国里菜市场,也在2017年变成了空楼。

白塔寺周围零星的几家小菜店,是大菜市场消失后的幸存者。买菜的居民纷纷抱怨:“只剩下这些小菜店,东一下、西一下,菜也不怎么好。”不过就算是这几家不怎么受欢迎的小店,也快要消失了。七月末,仅存的菜店、面条店也纷纷收到了必须搬走的最后通牒。

白塔寺的小菜店︱图片来源:柴潜

和白塔寺不同,位于北京海淀区西北角的西苑早市早就变成了一片瓦砾,任何“再生”的机会都没有。

“中间这块空地以前全是卖菜的摊铺,远处这一排是卖豆腐和主食的,再往那边是卖肉的,冬天就会挂满自家做的腊肉腊肠,凤花家的茶店就在这里,我们家爱喝茶,都来她这儿买。巴掌大的地方堆满了货,你不管要什么,她都能像变戏法似的从某个角落掏出来给你……”在西苑早市的废墟上,市民张诚寻着昔日的痕迹向我们一一介绍这里曾经繁华的景象。

西苑早市运营了21年,在2014年被拆掉。对于张诚一家人而言,那些因买菜而自然认识的朋友和交情都消失了。在张诚的回忆中,凤花的茶店常年不乏天南海北各路神人,大家喝茶聊天,交换各种文史轶闻,风波动态,好似一个标准的公共空间。

“她这儿以前有一个老顾客,是珠江电影厂做制片的,‘文革’中后期好多电影都经他的手,知道各种圈内趣事。我们没事儿老聊。现在再也没机会见到了。”

西苑茶店新址︱图片来源:柴潜

对于那些经历过大规模拆毁与同质化建设的西方城市而言,拆迁式的快速发展无益于增加城市活力,还会毁掉原先社区中存在的多样性和复杂性——这也是美国城市规划批评家简·雅各布斯(Jane Jacobs)在其经典著作《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中呈现的核心观念。雅各布斯认为,人类生活的城市似乎应该体现出一种因不同的阶层混居,艺术文创产业兴盛而表现出的活力和魅力;而实现这一图景的手段,是对原汁原味底层本土生活和本地特色的街区进行“捍卫”或“营造”。

在北京,很多原本存在了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老菜市场,和周围的餐厅、学校、居民……在这两年加速消失退散了。在充斥着“社区营造”、“社区治理”等热词的当下,菜市场和它们所支持的那些原本朴素而接地气的“社区”关系变得陌生起来。

“网红菜市场”与中产阶层审慎美学

在北京菜市场消失的大潮中,三源里是个例外。商贩和顾客们说,兴许是因为靠近使馆区,这边很少被拆迁和整治打扰。

从很多角度看上去,位于亮马桥附近的三源里菜市场都颇像“雅各布斯式”生活场景中的一幅画面:走在市场中,你可以看到各种肤色的人在摊铺前讨价还价,货比三家;卖家都会一口流利的英语,并对自家的货品无比熟悉和引以为傲。三源里市场如此红火,成为媒体报道趋之若鹜的“网红”。6月初,某知识付费平台还包下了这座市场的外观装潢,为其驻场经济学家的新书做推销,可谓既有文化,又有生活。

三源里市场以出售多种菜品、异国调料、热带水果、芝士奶酪、牛排海产而闻名京城。对于那些讲究生活质量、重视一日三餐、喜欢尝试异国美食和烹饪方式的城市中产阶层而言,去过三源里菜市场是件值得在社交媒体上一晒的经历。

三源里菜场︱图片来源:柴潜

但是在老主顾大伟看来,来这里的顾客大多都是走马观花偶尔为之。大伟在亮马桥一带住了十来年,在时尚界工作的他对生活质量的要求较高,而三源里的芝士、大闸蟹和进口水果都非常好,符合需要。但他发现,那里的游客数量逐年上升,整个市场却越来越像个景点。水果店、面包店这样方便人们随手买随手吃的店铺增多,蔬菜店则挤在角落里,价钱比普通菜价贵出一大截:“就好比我在墨尔本逛菜市场,买一大袋樱桃,边吃边吐核,只是为了感受一下。游客怎么可能去买半斤猪肉呢?”

