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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草剂泛滥,超级杂草惊现!

2018-10-20 13:39

原作者: 李尚勇 来自: “李尚勇说困局”微信公众号
食物主权按:

历经三四十年,除草剂的大规模使用,已经深深渗入我国的农业基础环境以及我们的食物链中。文中的几组数据足以让我们触目惊心。而农地现场图片更是直观地呈现了除草剂带来的恶循环:疯长的“超级杂草”和变异的土地让农业生产者们束手无策,只能继续泛滥喷洒各类除草剂。

本文作者认为超级杂草之所以产生,是因为除草剂是选择性杀灭杂草,其它杂草趁机独大,而成燎原之势,成为“超级杂草“。而在北美,喷洒草甘膦除草剂的大量农地出现了超级杂草,它们的出现是因为对草甘膦除草剂产生了抗性,格外茁壮、难以灭绝。本文作者观察到的超级杂草,到底是因为什么原因产生,应该还需要进一步地研究。

严峻的问题是,在这种生产方式和市场环境下,个体农民对超量农药的使用是无奈的。而转基因利益集团为追逐巨额利润,却仍在推动捆绑除草剂的转基因作物商业化种植。

作者简介:李尚勇,现实制度问题研究者,独立学者。


同往年一样,2018年的“十一黄金周”,笔者并不出行,趁着天气尚好,去了市郊寻秋。
 
这是周公山的山脚,农田随山坡呈梯形向山上延伸。中秋季节,田地里多数是红薯,有些蔬菜刚刚种上新苗。偶尔,会看见收获玉米后的田里,稀疏地竖立着一株株干枯的玉米杆。
 
旁边的农妇正在挖红薯,笔者与她闲聊,随便了解一些乡村农事和村民的生活。这是笔者多年来养成的习惯。


聊着、聊着,笔者突然注意到了我们旁边的一块田里满是杂草,满目荒芜。
 
于是便随口问道:“那块田被撂荒了?”
 
“没有。”
 
“那怎么有那么多杂草?”
 
“那是用了除草剂。”
 
笔者去田里查看以后,大为吃惊。


在这块收获玉米后的田里,粗壮的杂草覆盖了整块田,其厚度超过10公分,站在田里如同踏在地毯上。


问过农妇后得知,他们使用除草剂始于1980年代,所有用了除草剂的田地,只要短暂“歇耕”,便几乎会被这一类粗壮杂草所覆盖。
 
笔者问:“下一季耕作前,怎么处理这些杂草?”
 
“还是用除草剂。”(即,杀之,让其枯萎)
 
“不可以翻到土壤下面做肥料吗?”
 
“太粗壮了,沤不烂。”
 
“把它们收起来烧掉,也是肥料。”
 
“现在不行了。烧桔杆、杂草,要被罚款500-1000元。”
 
后来,笔者在其它田地里,看见了更多这样的“超级杂草”。


没有使用除草剂的地边,同类杂草(禾本科杂草)与其它杂草一起,并不特别粗壮、茂盛(见下图)。


田地里的杂草为什么会长得如此粗壮、茂盛?
 
除草剂的说明书写得很清楚:不同品种的除草剂针对不同的杂草。例如,“除草剂二甲四氯对小麦、玉米等禾本科作物是安全的,能杀死灰菜、荠菜等双子叶杂草,但一般对稗草、看麦娘等禾本科杂草无效”。
 
这也就是说,一般除草剂是选择性杀灭杂草。比如,笔者拍摄的玉米地里,双子叶杂草(宽叶杂草)被杀绝了,“禾本科杂草”独大,便趁机茁壮成长起来,并成“燎原”之势。这便是玉米地里“超级杂草”的由来。
 
处理这类“超级杂草”头痛不已,一则,杀死这些杂草还需要大量除草剂;二则,处理杀灭枯萎后的超级杂草也是麻烦事,烧不能烧,埋不能埋,咋办?(见下图)


当然,真正的问题是,大量除草剂在我们的环境中累积起来。
 
据国家统计局官方数据,2015年中国农药使用量是178.3万吨[1];而根据农药工业协会的统计,“2009 年除草剂首次超越杀虫剂,成为我国第一大农药使用品种”[2]。这说明,目前中国除草剂的使用量已经相当大了。
 
根据文献资料,真正作用于农作物的农药(主要是除草剂、杀虫剂、杀菌剂)仅占使用量的10%-30%,其余50%-60%残留于土壤中,20%-30%进入大气和水体。中国最近20年大约有2115万吨农药进入环境,年均残留量高达106万吨(2015年攀升到125万吨)。这造成了怎样的土地、水流和大气污染,真的难以估量[3]。
 
2018年8月11日,美国加州法院判决孟山都公司向一位草甘膦除草剂受害者赔偿2.89亿美元(约19.8亿元人民币)[4]。这是一个标志性判决。此前,孟山都宣称“草甘膦除草剂对人无害,对环境无污染”,是除草剂中最安全的。加州法院的判决,宣告了“除草剂无害”这个神话破产。而此时,中国已经成为草甘膦除草剂生产量、使用量和出口量最大的国家;并且,在中国除草剂市场上,草甘膦除草剂稳居第一。