然而当菜市场面对城市功能的调整与变迁时,成为景观和“网红”的三源里能够长期安然无恙,许多普通的便民菜市场却在市容美化、消费升级面前遇到了压力。它们有的消失了,有的在艰难地寻找新的定位。

在北京各种菜市场关停拆迁的漫天尘埃中,有超过17年历史的南小街菜市场是一个“幸运儿”。它非但没有消失或变成连锁超市,反而在街道、产权单位、规划设计领域的专家等多方合作下,于去年底进行了升级改造,并重新开放。可以称得上是“第二春”了。

不过,对于该社区经历过各种拆迁改造的居民而言,一个菜市场的改造,实在算不上什么大事儿。16年前,这里就曾实施过引人瞩目的“朝内危改区”改造工程,大街东侧大片老胡同和居所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消失,被现代造型的住宅小区取代。2012年,这里又被纳入“东四南保护区”项目,西侧保留下来的胡同故居和名人四合院,成为重点保护对象。2017年夏天,朝阳门街道对街西侧的违建商户进行了“封墙堵洞”治理,重新定义并美化街道外观的颜色和造型。根据媒体报道,朝阳门南小街在几个机构的联合设计下,被定义为东城区一条古都风貌和现代建筑并存的文化特色街区。

而南小街菜市场的改造顺应了这种社区“文化特色”的东风。

南小街菜场︱图片来源:柴潜

改造后的南小街菜场颜值大大提升。淡绿色的外立面墙上画着一辆老式自行车,车后座夹着一颗冬储大白菜——多少令人回想起菜品供应单一的年代。走进菜场大楼,可见清洁的水磨大理石地面、码放整齐的开放式柜台、裸露着工业管道的明亮天花板,隐约有一种国营店怀旧风格。区域指示牌上写着巧妙的只言片语:“萝卜青菜、各有所爱”、“赤橙黄绿青蓝紫、柴米油盐酱醋茶”——种种朴素但讲究的细节提醒人们,这里是有品位的。

尽量保持原有的建筑旧样,通过细节改造和功能提升,让菜市场变得更好。这样的努力很像早期简·雅各布斯和其追随者们为了保存纽约市社区中原汁原味的小店、碎石子小路而做的努力。

只不过,捍卫一个老街区“原汁原味”的文化景观,无法不令人联想到那些消失了的、原本由外来人口、老居民、“违建”小商户所构成的生活空间。这听上去难免有些讽刺。

我们到访南小街菜市场不下5次,看到这里客流量始终有限。肉联厂直营摊的小伙子在玩手机:“上午基本没什么人,下午好一点,下班以后会有附近的人来买菜买肉。不过销路也不如以前。”

市场角落一位摊主则悄悄告诉我们:“改造完我们搬回来以后摊位费就涨了。按照他们(产权方)的要求,光是买新的货柜就花去一万多!还给摊派新摊位,留给储藏空间。现在三个月要我2万块,太吃力!再这样下去我也只好回老家了。”

有趣的南小街菜市场斜对面有一家地下超市,只开放半天,附近居民称其为“早市儿”。尽管菜品略逊,菜价却便宜得多,吸引了附近很多消费者。早上来到这里,你会凭借熙熙攘攘的人流,一眼辩认出超市那个不太起眼的入口。地下空间充满霉味儿,却丝毫不影响拎着菜兜推着菜车的人们四处逡巡、比价。菜贩们的叫卖声不绝于耳,地面上沾着菜叶和脏水——似乎这样的场面,比干净节制、充满怀旧中产美学风格的菜市场,更能引发社区“原住民”的认同和参与,更“接地气儿”一些。

“原真性”的社区

2015年,北京国际设计周的“白塔寺再生计划”打着社区营造、老城新生的旗帜在这个街区展开,由西城区政府和北京华融金盈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联手推进,京城的建筑设计师、艺术家和规划师纷纷趋之若鹜。

宫门口菜市场正是在那一年被拆掉的。它在设计周期间被征用为主展场,用以展示社区的文化与历史、再生计划的理念及设计产品。去年北京国际周期间,这里还举办了一场“菜市场”主题的讲座,几位文化传媒界的嘉宾感慨,菜市场逐渐不再符合中产阶层的需求,即将从内城中消失。
 
德国杜伊斯堡埃森大学政治学博士、城市政治和社会运动研究者吴强说,“最理想的反城市化菜市场模式,是城市的居民到农村去搞一个农场,自产有特色的产品。他们比今天的种植业者更知道城市中产阶层的需要。或许,在城市化的未来,只有反城市化的菜市场才可能生存下去。

而我们却在走访中处处听闻邻里们“买菜难”的抱怨。

白塔寺的街道︱图片来源:柴潜

如今把人吸引到宫门口东岔的,不再是久负盛名的宫门口菜市场,而是位于其旧址附近的小小的门面——“会客厅”。门口的小黑板上用粉笔写着一周工作坊的日程表,门内则堆满了老北京的怀旧物件儿,操着北京话的老人迎来送往,街区里的本地居民坐在里面喝茶聊天。

七月里的一个下午,我们到访了会客厅。这间不足二十平方米的空间里正在开会,十几位本地老人围绕着一位创意界人士,讨论着如何筹备十月份的2018北京国际设计周。在胡同里那些被征用做展览空间装修的噪音中,几位乘凉的阿姨听闻我们是媒体从业人员,忽然吐起了苦水:“以前说这边拆,现在也不拆了,你们给我们呼吁呼吁,把这边改善一下啊!你看这破的!”

的确,对于生活在这里的老北京而言,虽然是黄金地段,但如果不是街边的门面房,则有价无市。即便是门面房,在“封墙堵洞”的政策下,也难以再租给外地人做小生意了。

于是,本地人不得不留在这破旧的“古建筑”里,面对着他们难以理解的各种创意设计。“把我们好好的农贸市场占了,就每年忙活这么一会儿!咱们老百姓弄不清楚他们搞什么呢”,自1990年代初就生活在这里的下岗待业的老胡说。他突然放低了音量,“但是他们每回设计周开幕,我就混进去拿他们点儿吃的。”

相比本地人,面对这一波“城市升级”,更为脆弱的是在社区中生活了多年却并不拥有北京户籍的外地人。那间温情脉脉的会客厅更是让社区里仅剩无几的外地人望而却步。

会客厅隔壁炸素丸子小铺里的陈大爷就从未踏入过那个空间。宫门口菜市场的“遗址”里正在筹备设计周新的展览,他却也像周围其它几家菜店一样,猝不及防地接到了那张一周内必须搬走的通知。

因毗邻修建于明朝的清真普寿寺,这里形成了一个回族聚落。改革开放后,很多来北京闯荡的外地回族也自然聚集到这里。街坊邻居多年来相处非常融洽,陈大爷租下的房子几十年都没涨价。陈大爷是山东的回民,在这里生活三十几年,他的铺子俨然是这个社区必不可少的组成。

在陈大爷眼中,从开发商的进入,到政府的封墙堵洞,直接波及的大多是外地人,他熟识的朋友们接二连三都回了老家。这几年,生意也一年不如一年。

“我三十几岁刚来北京,特别爱玩,每天骑着车大街小巷溜达,对北京太熟悉了。那时候真喜欢北京,人也好,生活也自在,我想我要一直在这儿生活下去。这两年的政策太叫人心寒了,如果不是孩子还在这儿上学,我就走了,一点儿留恋也没有。”

“那才是会客厅!”漫步在白塔寺,盛强指向一个街角。几位生活在这个街区的老人正坐在几张被遗弃在街旁的废旧沙发和靠椅上,操着不同的乡音话着家常。

白塔寺的居民“会客厅”︱图片来源:柴潜

盛强是北京交通大学建筑与艺术学院的副教授,他常年跟踪研究北京二环以内的菜市场。在澎湃新闻的“城市漫步”栏目在北京组织的菜场漫步活动中,他带我们重新走了白塔寺街区。

看着街区中一个个只在设计周热闹一下,而一年里其余时间都空置的文创空间,盛强不无惋惜地感慨着这里的设计过度:“有设计需求的一般都是中高端群体,你把这些地方重新设计、包装了,租金当然会提升,提升了旧商户支付不起租金了自然就要搬走。但是不提升租金的话,谁愿意给这些艺术项目买单?”