需要人们反思的是,面对三四十年的农药泛滥,国人已经麻木。甚至在中国学术界,也堂而皇之地将杂草列为“草害”,并与农作物的“病虫害”并列,合称“病虫草鼠害”。
 
例如,下图论文写道,“据全国农技中心调查统计,2015年全国病虫草鼠害发生面积70.54亿亩次”;“农田草害的发生面积14.5亿亩次……防治面积15.5亿亩次”[5]。按照这个统计口径,2015年,中国使用除草剂的耕地面积高达15.5亿亩次。


然而,我们怎么会走到如此不堪的地步?
 
其实,1970年代以前,中国农民大多不知道除草剂为何物。农田里的杂草呈现多样性的特征,很多时候,杂草往往成为“绿肥”。除此之外,农民还要在田边地头割草喂猪、喂牛。
 
少年时代,笔者兄妹俩曾养了一对兔子,因而经常要去田边地头采集兔草。有时,我们会去玉米地里挖野草,但那时地里的野草并不多。因为,在玉米还没有成林之前,农民已经锄过地了。锄地的目的好像有两个,一是锄去杂草,二是让土壤蓬松,减少水分蒸发。
 
下面的照片是笔者在“超级杂草”旁边拍摄的,这些田地没有使用除草剂,杂草也呈现多样性。


下面是笔者在“全面生态种植”的四川省简阳市双河村拍摄的农民在田里保留杂草的照片。当地的农技员告诉我,适当保留下来的杂草,可以维护植物多样性,保持水土,培肥并改良土壤,防虫抗虫,减轻病害(但基本条件是,小块土地,多种作物交叉耕种,杜绝单一农作物大面积耕种)。


下面是笔者在“超级杂草”附近看到的,同一片土地“不用除草剂”与“用除草剂”的杂草对比。前者的杂草呈现多样性,后者的杂草单一、粗壮、茂盛。


进一步的问题是,如今种地,农民为什么一定要用除草剂?甚至边远山区的农民也在广泛使用除草剂(这造成河流水系源头和上游地区的广泛污染,使我国环境的后备容量几乎丧失殆尽)。
 
这是因为,大约占农村人口1/3的农村青壮年劳动力(总数超过2亿人),被“发展战略”调往城市,成为所谓“农民工”(即没有摆脱农民身份的产业工人)。另一方面,因为种地收益太少(这是由发展战略、农业政策、低成本出口优势和收割“人口红利”所决定的),这些青壮年劳动力在家种地不能养家糊口,被迫外出打工养家(其中谁决定谁,读者自己缕一缕)。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种地的只能是老弱劳动力,他们不可能使用农家肥,更不可能人工锄草。于是,撒化肥、打杀虫剂、用除草剂,便成为这些老弱劳动力的不二选择(科学家已经证明,化肥用得多,必定虫子多)。
 
因为种地难以养家糊口,所以,越来越多的耕地被用来种果树,种花草,开农家乐,搞旅游开发;越来越多的耕地被撂荒;越来越多的农村人口拥向城市,在所谓“非正规部门”(指微型企业、小作坊、地摊经营、家庭服务和灰色地带)“讨生活”——城市化战略因此而进展迅速。
 
在上述背景下,试图消灭小农、破坏农业家庭经营的那些人,便明里、暗里搞所谓“农地规模化经营”。而“规模化种植”一定是单一农作物大面积种植,一定需要大量使用化肥、杀虫剂和除草剂。因为,大面积耕种不可能使用农家肥,更不可能人工锄草。
 
上述各项综合的结果便造成了目前的现实:中国需要大量进口农产品,而国人的肚子也越来越多地依赖国际市场。最新最权威的数据是,“据测算,通过国际贸易和合作,我们利用了国际上相当于7亿亩播种面积的土地生产粮食和大豆、棉花、糖料等农作物”[6]。7亿亩!这相当于中国实际耕种面积的40%;若计入复种面积,则相当于中国播种面积的28%[7]。

于是,中国农业远离“可持续发展”,走上了一条不归路。

注释:

[1] 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司:《2016中国农村统计年鉴》,表3-13,中国统计出版社,2016年11月。

[2] 观研天下:《2018年中国农药行业产业链及供需情况分析》,中国报告网,2018年2月11日。

[3] 李尚勇:《人口困局》,第118页。

[4] 新华社消息:《孟山都被判赔偿近3亿美元》,《深圳特区报》,2018年8月12日,第A06版。

[5] 束放等:《 2015年我国农药生产与使用概况》,《农药科学与管理》, 2016年第7 期。

[6] 习近平:《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的讲话》,2013年12月23日。

[7] 《中国统计年鉴(2016)》。

文章来源:“李尚勇说困局”微信公众号,作者于2018年10月10日写于钟山斋。
原标题:《见证:除草剂之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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