事实上,开发商是看上了这里的商业潜能,最终考量是把它打造成类似南锣鼓巷或杨梅竹斜街那样的消费街道。不过,如盛强指出,这里虽然看似有原汁原味旧城生活的面貌、符合今天时髦的城市消费中对“原真性”体验的审美,但它在城市尺度下的交通位置,决定了这边并没有什么成功的机会。

“士绅化”与“反城市”的双螺旋基因

三源里和南小街的菜市场得以保留和推崇,白塔寺的却遭到拆除——这看似截然相反的命运走向,却遵循着同样的底色和逻辑。一个城市的空间更新计划向着两个方向同时伸展:在物理或文化上驱逐着底层人,在资本投入上则倾向新兴的城市中上层,和与他们审美趣味高度一致的消费主义。这种居住人群逐渐取代过程被称为“士绅化”(gentrification)。这个几年前还停留在学界内部讨论的专业名词,如今也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大众视野中。

它们同时也深深嵌在学者赵益民所讲的“反城市主义”进程中。在赵益民看来,许多对城市的规划、想象,都把城市作为完成更大的政治经济目的的一环,而没有从城市生活自身的逻辑去考虑。当需要工业化,城市就被要求工厂林立;当需要加强环境保护,城市就要变成低密度的花园……那么,各种城市升级改造计划中,频繁出现的“社区”一词,究竟意味着什么呢?

无论是西苑的茶店,还是南小街被“整治拆墙打洞”掉的各种小餐厅、小生意门脸房,抑或白塔寺的农贸市场,我们看到,原本在漫长自然的生活中形成的有机共同体被强行抹去。这种由政府主导的反城市主义和资本驱动下的士绅化双线并行,使得我们生活的空间进一步丧失自主性,接受一轮又一轮的更新和驯化。

南小街是这种空间驯化的“新成品”。菜市场经过精心设计和重建后,完整回到了人们的生活中——这和整个社区的“文化改造”风格,是同步进行并互相协调的。惟一不协调的,是当地居民和摊主需要去适应种种升级成本带来的不便。同时,菜场自身也要适应因外来人口减少而造成的生意萧索,及来自其他商业竞品的挑战。

三源里菜市场最有意思的一点,恰恰在于它没有被“折腾”过。使馆区这块免受各种拆迁政策打扰的地界可以说是北京资格最老的“士绅化”区域。三源里的存在、发展、市场份额,都由处在这个城市顶端的消费群体决定。尽管它在网络上被誉为人气菜场,尽管它据称承载了人们对北京生活的美好想象,但三源里其实更是一个漂亮的景观。它的价格和定位决定了和这个城市中大多数人的实际关系是疏离而淡薄的。

而白塔寺则不太一样,它尚处在一种驯化未完成的冲突之中。2016年,《燃点》杂志刊出艺术评论人李山(Alessandro Rolandi)的文章《两个微笑之间的区别:从北京设计周看创意与旧城区改造》,他指出,“白塔寺再生计划”正如同特洛伊的木马攻城夺地,它绝不像它所试图呈现出的不同阶层交融共生的图景,事实上,它早已溢出不同群体如何互动“人类学”范畴,而是被迫走进经济的领域,在这个领域中,本地居民、外地租户、外来的中产阶层访客、投资者几方的距离慢慢凸显,他们被迫地激烈对抗,彼此纷争,引发新的特权和不平等。最终,能支付更高租金的阶层肯定会体面地赢得这场“原真性”阐释之争。而这绝不仅仅是金钱,更是文化权力的彰显。

白塔寺街区至今未能成为一个“士绅化”成功的案例,不过,南锣鼓巷、五道营胡同等开发成功的“老北京”街区已经证明了,咖啡馆、酒吧、古着商店等属于游客和中产阶层品位的店铺,往往会取代杂货铺、缝补铺、棋牌室、菜市场等本地居民的消费场所。文化消费的逻辑通过图像与话语把一种对美好城市生活的想象,无时无刻地传递给城市消费者。创意阶层也因循此构建了一种文化氛围,它威胁着以老年人和底层外来人为代表的,无法振兴消费的阶层。

事实上,不论是单个菜市场还是它们所在的街区,一旦脱离实际的人群互动、社群的居住权利,以及有着主观认同的居民们连续而日常的生活积累,那些世界各地的城市规划者所效忠的雅各布斯式的城市图景及关于社区活力的多元美好想象,就很容易变成资本升级地租的游戏。

这也正是莎伦·佐金(Sharon Zukin)在其著作《裸城》中所批评的,忽视“人”的因素,忽视社会阶层的视角和其中的不平等因素,仅仅追捧的“原真性”城市肌理,就使得“原汁原味”变成用于粉饰消费和生活品味的新的权力工具。

而雅各布斯当年所奋力捍卫的街区,后来又变成了什么样?

在她一家搬离后的几十年间,这个街区逐渐以她所倡导的方式,完成了她所意想不到的蜕变。到了1990年代,她所熟悉的肉联厂街区(Meatpacking District)已经变成了昂贵的精品地产。她故居旁边的两条小街区仍然布满各种小店,但早已不是过去廉价、低端的商铺,光顾这里的消费者大多来自创意阶层。曾经住在这里的少数族裔居民早已更替为城市新贵。

北京的未来,和那些在越来越昂贵的老城区得以幸存的菜市场们,也会拥有类似的图景吗?

尾     声

“西红门一着火,西客站第三天就拆光了,什么买菜的地方都不剩了,” 一对残障夫妇告诉我们,他们每周骑着助动车从北京西站跑来天坛南门——这个他们曾经生活过的街区来买菜。

北京南城的菜市场似乎因地处房价洼地而被政府和开发商暂时网开了一面,市井生活依然保留了不少。

位于天坛南门的李村菜市场是内城难得一见的大型早市,除了常见的本地菜外,各种南方细菜在这里也能觅到踪影,每天早晨都会迎来在天坛遛完弯准备回家的老人。我们走进市场空间,就听见各种音调的吆喝声,不同菜摊上的插着的、由摊主自己用来宣传菜品的手写广告牌也不拘一格,看后让人会心一笑。逛完天坛的大爷大妈,走到自己熟悉的摊位前,和摊主扯上一会家常,你来我往互相让几次价,心满意足地拎着菜回家。

李村的菜场︱图片来源:柴潜

出了李村早市,穿过一条街,再拐个弯,就到了一个位于巷子里的“马路菜场”。路两旁居民区间夹着的这条窄巷子,自发形成了一个集市,蔬菜、水果、日杂、熟食应有尽有。人们在巷子里推着自行车或走着路,右边往里行,左边往外行,左顾右盼挑选着食材或是跟菜贩聊上几句,嘈杂的同时又秩序井然。

摊贩也有摊贩的规矩,这里由于马路菜场是在空地上自发形成,没人收取摊位费并维持秩序,然而摊贩们谁都不去占别人的位子,每天收摊的时候,垃圾也都会随手带走,似乎已经形成了一个天然的“契约”。走在其中,一句问候总是伴随着四面八方传来的不同乡音的回应,让这里显出与这个大城市不太匹配的温情和友好。

李村周边的街边菜场︱图片来源:柴潜

然而,李村隔壁的全天市场已经在去年关闭,马路菜场周遭的小店也在封墙堵洞的运动中消失殆尽。这一片的未经营造、浑然天成的“社区”,也笼罩上了危机的阴云。买菜的人、卖菜的人都不知道,这个菜场——社区的命运,未来会如何。

原标题:北京菜市场调研:为谁存在?为谁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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